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

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昨晚接到父母的电话，说我们农村的老家要搬迁。

听到这个消息，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1、

四年以后，留在了省城。家乡突然之间就远离了我。

记得村口有一条路，那个地方的名字叫“亓家林”，说白了就是姓亓的人家的墓地。那条路上通短途客车，直通莱芜市区。

记得上大学的那几年，离家上学，父母总喜欢在那里送我。客车班次较少，一天也就五六趟吧。所以，我们总是早早吃晚饭，步行赶到那里，等9：50的车。并不宽阔的沙土路上，人来人往，不时有熟人驻足与我们打招呼。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父母骄傲的表情。毕竟，加上我的姐姐和妹妹，在农村三个孩子都能考上大学的并不多。

毕业后，回家的次数反倒减少了。那时候，父亲退休后返聘到市公路局做工程监理，姐姐和妹妹都在莱芜市区安家。大多数时间，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家。有时趁周末回家，家里才算脱离冷清。

因为周末必须赶回济南，所以星期天就得急匆匆地回赶。那时候我执意不让母亲送，一个人跑到村口。有一次，我走到村口，一辆出租车过来。他只要公交车的价钱，捎着我。

到那里面包出租车行至一个转弯处时，我从车窗看到，母亲一个人还站在路口张望。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了故乡，远离了母亲。

此后，由于工作节奏紧张，回家次数越来越少。所以再次离开家的时候，我不再着急地一个人走，而是和母亲慢慢走到路口，让她看着我上车。

 

2、

 

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

家乡永远不是一块冷冰冰的土地，记忆里面，都是大人忙忙碌碌的身影。记忆的开启，好像是母亲抱着我带着姐姐从姥姥家回来。

“看，桃花开了。”是母亲的声音。我正开眼，透过篱笆门，看到了院子里盛开的桃花。

不知为什么会对这段记忆这么深刻，因为那天起，我知道了那是家。每每春天桃花盛开，我总能想起那个场景。

小时候家里只有三间土坯草房，空荡荡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一棵梨树、一棵枣树、三棵杏树、一棵梨子树和一棵山楂树。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就能像哥哥姐姐那样爬树。家里的杏树大都被父亲嫁接过，一棵杏树上，可以吃到两种杏子。

那棵桃树在不足手腕粗的时候，就死了。记得父亲刨树的时候，发现树根全部烂掉。结的是毛桃，只记得摘过，没记得吃过。只记得那时候跟着母亲念着：“花花，狸猫，上树摘桃。”花花，就是花猫，狸猫，我不知道这个“狸”该怎么写，是指黑白相间的那种猫。

所以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小猫是吃桃的。

那时候院子里还有两颗水桶粗的榆树，榆钱满树的时候，父亲腰上别上一把镰刀，砰砰砰爬到树，摘下榆钱来。榆钱和槐花对我而言，是一样的。生着可以吃，还可以放上面糊、撒上盐，用油煎，叫作“馅食”。记得每次都是姐姐急不可待着等着吃馅食，我却没有多少兴趣。

 

3

 

我家往西走，走下一个大的斜坡，就是一条小河。

一到夏天，和我年龄相仿的几个小孩子，一天到晚都泡在水里。

只记得小时候，上小学需要越过村西的小河。每每暴雨来临，汹涌的山水倾泻而来，小木桥冲走了，我们就有理由不去上学了。

记忆中的雨水特别多，以至于小河的木桥经常更换。待到天晴雨退，我们会走在新木桥上，从头到脚都感受着一种新鲜。

我至今不知道村西那条小河的名字，只是偶尔在地图上会看到诸如“口镇河”、“方下河”的标记。口镇就是闻名全国的吐丝口，方下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用村镇命名这条河，说明以前也没有确切的名字。相传伍子胥曾经曾经“打马过江”，是说伍子胥骑着他的龙马，能够越过这条河。先前还有一个庙，专门供养伍子胥的，但我一直没有去看过。这个故事我无从考证，因为如果伍子胥能够过这条河，决不会称之为“江”的。那个时候，江，单指长江。村里的传说，这条河以前很宽很宽，印证伍子胥的座骑不俗。后来，有个治水的先人将南山劈开一条口子，大水泄出，河才慢慢变小。

我以前在想，如果春秋战国时候，真有此大河，应该有名字的，甚至应该像“江”、“河”、“淮”、“汶”、“沂”一样，单独成字吧？即使没名字，也应该称之为“川”或“水”。至少伍子胥不会把那条河误认为是长江。隔得太远了。

