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四期
文化认同理论下的伊斯兰文化与全球化
——阿拉伯学者的学术视野与理论路径
韩 志 斌
21世纪初,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的关系令人瞩目的呈现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相关的专家学者已经开始体验学术界对该命题关注所带来的激烈与动荡。针对这些概念的学理间辩论十分紧张,而且论者们似乎也都确信事关重大,不容忽视。这一命题的升温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理论基点偏向文化和认同的倾向是紧密相关的。反思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都将文化认同作为自身建构理论体系的内核元素,这些观点打破了传统政治现实主义严格排斥文化认同的学术禁域,对“观念”解释的漠视已成为昨日黄花,文化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正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之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的关系又回到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考究之中。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都站在欧美学者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立场上,从欧美学者的观点中引经据典,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尺度解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全球化的联系,甚至歪曲二者的关系,得出的观点有失中允。本文试图从阿拉伯学者的理论视野出发,梳理阿拉伯学者对伊斯兰文化的全球化视角,探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洞悉当前中东政治思潮的格局与结构。
一、文化认同理论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随着冷战时代的突然结束,民族国家实现民族从“自然状态”向“政治形态”的转变,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这直接的并不可避免的迫使阿拉伯学者重新思考世界事务中的文化认同问题,“一个新的、以某种方式极度全球化的时代正在产生。”
[1]任何人都不要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得到关注寻求什么貌似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个深刻的、划时代的动荡时期,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转变似乎比地缘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变化更为瞬息万变。面对西方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日益担心自身的文化认同困境以及文化自主特性。
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解释完全没有为国际关系辩论中出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的向心性提供完整的理论体系。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稳固地持续到现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遇到前所未有的敌视,9·11事件便是全球反美主义的极端例子。美国学者耶尔·H.弗格森讲道:“如果理论不能说明当日头条新闻的读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放弃这个理论,并取代这个理论。”
[2]为此,文化认同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细致研究,尽管集中的批评挑战并没有使主流的正统理论屈服,但是却开创了文化认同理论的理性与灵活性,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便是回归学术界的重要语汇。
认同理论是近几十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从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角度对“认同”这一概念进行了多维分析。从本源上来看,认同意味着一种“同一性”。作为识别象征体系,用来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与“他者”的不同。威廉·康纳利指出:“差异需要认同,认同需要差异……解决对自我认同怀疑的办法,在于通过构建与自我对立的他者,由此来建构自我认同。”
[3]文化认同是一种意义和智力系统,是群体统一的逻辑基础,强调重构文化特质以及认同在文化体系中的首要性。
[4]由此可见,文化认同具有可塑性、重构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
约翰·肖特尔(John Shotter)说,“在初期的世界本性的深刻思考中,我们有一种选择:或者考虑它是以恒定性(固定的实物)为基础的,并且把变化看成是有问题的;或者认为它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把达到的稳定性看成是有问题的。”
[5]尽管约翰·肖特尔所言似乎云山雾罩,但有一点信息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文化认同理论的稳定性与矛盾性。阿拉伯世界对全球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关系的讨论特别激烈,正是这种矛盾性的综合反应。阿拉伯学者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层面,提出三种观点:(1)全球化是“帝国主义高级阶段”,是一种“文化侵略”,威胁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主导思想,削弱其独特的“认同个性”,破坏了阿拉伯文化遗产和伊斯兰文化的“真实”、“信仰”和“民族认同”。(2)作为全球化系统中的世俗主义者应该迎接以现代科学技术、全球信息理念和知识技术经济为基点的全球化。这些阿拉伯思想家认为阿拉伯人在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反复思考无异于作茧自缚,不要囚禁和困倦于“想象的”历史形态。相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要积极吸取全球化所带来的知识、科学和技术这些“积极机遇”,但同时不要失去自己的个性。(3)要吸取全球化中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和谐、一致、兼容的因素。全球化不可能被全部接受也不能全部抛弃,接受其的态度可以称为“积极中立”的方式。这是一种较为现实的态度,其现实基点是企图找到一种中间的路径,因为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6]
