戏剧小品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戏剧艺术样式在剧坛确立其地位主要得力于喜剧小品的成功。但随着喜剧小品声誉日隆，它也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厚爱。而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盛行的中国，喜剧小品也面临着被工具化的危险。我们至少可以从两种现象中窥测到喜剧小品被正剧化、日益丧失其喜剧精神。

　

　

近20多年来，中国剧坛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是戏剧小品的兴起。对于“戏剧小品”中的“小品”,有人理解为“短小而有品位”①，这是善意的误解。所谓“小品”，原指佛经的简本，现多指简短的杂文、散文或其他文艺体裁中短小的表现形式。因此，所谓“小品”，只是就其篇幅短小而言的。戏剧小品就是“微型戏剧”。微型戏剧不能说是1980年代才有的戏剧形态，在此前的中外戏剧史上都可以找到它的踪影。作为中国戏剧源头的先秦时期的俳优表演、唐宋时期的参军戏都是微型戏剧。因此，有人说：“参军戏既是中国喜剧的起源，也是中国传统的喜剧小品。”[1]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也不无道理。现代西方未来派戏剧中也多有微型戏剧。不过戏剧小品作为一种微型戏剧大量涌现、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成为戏剧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却是1980年代以来的新鲜事。

较早将“小品”一词用于戏剧领域的是欧阳予倩。他在1957年写的长篇回忆录《谈文明戏》里所说的“滑稽小品”就是独脚戏，②当代流行于上海和江浙一些地区的滑稽戏就是由独脚戏这种滑稽小品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独特的喜剧艺术样式。欧阳予倩所说的1920-30年代在堂会演出或在电台广播的“滑稽小品”即独脚戏后来也作为一种曲艺形式保留了下来，它们在性质上与今天的喜剧小品也是比较接近的。

自1980年代开始，戏剧小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戏剧样式兴起于剧坛并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不容忽视的一种戏剧现象，则与电视这一日益普及的先进媒体的传播与倡导大有关系。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是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戏剧小品表演，二是由电视台直播和转播的从全国到地方所举办的各种戏剧小品大赛。正如剧作家胡可所说：“由于小品总是同电视晚会相联系，这些年来喜剧小品几乎成了它的主流。我国话剧中的喜剧向来不算发达，喜剧小品的兴起大大释放出了演员们的戏剧潜能，造就出相当一批被观众喜爱的明星。”[2]其中尤为突出的喜剧小品明星有陈佩斯、赵本山、黄宏、严顺开、赵丽蓉、巩汉林、宋丹丹、潘长江等。因此，谈当代戏剧小品主要就是谈喜剧小品。

整个来说，戏剧小品20余年的发展，既产生了一批较优秀的作品，也有大量内容肤浅、格调低下的粗制滥造之作。作为一种独立的戏剧样式，它从1980年代前期出现，大致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前期形成热潮，19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走向衰落。

喜剧小品在1980年代兴起并很快掀起热潮，其根本原因有三：第一，喜剧小品是中国当代长期遭到压抑、禁锢和扼杀的喜剧艺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寻找到的一个狭窄的突破口。喜剧是自由的艺术，它植根于人类快乐的天性，世界上没有不热爱喜剧的民族，中国人民更是偏爱喜剧。但是近代以来国家贫弱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倍感压抑，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反映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往往也以悲凉和悲壮为主调。新中国成立以后，左倾政治实用主义思潮的蔓延又逐步禁锢了人民群众明朗乐观的天性，也扼杀了作家艺术家对喜剧艺术的创造力。在整个当代，喜剧艺术非常贫乏，“文革”时期，喜剧则几乎绝迹，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单调至极。因此，新时期伊始，与观众“久违了”的喜剧一出现就大受欢迎。但随着讽刺喜剧《假如我是真的》遭批判、荒诞喜剧《车站》被禁演，喜剧的发展再遇挫折。与此同时，整个戏剧界也因戏曲坠入低谷、话剧日益不景气而发出了“戏剧危机”的惊呼。就在这样的当口，喜剧小品登场了。因此，喜剧小品热潮的出现，既是对多年喜剧匮乏现象的反拨，也是喜剧艺术被扭曲的一种畸形发展。第二，喜剧小品作为一种体现了一定的喜剧精神但主要是以娱乐为主的喜剧艺术样式应时而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喜剧艺术的长期渴望和审美需求。它是喜剧，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它也适时地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对不良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心态给予温和的揶揄、嘲讽与批判，观众觉得亲切。一些针砭时弊的喜剧小品传达的正是大众的心声，因而能产生广泛的共鸣。同时，一些优秀的小品，篇幅短小，构思新颖，结构精巧，或讽刺、或幽默、或滑稽，欢快、明朗、活泼、机智，有时妙语纷陈，令人解颐，有时逸趣横生，令人捧腹。对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观众，这种短小精悍、娱乐性强的喜剧艺术正适应了他们追求轻松娱乐的审美趣味和心理，因而喜剧小品始终有着大量的观众。第三，喜剧小品中和适度的美学风格使它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虽然有少量喜剧小品充满了讽刺批判的喜剧精神，但相对来说，泼辣犀利的讽刺小品较为少见，绝大多数喜剧小品属于幽默滑稽小品。即使是讽刺小品，由于篇幅短小，虽然也能击中要害，但大都是点到即止，暴露与讽刺难以入骨三分、痛快淋漓，而往往是温婉含蓄，中和适度。就是那些优秀的讽刺小品也很少能真正触及现实生活中重大的社会问题，体裁的限制使它偶有涉及，也只能旁敲侧击，甚至只是如蜻蜓点水。因此，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力度，或者整体喜剧精神的强度，或者艺术形式创新的程度，喜剧小品与大型喜剧都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幽默滑稽小品，优秀者或温和地批评，或善意地嘲讽，或含蓄地赞美，有的机智风趣，有的欢快热烈，有的清新明朗，有的怪诞滑稽，大都平和节制，不露锋芒，适应着当代观众最普遍的审美情趣和找乐的心理。并且小品中有大量的作品，往往思想浅露，或无思想内涵，无讽刺锋芒，只是一味逗乐，至多只是具备娱乐的功能。因此，喜剧小品的成功可能引来一批生活和艺术中的仿效者，可能成为大众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或者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很少能引发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当然也就不会遭遇来自外界的非艺术的干扰。这一方面为它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则由于整体上喜剧精神的稀薄，也客观显示出它作为喜剧艺术的严重局限和弱点，它后来的走向衰落正是其局限和弱点充分暴露和恶化的结果。