河西岸有个村叫“港里”，是一个4000多口人的大村。听其名字，应该是个港口吧，至少也是个渡口。这个村子里有几股泉眼，流淌出100多倾稻田。据说，有一年在稻田里挖泥，曾挖出几条快成木炭木船。更有人说，这条河之大、之宽，以及伍子胥之神。

但后来，考察村志，却发现，春秋时期，季扎盛年丧子，孔子前来悼念。孔子是以“礼”，所以，这个村最初叫“讲礼”。我们现在也不说“港里”，而是称“讲礼”，只是不知为何，读音未变，这两个子却变了味。但至少，这里和港口、渡口无关。再说，春秋战国年代相连，季扎的孩子总不能葬在水里啊。

 

4、

 

我爷爷曾讲，他小时候，这条河还很窄，以至于助跑一下，能直接跳过去。此后河面慢慢变宽，秋后送饭的时候，不愿趟水，就把饭菜放在包裹里扔过去。爷爷比我大71岁，在我小时候在河边玩的时候，河面已经很乱很宽，站在河东扔石块，也就刚刚能及对岸。

　　莱芜战役，这条河曾是个战场。以至于战争结束后，留下无数的尸体，血水流了好几天。由于阴气太重，很长时间没人光顾。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无名烈士也该在轮回之后，过上幸福生活了吧？

　　河最上游，是一个水库，叫大冶水库。在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在那里工作。据说我小时候还在那里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可惜没有任何印象。

　　记忆中的童年，总是雨水不断。村庄、田野的沟沟堑堑都积满了雨水。成群的鹅、鸭在那里戏水。晚上，水里的青蛙、蛤蟆呱呱的叫着。以至于多少年以后，我都能学那些蛤蟆的叫声。

　　雨水多，那条河也经常洪水泛滥。河西面一片平地，河东面突兀而起。我家在河东面的高坡上，没有洪水的威胁，所以每每洪水来临，西岸的村庄急急火火的筑堤挡水，东岸的人站在河岸助威。不过说来好笑，在我的记忆力，河水还从来没有冲破大堤。

　　我家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断层，形成一个大斜坡。名曰：蝎子岭。斜坡蜿蜒向北，像一只蝎子。又名：亭子崖（Yai）。由于离我家最近，这个蝎子岭也就成了我童年的乐园。在这里，能看到各种野花，还可以识别各种中药。不过像这个季节的大雨来临前，是断然不敢去的。草丛中会有无数的蛇。

　　蝎子岭西部有一个断裂的深堑，也有着很神奇的故事。听他们讲，也是20世纪初期的事了。据说有一段时间阴雨连绵，“阴晴45天”，有些土坯的房子，开始渗水。有一天夜里，突然一声响雷，斜坡硬生生劈开一道口子。

　　据说当时，还从里面向外涌水，老人们都不敢靠近。有见识者说，这是蛟龙下蛋，70年才能孵出。后来，天晴了，里面也不再出水。最后形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堑。很多人骑着小毛驴前来观赏。再后来，有一个爷爷辈的在那里玩耍，掉进去了。大家用绳子把他拉上来。

　　到我们小时候，裂缝越来越大，已经不再神秘。尽管奶奶会嘱咐我们别下去，我们还是喜欢在下面玩。“蛟龙下蛋”的见证者，一个爷爷那年17岁。但到了他87岁那年，也没看到孵出的蛟龙。他在96岁那年无疾而终，终于也没有见证蛟龙出山的壮景。

 

5、

 

我家门口是一片地，外村人来种。记忆中很多时候都是闲着，长满了莠草和茅草，是我姗姗学步时的乐园。门口向东大约150米，是一条土夯起来的水渠。那是另一个村借道取水用的。远远望去，像逶迤的长城。小时候也把它看作是长城的缩影。

　　村中央，则是一眼泉。这是村庄“杨家泉”的来历。我们村庄地势高，无法汲取地下水，全村父老都是依靠这个泉水生活。

　　据说老祖在这里安家立村，就把泉眼砌成一口井，水满自溢，环绕在村庄里流淌。

　　据说，自老祖在这里安家，期间连一个秀才都没出过。恢复高考，却一口气出了好多大学生。一时间，这眼泉的“神奇”引起了十里八乡的关注。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附近村庄的人拿着水瓶水壶前来取水，就说是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瘟疫。即便是这样，泉水依旧不见少。瘟疫没来，派出所的民警却赶来了。他们驻扎在村里一周，才恢复了平静。

　　据说泉脉走得很远。向上游，在我家东北方向3里路处，名曰：老龙泉。近旁龙泉寺，因泉的名。据我所知，全国有很多龙泉寺。居老人讲，这个寺规模最大时，曾有500僧人。建寺前，就居住一个老僧。后河水涨满，冲来一口大钟，因钟建寺。