二、阿拉伯学者视野中的全球化挑战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的核心内涵正在经历着一系列重新定义的任务,命题的多重性导致观点的多样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的联合主题是“多样性”与“社会建构”,包括“个体认同”(单个的阿拉伯人)与“集体认同”(阿拉伯世界)对该命题的认知。实际上这本身证明了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的观点,文化认同包含着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认为认同是本质的、基本的、整体的并保持不变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认同是通过历史上的行为建构并改造的。
[7]阿拉伯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认知并不是相同的,而是多元主义的。
(一)全球化等于美国化
在阿拉伯学者之间(包括反全球化和支持全球化)存在着一种认知,即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甚至英国学者也认为:“实际上有时从形式上很难辨别全球化和美国化的区别。”
[8]这一理论认知包括以下含义:(1)全球化认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模式的优越性。阿拉伯人对美国权势和霸权态度,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存在着自己的解读,美国对以色列的绝对支持影响了阿拉伯人对美国文化的态度,以及对全球化的理解。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人设计的,用来宣扬美国文化形态,其终极目标是美国文化成为规范世界秩序与结构的示范模式。北非学者阿布杜·拉赫·巴尔卡齐兹(Abd al-Ilah Balqaziz)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因为美国人主导全球化的方式、权力、利益和目标。
[9](2)全球化是美国霸权的延伸。美国的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及文化权力固化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形象,而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的宣传更加重了阿拉伯学者的反感意识。阿拉伯学者胡赛因·马卢姆(Husayn Malum)认为美国的世界秩序战略就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将市场经济模式传遍全球,破坏其他国家、民族和民众的自主选择权力,全球化是21世纪美国世界秩序的基础。另一位北非学者认为:“全球化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机制,而是反映了美国霸权蔓延世界的趋势。”
[10]其他穆斯林学者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埃及记者赛义德·拉维迪(Said al-Lawindi)将全球化描述为“美国霸权的梦魇形态”,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野蛮的资本主义霸权结构,除了给国际社会体系带来混乱和暴力外,一无所有。
[11]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主任阿布杜·阿齐兹·图瓦亚几里(Abd al-Aziz al-Tuwayjiri)认为全球化等于美国霸权,这与民族经济、主权和文化多样性的规则大相径庭。
[12]以上学者是从伊斯兰文明集体认同的视角强调了国际秩序“反美”倾向,认为全球化会使稳定的世界态势分崩离析,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和行为会发生混乱。
(二)全球化在销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
阿拉伯世界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将全球化视为一种消除伊斯兰属性的过程与趋势,认为全球化试图在世俗主义、人权和自由的旗帜下,使穆斯林世界加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行列,丧失本体宗教的特质。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认为全球化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 “背道而驰”。
[13]因此,激进伊斯兰学者要求穆斯林世界抵制“西方十字军和犹太人”,捍卫沙里亚。在他们看来,以全球化的名义,如“宗教团结”、“世界和平”、“民主”和“世俗化”的话语将穆斯林和西方归属同一类属是不可能的,穆斯林体系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关键结构与其他道德文化体系迥然不同。(1)全球化是对伊斯兰教的挑战。穆斯林一直对伊斯兰教引以为豪,《古兰经》中说:伊斯兰教是“人类进化以来最完美的宗教”。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还是一种社会秩序,一种能够指导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规范系统。因此任何改变伊斯兰宗教秩序的尝试都被认为是对伊斯兰文化认同的稀释。全球化作为对伊斯兰教威胁的理念遭到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并引起一种防御式质朴的宗教回归。开罗大学哲学系教授哈纳菲(Hanafi)认为全球化代表一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和统治意愿基础上的潜在西方“自我中心主义”。这是西方国家利用所谓新思想和新观点(如“全球化”“单极世界”、“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世界村落”)使他们的霸权合理化。