　

　

喜剧小品热出现之后，人们曾试图对这种新的艺术品种进行理论界定，探讨其美学特征。笔者认为，优秀喜剧小品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正如“喜剧小品”这一命名所暗示的，它的美学特征最根本的是两点，一是形式篇幅上的“小”和艺术表现上的“巧”，即小巧玲珑、短小精悍、以小见大；二是充分运用喜剧思维和各种喜剧表现手法与技巧，幽默、讽刺、滑稽、荒诞，应有尽有，风格多样。同时，针砭时弊，现实感强，体现了一定的喜剧精神。

喜剧小品篇幅小、场面小、人物少。一部剧作的表演时间，少的只要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人物有时只有两个甚至一个。但以如此小的篇幅要获得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效果，就必须有艺术构思和表现上的“巧”：选材要巧、角度要巧、手法要巧。

喜剧小品在题材选择上一要避免直接反映重大事件，二要避免缺少喜剧元素的沉重话题。因此，成功的喜剧小品往往总是精心选择生活中的一些人们见惯不怪的小事，但独具慧眼的喜剧家却从这小事中发现带普遍性的问题，因而能巧妙地以小见大，或表达较深刻的思想，或揭露令人警醒的事实。如夏钧寅、澹台仁慧的《皮钱儿轶事》（1987），讲的是一栋办公楼的盥洗室的水管漏水，需换两个皮钱儿进行修理。可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无人理睬。同在楼里办公的两个单位又互相扯皮，彼此推委，终至水淹大楼。看似荒诞不经，却是生活的写照。该剧从微不足道的两个皮钱儿入手，暴露、讽刺的却是机关人浮于事、互相扯皮以及本位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和丑恶作风。充分展示出喜剧小品以小见大的美学特征和艺术魅力。同样，鲍占元的《照相》（1987）也是通过“照相”这样一件普通平凡的小事开掘出一个令人深思的主题：“官本位”意识对中国人的奴役是多么深重！它讲一位中年干部来照相馆要求拍一张面带笑容的标准照，照相师热情服务、想尽办法，照相者就是不露笑容。随后请来经理出谋划策，包括用金钱、美酒也都仍然换不来他的笑脸。最后经过攀谈，得知他是一位处长，于是经理说：“就凭您这资格、您这身体、您这年龄还得往上升。您一定能当局长。”这样，照相者终于笑了。这样的小品，小巧玲珑，趣味盎然，既讽刺有力，又意味深长。在笑与不笑之间概括了深刻的社会心态，对中国社会长期普遍流行的“官本位”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讽刺。多少中国人就像这位处长一样整天在做着升官梦啊！以至于没有了“官”就没有了一切，只有与“官”相联系才会有笑容，人性被扭曲导致了异化。