　　龙泉寺毁誉文革，近年为发展旅游业，附近村民集资建寺。多次回家，都没有时间过去。远远望去，白墙青瓦，很气派。

 

6、

 

总是有很多传奇故事，在一个小村里经久不息。

　　村东有一棵很老的皂角树。小的时候，古老的树干好几个人才能搂抱过来。树下几块白石板，权作桌椅。小的时候，家里生产线麻，这个季节，大大小小都坐在树下扒麻，我们小孩子都爬在树上玩耍。树干被衣服磨滑了，我们一个个像猴子一样在树上转来转去。

　　后来遭遇雷击，一侧粗大的树枝被劈断。据说，里面藏着蜘蛛精，长得像一只小狗那么大。那自然是龙来捉妖。龙是正义的化身，雷击蜘蛛精也自然有他的道理。据说有一年，青天里突然出现巨大的旋风，一大片高粱被斩断，这就是蜘蛛精做的。

　　后来，皂角树死了，老老少少像是很伤心。但隔了一年，树梢又发出了新枝。老死的树皮慢慢脱掉，体型瘦了许多，但如今也枝叶繁茂。如今，不论是行车还是盖房子，村民都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皂角树。

　　夏天的夜里，躺在树下，能看到星星摇摇欲坠。如今，还有吗？

 

7、

好像那段时间，母亲也不太管我。我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野外玩耍，上树摸雀，下河捞鱼。

突然有一天，我已经睡下了，奶奶突然给我穿上衣服，提着我的棉鞋，把我背到了二大娘家的大炕上。

大约是很困了吧，一觉醒来发现和堂哥睡在一个被窝里。堂姐跑进屋来说，下雪了，很大。

又过了一会，一个比我大一岁半的堂哥也来了，发现我睡这里，很羡慕。并小心翼翼地问，我能在这里睡吗？

下雪总让人兴奋。

那一天，我们几个小孩子玩疯了，我们在雪地上疯跑、在地上画画，最后跑到斜坡上滑雪。

累了，饿了，我们四个人跑到我家，发现大娘、二大娘，还有奶奶都在我家忙活着做饭。记得那时候，屋子里很小，我们四个人竟然能在一张三抽桌子的底下坐着，还不觉得挤。

二大娘笑着跟我说，昨天晚上，我们从河里捞了一个娃娃给你了，是个小妹妹。

母亲躺在床上，也笑了，说：“真的，过来看看吧。”

我爬到炕上，在妈妈的怀里看到了妹妹的小脑袋。

那一天是1978年11月27。

当天晚上，我没有再去二大娘家，而是和奶奶睡在了一个被窝。

记得奶奶的大炕上，睡着很多姐姐。晚上，这些堂姐们吃完晚饭，就抱着被子过来睡。

我大概是第一次离开母亲睡吧，所以奶奶就帮我脱衣服，还给我放上一个“温瓶”暖脚。

那次，奶奶绘声绘色地给我讲是怎样“捞”回了一个小妹妹。她说半夜听见河里有孩子的哭声，就赶紧往河里跑，发现已经有一个人先跑过来。奶奶一下子把那个人推到河里去，就把娃娃抱回家来了。

记得那时候，大人总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为了让孩子相信，他们一般都会准确地告诉你，是在河边的哪个位置“捞”回来的。

可能年龄太小的缘故，我对娃娃从哪里来并没兴趣，只是想知道，小脚的奶奶，怎么能把一个人推到河里最终把妹妹“抢”回来的。

 

8、

 

妹妹闯进了我的生活。

记得父亲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给妹妹取名字。

姐姐叫麦花，是因为她的生日是在5月，麦子开花。

所以妹妹就叫麦芝。

这时候，爷爷已经是4个孙子、九个孙女了。

堂兄弟里面，我排老三。姐妹里面，我姐姐排行老八，妹妹排行老九。

那时候，收音机里开始播放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全村人都姓杨，所以特别喜欢。

而我也因为有“八姐九妹”而自豪。

村里人喜欢喊我妹妹为“老九”，这也注定了她以后成为了教师。工作以后，他们一个级部的老师一起唱歌，他们的系主任一直嚷着，“谁会唱《九妹》啊，我喜欢听！”

 

9、

 

妹妹出生后，生活变化越来越快。

依稀记得生产队的时候，社员们每天按点集合。村中央是生产队的办公室，里面挂着一个从电磨上拆下来的钟，每天有人专门敲钟。叮叮当当一响，大家就集合。

那时候属于自己家的就只有自留地，大都种菜。那时候青菜很单一，就只是白菜萝卜。

后来联产承包，我们都上学了。父亲在外面上班，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种地。记得那年大旱，村里新修的二级提水还没有整好水渠。为了救急，干脆把水放在一条水沟里，我们用铁桶、铁箢子往里浇水。整整熬了一宿。