[14](2)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对穆斯林世界的殖民化。在许多学者看来,西方对中东地区的文化入侵来自于被冠之为“十字军”的现代化与西方化,包括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有的阿拉伯学者持反对的态度来讨论全球化,视之为洪水猛兽,将全球化等同于殖民化、帝国主义等革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穆斯林兄弟会的阿迪·侯赛因(Adil Husayn)认为全球化是 “狡猾和欺骗”的西方媒体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进行洗脑,是“美国-以色列共谋”反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穆斯林作家阿布杜·瓦哈比·马斯里(Abd al-Wahhab al-Masiri)描述全球化为“荒谬的谎言”,动员穆斯林民族去对抗这种趋向。
[15]
(三)全球化等同于世俗化与文化霸权
全球化等同于世俗化是艾哈迈德·阿卜杜·拉赫曼博士的观点。伊斯兰教的最大特点在于宗教的入世性,即宗教与政治紧密联系,而全球化“将宗教和世俗生活隔离开来,用所谓注重实效的物质主义思想替换伊斯兰思想。”穆斯林世界的全球化将意味着“从思想和行动上清除伊斯兰思想,以便穆斯林能够屈从于西方。”人权、自由和民主是西方国家合乎经济原则的标准。为了将美国的全球化强加到穆斯林世界,美国政府支持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力量,进行民主化改造,反对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都十分关心植根于伊斯兰历史和文化的穆斯林文化认同,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的文化霸权与制度霸权。苏来曼(Sulayman)满怀激动之情的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独裁文化结构、武断霸权体系,专制威权制度。”联盟秘书长阿卜杜拉·土耳其(Abdallah al-Turki)指责美国及其盟国利用9·11事件“指导全球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读,激起基督教对伊斯兰文化的偏见。”
[16]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相似观点,要求穆斯林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加强内部团结,抵制西方全球化的冲击。
三、阿拉伯学者对全球化的策应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从“挑战与应战”这一独特视角揭示了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他认为产生文明的环境是各种各样的困难,为应付这种挑战,人类表现出空前的努力,于是一种文明就在这“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一论述对我们分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伸张同样具有启发意义。面对全球化的挑战,阿拉伯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出应对良方,以伸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
(一)排斥全球化
许多重量级穆斯林学者都将攻击力度瞄准文化全球化层面上,著名埃及伊斯兰学者萨利姆·阿瓦(Salim al-Awwa)博士写道,全球化具有一种“文化”的实在意义,但是这里的“文化”指的是西方文化,宣传、传播全球化就是促进西方文化主导阿拉伯世界文化体系。面对全球化,穆斯林没有选择,只有坚持“我们的文化和宗教认同”。尤素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是阿拉伯世界的杰出思想家,他对全球化的理解有自己独道的见解。(1)他认为全球化是“新型帝国主义”。全球化是西方国家通过军事、政治等方式向阿拉伯世界强加“宗教帝国主义”,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穆斯林世界“基督教化”,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服务。(2)他将“世界的美国化”与伊斯兰的普世主义作对比,认为后者更为优越。(3)他认为西方在穆斯林受到以色列攻击时无所作为,在核武器上采取双重标准。“美国和北约对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一点都不关心,”美国“对巴基斯坦地区拥有核武器感到心神不安,但是他没有反对印度、法国和以色列拥有核武器。”(4)对于卡拉达维来说,全球化最深远的危险就是对阿拉伯人的信仰、价值观、文学和语言的感染,他担心新一代年轻穆斯林成为西方全球化诱惑的牺牲品。(5)卡拉维还提出一些新观点。他认为“现代犹太主义”宣传大屠杀是“伪造的谎言”,选美活动是“妇女身体的全球化”,谴责工业社会毁誉了妇女。第六,卡拉达维高度批评了支持文化全球化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拥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不是抽象的, 深奥的认知,而是知识、价值观和信仰相混合的产物,体现在行动,反应在艺术和文学层面,受宗教、语言环境、文化和文明遗产的制约。”(6)卡拉达维认为西方的文化及意识形态不适合穆斯林,“它们意识形态适应于他们土壤,但不适应我们的土壤;他们的哲学表达的是他们思维,而不是我们的思维;他们向上帝求助,但不是我们的真主。”
[17]
(二)应对全球化
卡拉达维等阿拉伯学者虽然排斥全球化,但并不是盲目排斥。他们在承认全球化是不可避免得基础上
,开始反省全球化,并提出应对之策。(1)抵制全球化。他说:“我们不应该接受它,我们阿拉伯穆斯林必须抵制全球化的入侵,保护我们自己。”(2)就是反省自己,“知道我们错在哪里,不要将我们的错误归咎于别人。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社会。”(3)阿拉伯世界与西方进行文明交往。他说:“我们要求西方放弃对我们的敌意,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信仰组织我们的生活。西方不应该通过武力将其哲学思想强加于我们,它们也不应该将我们视为敌人。”
[18] 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和平的宗教,恐怖主义行为不代表伊斯兰教,它们是通过暴力和极端主义对待西方的不公正。(4)他认为屠杀美国平民是合法的,支持本拉登和塔利班所进行的反美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攻击美国的同时,却将自己的一个孩子送到美国,另一个在开罗的美国大学学习。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主任阿布杜·阿齐兹·图瓦亚几里(Abd al-Aziz al-Tuwayjiri)在处理全球化问题上,提出一个较理性的观点,即全球化必须与文化的多样形态并存,全球化必须超越政治和经济层面的考量,维护国家、个人与民众的认同。
[19]
(三)捍卫全球化
