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到烟台渡假，经历了一件闹心事。
大概因为在冷海水里泡得时间太长，小孩有些咳嗽，就到下住的宾馆附近找到了一家药店想买点消炎药。于是问药店老板娘：“一盒阿莫西林多少钱？”老板娘很热情地回答：“5块3！”一听这药价，妻子赶紧把我拉开，嘴里嚷嚷“不买了。不买了。”我很迷惑地问妻子：“干吗不买？”妻子说：“这个药可能有问题。”妻子说话声音不轻，让老板娘听到了，从柜台后走出来，手里拿着一盒药，与我妻子较起真来：“大妹子，凭啥说我的药有问题？”妻子回答说：“我在北京常买阿莫西林，一盒都要十几元钱。你这里只要5元钱，不到一半的价，我不能不怀疑这药是不是假的。”老板娘越发较真了：“妹子，我今天就与你赌。你可以请药检局的人过来化验，如果这药有假，检验费我出了，还赔你十万。如果这药是真的，检验费你出，赔我十万。干不干？”我一见状赶紧息事宁人：“不要吵了，这药我买了。”谁知老板娘竟然嘴一撇，生气地说：“你想买，我还不卖呢。没见过这样做生意的。人家买东西都是把价钱往死里压，你买东西还嫌卖得太便宜。难怪人家说北京人傻钱多！”
第二天，烟台的朋友一方面为老板娘的粗鲁道歉，同时也告诉我，在烟台，山东产阿莫西林就这个价。那家药店是正规药店，从来没有卖过假药。”一听朋友这话，一直认为受到了莫大侮辱的妻子显得吃惊而懊恼：“看来，还是我们错了？但我们又是给谁坑了呢？”
从烟台回来后不久，某天“央视午间半小时”报道了一则消息：出厂价仅6元钱的药，在药店里竟然卖到了160元！当记者将药店药价与厂方进行核实时，药厂负责人惊讶得嘴巴半天合不扰，怎么也不相信那就是他们厂产的药！
关于药价虚高问题，老百姓十分关心，国家也就此出台过整顿措施。据我所知，国家有关部门还专门对百姓常用药定过最高限价，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原因何在呢？
只要再看一看相关案例就清楚了。第一个案例：就在国家出台最高限价后不久，某种儿童常用退热药突然无货可供。一查原因，竟然是中间商嫌利润太低不愿当代理，而厂方也不得不减少生产。第二个案例：南方某超市开了一家平价药店，药价比其他药店普遍低30%左右，但就是这有利于老百姓的好事，竟然遭到“绞杀”，一些所谓“药品代理”甚至威胁药厂不得给平价药店供货，否则将联合对药厂产品进行抵制。
原因已经很明白了：正是由药厂、药厂代理以及医院、药店等与药店生产销售有关的利益相关者，结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为了维护已有的利益，对药品流通体制与药价改革联手进行抵制。更可怕的是，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力量已经强大到不仅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来达到目标，而且还能从政策操作层面上与国家相关管理部门进行讨价还价，从而使得这方面的改革步履维艰。最糟糕的，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甚至已经人为地制造出某种控制社会思维的“意识形态”：药价本来就应该这么高；低价甚至平价只能是劣药；谁敢与已有的“行规”作对谁就注定失败；等等。逐渐地，社会大众还真被这种人为地制造出的“意识形态”给“洗脑”了。于是，才会发生我们在烟台竟然对正常价格的药品都不信任、因而被人讥称“人傻钱多”这样的闹心事。
由药价改革中凸显出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对于整个中国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所扮演的角色的时刻警惕。通过制造“意识形态”塑造社会观念操纵改革的例子并不在少数。1990年代中期明明是一些人在利用“通货膨胀”大作“通货腐败”，而老百姓不得不承担物价飞涨而收入不见涨的痛苦，在这厢里有人抛出“通胀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的论调；明明是国企未能兑现对为国企作了一辈子贡献的老职工的补偿，那边有一帮人在狠批“大锅饭养就了一批懒汉”，“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联合国与世行报告都警告中国政府注意迅速拉大的收入差距，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却仍在高叫：“中国改革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平均主义”；这边是下岗职工为一日生计发愁，那边是经济学家证明“小康社会的标准是每个人两套房子”……
不在不只一个场合、不只一篇文章中，我都一直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会陷入某种胶着状态，推进起来不易，原因很复杂，但有两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改革中出现了一个相对利益下降的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由于预期改革给他们造成的成本更甚于改革给他们带来的相对收益，因而丧失了对改革支持的积极性；另一个原因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因为害怕继续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且他们深知改革的逻辑与实践都将使改革进入一个成本补偿期，因而也变得保守起来，不愿推进改革，甚至设法误导改革。两方面原因相比较而言，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推进改革、甚至误导改革，对于我们继续改革所造成了阻力与障碍更突出，也更致命。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目前在中国已经较为强势，而制度变迁的路径恰往往是由强势集团由主导的。
知道这篇小文字又会得罪不少人，但还是鼓起勇气写下来了。因为我想：如果我们不能正视上述问题，会有更多的人因受愚弄太久又不自知而变傻，会有更多的人口袋里本不多的钱花得更不值！
7/9/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