到了麦收、秋收时节，父亲才能请假回家干活。我和姐姐妹妹也只能在周末或者假期帮忙。

很辛苦，但也明显看到了生活的变化。

1987年，我们家的三间毛坯草房变成了五间砖瓦房。那一年，我的个头一下子长了十几公分。

那一年，我们村通电了，很多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春节的时候，父亲带回来一台14寸的彩电。这是村里的第一台彩电。

1996年，我考上大学，这时候姐姐和妹妹已经在市区上班。父亲在我们镇政府上班。

再后来，父亲内退后，又被返聘到公路局做工程监理。

2006年，我们一直没有入住的家属院的一套平房被占用拆迁，被安置到市区。

感觉离家越来越远了。

 

10、

 

母亲告诉我，家里要拆迁了。我并不意外，是因为前几年就有这样的风声。

一个村子要动迁，似乎早有征兆。

我的祖上是临沂一个叫“庄屋”（音）的村庄，世代习武。因为一个纷争，兄弟三人离家逃亡。我的祖上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荒芜。他在邻近一个叫作李家镇村庄做长工，一直攒钱，立起了这个村庄。

关于祖上的故事，有很多让我们自豪的。

据说，祖上在赚够钱后，一改往日的低调。据说这家姓李的大户，一直不堪一帮地痞的骚扰。

那天，这帮地痞因为缺钱，又来门口谩骂。祖上正在擀面条，立刻火冒三丈，要去管管。东家并不知道祖上的本事，劝阻说，别惹他们了，他们人多势众，还是给他们钱打发走吧。

祖上执意走了出来，面对十几个小混混，一根擀面杖，就把他们全部撂倒了。

做长工的日子期满，账房结帐，据说铜钱要用一辆独轮的木车推着。

那帮地痞闻声赶来，纠集了20多人，前来劫财。祖上很冷静地说，找个宽敞地方吧，这样方便大家分钱。

一行人来到河滩上，祖上说，你们一起上吧。

据说是一套“点穴”的本领，而是多人全部被撂倒。

祖上当世买下了60大亩地，相当于现在的240亩地。他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是一套青砖壁瓦的房子。

但在建第三套的时候，晚上招了贼。据说还是被他打败的那帮地痞，依旧不舍弃。一个贼俯在屋脊上，祖上拿出土枪，一枪打了过去。

第二天，顺着血迹找，才知道是一个当地很恶的家族干的。

但这下子却结下了仇。在一个凄风的黑夜，盖了一半的房子被点着了。四梁八柱，全是木头的。据说，火势很大，连一个碾砣都烧炸了。

在以后，冷兵器时代结束，他的子孙就不再习武了。

传到我的时候，是第九代。但直到现在，他亲手建造的那两套砖瓦房依旧存在，其中一套，是一个喊他叔叔的年轻人住着。

 

11、

 

村子很小。

爷爷15岁那年，和几个兄弟扒着火车去了奉天。从手缝乌拉鞋到开鞋厂，最后酒店商店加工厂，整整买了一条街。和爷爷年龄相仿的人几乎全部去了东北，有一半在那里安家落户。

后来因为不堪鬼子的骚扰，只能变卖家产回来。

我记忆里，人口最多的时候，也就200多人。

那时候，依附于一个叫做王家楼的大村，算是一个生产大队。再后来，王楼大队分家，变成了任家洼大队。

后来，任家洼大队改成了任家洼村，一个行政村下面有4个自然村。杨家泉是其中之一。

从很小的时候，家里人总是以考大学为终极教育。事实上，那个时候，村里的人对大学、大专的名字都分不开。

再后来，堂哥堂姐，再到我的姐姐妹妹，悉数走进了高校大门。

进城找工、农转非搬家、女孩出嫁。

到现在，一个村子就只剩下100多口人，而大多数都在55岁以上。

或许在社会变迁中，就注定了我们的四处漂泊。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的父母，一直留恋着自己的老家。和我一样，每每入梦，总能回到那个山青水秀的地方。

如今村庄拆迁，算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整体规划。但不可否认，四个自然村合在几座楼房上，所谓的杨家泉，也会慢慢融入其中。

几年以后，外人谁还知道杨家泉？

女儿已经快上幼儿园了，至今还没有去过农村的老家。而拆迁的进度，依旧不容阻止。

杨家泉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