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学者都反对全球化,一些阿拉伯学者要求穆斯林世界加入全球化浪潮。他们的理由有四:第一,他们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政治体制是落后、顽固的威权主义政体。第二,全球化是一股难以避免的力量与结构,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全球化将世界改变为“地球村,各地区不能够孤立存在,否则就会生活在历史的边缘。”
[20]第三,要对全球化进行科学、理性、辨证的分析。埃及的哲学教授福阿德·扎卡利亚(Fuad Zakariya)指责反全球化的阿拉伯学者并不理解全球化,它们不能为全球化这一概念给予精确的、信服的概念界定。扎卡利亚(Zakariya)认为应该对全球化进行“理性的思考”,许多问题只能通过全球性活动才能解决,例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和全球变暖问题。他认为阿拉伯人批评全球化是轻蔑全球化和反西方文化的表现,在否定态度后面有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定式。”他不承认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霸权。有的阿拉伯学者感到自身的不完善,怀着探寻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态度来完善对全球化的理解,叙利亚学者马尔卡(Marc)说:“我并不是赞扬全球化、批评全球化、隐藏全球化,而是去理解全球化。”
[21]
还有阿拉伯学者认为全球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没有威胁,“全球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民主、平等、个人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信仰与共同价值观。”
[22]阿拉伯世界的某些知识分子对全球化持完全接纳的态度,土耳其·哈马德(Turki Hamad)便是一例。他认为全球化所产生的技术文化正在变成为一种全球文化,无论阿拉伯人喜欢与否,接受与否,这就是事实。阿拉伯传统文化将会变的无用。用他的话说:“空洞的言辞雄辩怎能与实在的科学技术相匹敌。”
[23]这一观点阐明了一种在历史意义上更为真实的国际文化间关系。
(四)敌视全球化
伊斯兰复兴主义强调伊斯兰教的感召力,敌视与排斥一切不符合伊斯兰规则的思想,认同伊斯兰世界的团结精神与理念,被称为“战斗的伊斯兰”。在他们看来,基督教西方对伊斯兰东方的关系充斥着这些固定的模式。甚至,这还不曾是一种爱与恨的关系,就西方而言,它对穆斯林东方起初是恐惧后来是轻蔑;就东方而已,它对西方起初是仇视后来是无可奈何的妒忌还夹杂着一点羡慕。
[24]有的阿拉伯学者认为全球化是“野蛮的”,将窒息阿拉伯民族文化的个性,破坏伊斯兰道德,导致文化的同质化。伊斯兰复兴主义者穆罕默德·库特普(Muhammad Qutb)是阿拉伯世界另一位反全球化学者,他认为全球化是帝国主义最恶毒的形式,其显著特点是“不公正、傲慢自大,它不仅试图劫掠民众的生计,而且设法消除其认同,使他们服从,遭受奴役。”用库特普的话说,全球化就是反对穆斯林。“它们像章鱼一样将触角伸向政治、宗教、道德、文化、传统和习俗等各个隐蔽的角落。”在他的思想中,伊斯兰教是优越于全球化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堕落文明”。伊斯兰教是 “唯一合理的制度”。
[25]
四、对阿拉伯学者的全球化视角反思
正如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所宣称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认同是由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26]也就是说,文化具有传递认同信息的功能。文化认同总是与某种特定的文化模式相联系,那种对形成人们的判断标准、行为模式、义务和责任更具影响力的文化系统在界定人们文化属性的过程中往往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和仪式的体系,它还是一个国家、社会、法律、思想和艺术的体系,也是一个以宗教作为自己主导因素的文明。阿拉伯学者对全球化的不同视角说明阿拉伯世界的思想、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化,对全球化的多元认知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元素。
阿拉伯学者对全球化的多种视角说明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深厚历史基础。伊斯兰教是在对抗阿拉伯地区多神教与部族基本习俗盛行的认知中逐渐形成的,但随后教派分裂导致了部族习俗与国家主义的制度之争。穆罕默德确定的伊斯兰共同体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部族从属关系上。阿拉伯——伊斯兰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反对传统部族形式的伊斯兰团结概念,所有的个体都是平等的。对于穆斯林来说,宗教和语言标志着他们与其他人的区别,《古兰经》差不多只有在阿拉伯语里才容易理解。
[27]在中世纪,伊斯兰体系中共存着三种政治行为体,即部族、宗教共同体与帝国,但伊斯兰教的影响超过了部族与帝国的力量,随着历史的变迁,部族力量被削弱,部族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帝国秩序相继破坏与更迭,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性却显示出顽强的、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阿拉伯人的天然叛逆思想因宗教学说的影响而变得理性化,系统化,并随之激进和狂热起来。”
[28]正因如此,宗教认同是制度化“国家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捍卫全球化就是穆斯林的基本责任。有的阿拉伯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发展,拒绝全球化是完全捍卫文化认同。
[29]
理论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从理论到实践之间还存在一个中介物,即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互动联系,一种社会思潮的盛行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情和民意的走向。综上所述,阿拉伯学者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处理全球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问题,反映了阿拉伯学者的不同应对态度。阿拉伯穆斯林知识分子极为关切全球化对其文化遗产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贝鲁特召开 “我们的遗产:全球化的现状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一位黎巴嫩学者在会上宣布:“阿拉伯人正在跨越苦难之桥,它们担心阿拉伯民族的价值观、历史和遗产不能得到保护。”