喜剧小品的题材领域是广阔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热点问题也常被涉及。但喜剧小品因为容量有限，总是巧妙地选取表现的角度，避免正面展示、面面俱到，多是旁敲侧击、迂回作战，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像宋丹丹、黄宏表演的《超生游击队》（1990）写的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计划生育题材，也是社会热点问题。但剧作只是巧妙地截取了一对超生夫妇在流窜途中短暂休憩时的谈话片段，通过人物的自我嘲弄与揶揄，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思想落后保守、无视计划生育国策的超生夫妇自作自受、自讨苦吃的艰难与尴尬。剧作独辟蹊径，巧借战争年代的军事术语，将生孩子躲避处罚与打游击联系起来，构思新颖，结构精巧，首尾呼应，一气呵成。虽是常见的题材，因艺术表现的奇巧，而显得别开生面，堪称喜剧小品中的上乘之作。黄宏、侯耀文表演的《打扑克》（1994）也是一部以构思新颖、表现手法奇巧取胜的优秀喜剧小品。时间进入1990年代，商业化浪潮席卷中国。文人下海、学生经商；官员挂职、演员走穴；小秘吃香、名片流行；公司如雨后春笋，经理满街都是。《打扑克》正是以此为背景，对当代社会的官场、商场、文场的不良风气和丑陋现象给予了有力的嘲讽与抨击。该小品构思之奇、表现手法之巧就在于以名片当扑克。打扑克是观众都熟悉的一种平常的娱乐活动，但将名片当扑克打却出乎观众的意料之外，同时也就有了可看之处。在这里，一张张标有不同职务的名片在“官本位”意识严重的中国人眼里就变成了一张张有明确顺序和大小的扑克牌，一张管一张，一级管一级。而在流行“小秘傍老板”的社会环境里，“秘书”自然可以管董事长，这就是小品中所说的“女秘书能够当董事长的半个家”。形式的新颖、手法的新奇，以及鲜明的喜剧精神，使该小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透过一把扑克牌可以看见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正是：“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生旦净末丑，是谁谁明白。”

喜剧小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讽刺、幽默、滑稽、荒诞，各显其能，有的欢快热烈、有的明朗乐观、有的诙谐滑稽、有的机智幽默、有的泼辣犀利、有的怪诞离奇、有的闹剧色彩浓厚，从而共同奏出了一曲丰富博杂、色彩缤纷的喜剧交响曲，这是喜剧小品的美学特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在风格多样的喜剧小品中，讽刺小品以其鲜明的美学倾向、尖锐的讽刺批判精神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成为了小品中的佼佼者。王凤奎、李继河创作的《如此落实》就是一部别出心裁、具有较高品位的讽刺小品。剧作篇幅短小、情节单纯、行文简练，给人玲珑剔透、朴素而精致的美感。剧中只有一个人物，即某地委王专员，剧作截取的就是王专员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片段。像王专员这种领导，不学无术、不干实事、忙于开会、到处讲话作指示，拿着秘书写的讲稿不会念，倚老卖老、有口无心，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浪费时间，观众都似曾相识。他的这种讲话无的放矢、东扯西拉、前言不搭后语，随意发挥、重复罗嗦，观众都有所耳闻。作者巧妙地将生活中常见的这种不正常现象进行高度的提炼与概括，从而在短小精致的篇幅里塑造出了王专员这一典型人物。这篇讲话看似废话连篇，但却是作者精心营构的结果，是高度典型化的产物。小品题为《如此落实》，其含义大致有三：一是王专员参加的是一个以“端正作风，解放思想”为主题的会议，可他为落实这一精神的讲话却空洞无物从而使这一主题落了空。二是书记的总结讲话在前，王专员负责行政落实的讲话在后，可是王专员的讲话却全是空话、套话和废话，因此，所谓“落实”，实为“落空”。三是王专员的讲话最后能落到“实处”的就是要求下级层层开会去落实会议精神，这样以会对会、以空对空，如此落实，结果只能是落而不实，不了了之。剧作以此对王专员一类庸碌无为的官僚主义者和整个行政机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给予了无情的嘲讽和抨击。此外，鲍占元的《照相》、李东升的《主要任务》、郑少茹的《茶叶蛋》、孙乃宝的《超负荷》、黄诚的《镇长题词》、程小艺的《吃客》、岳野的《公费医疗》等都是特色鲜明、喜剧性强、具有较强烈的批判精神的优秀讽刺喜剧小品。

而近20年来在社会上广有影响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喜剧小品，因为要适应特殊演出时空和观众在特殊的喜庆时刻审美心理的要求，则大都以幽默滑稽为主。虽然其中也不乏揶揄、嘲弄与讽刺，但大都显得含蓄、温婉。整体来说，幽默、滑稽、喜庆、欢快是晚会喜剧小品的主色。其中，早期的喜剧小品如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拍电影》、《卖羊肉串》、《主角与配角》等，虽然对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心态也多有温和的嘲笑与讥讽，但大都娱乐性很强，这些小品的成功尤其是其强烈的喜剧效果的产生主要是仰赖演员滑稽夸张的形体动作表演。而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人们对喜剧小品的审美趣味也逐渐由满足于单纯的追求娱乐而向追求审美的多元转化。这样，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春节晚会上的喜剧小品不仅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加，而且风格也更加多样，特别突出的是诞生了一批具有一定意蕴的幽默小品。如1989年的《英雄母亲的一天》、《懒汉相亲》，1990年的《相亲》和同年元旦晚会上的《超生游击队》、《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