[30]有阿拉伯学者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在个人生活和民族历史发展中极其重要,这对于民族发展、稳定和繁荣是极为必要的。
阿拉伯学者对全球化的态度正在从感性认知到理性理解的转变。文明间交往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即模拟、分解、整合、创新。
[31]从目前阶段,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全球化的认知还处于模拟分解阶段,也就是阿拉伯民族分享其他文明主体的成果,总体推进世界文明的进程。整合创新是交往模型的高级阶段,就是阿拉伯民族改造、吸收全球化资源,将非本土文明内化为本民族历史资源的过程。许多阿拉伯学者已经对盲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提出疑问,他们认为传统并不一定适应现代社会,有的学者开始对贝都因文化进行批评。北非学者穆罕默德·阿比德·加布里(Muhammad Abid al-Jabiri)认为贝都因文化“即没有深邃的思想,也没有表达上的连贯性和哲理性。”因此今天的阿拉伯思想没有必要受传统资源束缚。
[32]许多阿拉伯学者已经意识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必须重新解释来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盲目的依附某种传统,隔断与全球化的交往,只能导致本体文化的停滞、孤立,有害于认同、真实性与传统。
J.M.伯恩斯坦(Bernstein)曾经说过:“摈弃给定的一切将会使世界社会化。”
[33]在全球化问题上, 阿拉伯学者们倾向于集中讨论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而国内社会力量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却受到较少的关注, 这导致了主流政治思潮对全球化进程经常有着片面理解, 即认为全球化是强大的塑造性力量而罕受其他力量的影响。从以上阿拉伯学者对全球化的认知可以看出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全球化者还是反全球化者,其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即伸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资源,承认全球化的强大塑造力量与改造功能。实际上,阿拉伯学者已经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作为一种行为体和结构单元,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其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意味更为明显。在中东各民族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认同己经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对阿拉伯-伊斯兰民族文化特质和文化传统的珍视和坚守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对超越民族的政治机制的选择。
肯尼斯·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变化多端的世界对应的是不变的人性,不变的人性是解释固定不变的原则。
[34]在此,他隐含了一种反对墨守成规的语境与规则。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擅长博采众长的民族。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阿拉伯人也很擅长在冲突性交往中吸纳他者的文化资源。阿拉伯文字从很早的时候就受到外来的影响,甚至在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诗歌和《古兰经》中,就有了一些外来语,到了阿拉伯帝国争雄时代,外来语就更多了。源自波斯文和希腊文的政治术语,源自希腊文的科学与哲学术语等都显示出各个地区文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塑造与影响。希腊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伊斯兰教被许多学者描述为希腊文化遗产的第三位继承者,前两位是希腊的和拉丁的基督教。
[35]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正是对其他文化的否定、怀疑、接纳、创新中逐渐发展起来,它不是各种文化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新的创造。正因如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伊斯兰教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多民族、多种族、跨越国界甚至可以说是洲际的文明。”
[36]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是怀疑或否定以往各种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用理查德·维尔克的话说:“新的全球文化体系正在产生并扩大差别,而不是遏制差别,但这些差别是一种特殊的差别……是日益以一种极为统一的方式相互区别的差别。”
[37]也就是说,全球化并不会使世界变得相同,而是会用一种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展现、表达和沟通各种文明的区别。也可以说,全球文化体系是一部普遍的法典,然而其目的不是普遍的同化:恰恰相反,它是区别、界限和冲突的表现。
综上所述,阿拉伯学者所表现的反对与赞同全球化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实质上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性交往,他们忽视了文明“差别的普遍性”。而诸多政治思潮的盛行也说明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思想绝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多元性、流动性、丰富性的特征。阿拉伯学者已经认识到在不同文明交往中,加强对全球化中其他文明主体的理性认知,在体认自我文明优越个性的基础上,吸纳其他文明群体的良性成果。彭树智先生指出:“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存在着两个极端态势:价值相对主义——漠视文明的普遍性;价值自我中心主义——漠视文明的特殊性。”
[38]换句话说,文明交往的内涵是追求“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而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参与全球化而言,只有克服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自我中心主义,才能使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达到辩证统一与相依共存。
*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化与中东思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 F. Buell,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New Global system, Baltimore, M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p.2.
[2] 约瑟夫·拉彼得、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著,金烨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3] William E.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p.
[4] Denis-constant Martin, “The Choice of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Vol.1, No.1(1995),pp6-13.
[5] 约瑟夫·拉彼得、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著,金烨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6]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1.
[7] 约瑟夫·拉彼得、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著,金烨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8] Fred Halliday,
The World at 2000:Perils and Promises, New York: Palgrave, 2002,p.91.
[9]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3.
[10]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2.
[11]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3.
[12]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8.
[13]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3.
[14] The Daily star, September, 13, 2002, pp42-43.
[15]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4.
[16]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5.
[17]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6.
[18]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7.
[19]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p.97-98.
[20] Al-Ahram, July 26, 2002.
[21]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100.
[22] Turki Hamad, al-Thaqafa al-Arabiyya fi Asr al-Awlamah, Beirut:Dar al-Saqi, 1999, pp178-184.
[23]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100.
[24] [英]詹森著,高晓译:《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页
[25]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93.
[26] M.Shelly et al.eds.,
Aspects of European Cultural D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1995,p.194.
[27] 约瑟夫·拉彼得、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著,金烨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28]伯纳·路易著:《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29]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100.
[30] The Daily Star, September 11, 2002.
[31] 彭树智著:《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32]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102.
[33] J.M.Bernstein,From Self-consciousness to community:Act and Recognition in the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in Z.A.Pelczynski ed,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studies in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32.
[34]约瑟夫·拉彼得、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著,金烨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35] 伯纳·路易著:《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
[36] Bermard Lewia,
What Went Wrong?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6.
[37]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为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38] 彭树智著:《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