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我这人生来就和“抛锚”结缘,从小学到中学而大学,如今已年逾古稀,仍不免遭遇“抛锚”,也不知是“幸”还是该说成是“不幸”。
20年代的西安,冬天奇冷。学生们无论大小贫富,都自备一个形状、质地迥异的小小手炉以便把须臾不能离的墨盒放在上面,而且,写字时还不得不将毛笔也放在上面烘烤,防止它们因”冰封雪雕”而无法使用。此外无计可施。因为那时被称为“钢笔”的自来水笔,远不是一般小学生所能企盼的。早晨,妈妈为我在手炉里埋好一块红红的炭块,我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就在去学校的路上,一辆跑得飞快的人力车突然“抛锚”,并很快滑进被雪盖满的水沟,我也被撞翻滚落水沟,那炽热的炭块在翻落瞬间并没有忘记狠狠咬我一口,留下它永恒的纪念。从此.我就与“抛锚”结下了不解之缘。
30年代.随着流亡西安的大学生们,挤上敞逢汽车南下汉中,那被称作“汽车”却又吃木炭的家伙,在石子铺成的公路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终于在翻越秦岭之后不久便“气竭力衰”。于是,蹲在路边,拾几粒石子,折几根枝桠,大家就摆起战场,为争谁吃掉谁而杀得难解难分。
“推车,推车!”司机命令。我虽曾遗憾没能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一道享受“XX学院同学在此推火车留念”的荣耀,在这里却有幸参加了推汽车的行列。虽然当时的我伸开手臂也只不过勉强够着车帮,但毕竟拥有了值得一吹的话题。
车到庙台子已夜色苍茫,所幸张良庙收留了这车“难民”,并为这些“丘九”们开了桌斋饭。很久以后我都感谢这次“抛锚”。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饭菜,也从来没有逃脱过父母的约束,享受这睡在香案边的舒畅。车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趁机捧起从大哥哥们那里“抢”来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把自己浸沉在心惊肉跳的新奇之中,那咝咝鸣叫的“花带”,那诡谲阴险的眼睛似乎随时都可能藏在我周围。
已记不清有过多少次“抛锚”的经历,只记得凤岭下那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山凹,老婆婆看着一车饿狼似的男女,怯怯地说没啥吃的,只有不多几块“粑粑”。于是.从那间叫做屋的茅草棚里,捧出了缸黑黄莫辨,稠稠粘粘的东西,倒在不知什么叶子里,一块块送进灶膛。片刻,一股甜甜的、酸酸的,又夹杂着丝丝苦篙的气味弥漫开来。直至年前,和二哥回忆起“粑粑”,二哥说:“你还没吃过佛坪的洋芋粑粑,洋芋坏了,出了水.再把它做成粑粑。那个臭啊!”“好吃吗?”“好吃?连猪都不吃,只好给人吃了。”“那为啥要放坏才吃?”“你当那是臭豆腐故意放坏的么?那些年,粮食由生产队统一掌握,洋芋堆在一起,说坏就坏。那可是社员的一季粮,是口粮,坏也得吃啊!”
我庆幸那些年我没有到过佛坪。但我也遗憾竟没有机会再见识那种臭不可闻的“洋芋粑粑”。就象今日这位年轻的汽车司机没有见识过木炭汽车—样。“烧木炭的车能叫汽车吗?恐怕博物馆都找不到那种车了。”我却相信总有一天它会陈列在某个博物馆里,因为它毕竟为抗日战争作出过贡献。至于“洋芋粑粑”,它恐怕只能存在于老一辈人的回忆里,而生活中,它将永远消失。
最令我撕心裂肝的是1975年接近岁末的那次“抛锚”。3天大雾,整个世界混沌一片。唯树梢、草丛缕缕白絮沉淀着深深的肃杀与悲凉。汽车蜗居在停车场上;不多的几挂火车在迷雾中缓慢蠕动。邻居大娘惊慌地说:“没见过,没见过,活了60年也没见过这大的雾。只听老辈们说.这可是百草挂孝啊!”
不幸而言中。1976年在全国人民的悲恸中,共和国这挂列车也“抛锚”了。它停靠在不知名的荒山野岭,莫辨西东。它在等候信号,等候新的领航人啊!那是多么揪心的岁月啊!
此后,一帆风顺的日子过久了,我又想起那山村野店,那摆在路边的擂台,那“粑粑”……我还想再温一下儿时梦,再—次把自己溶入那山、那树、那风……
我又奔驰在川陕公路上。不再是石子铺就的路面;不再能重温真正的颠簸;也不再能真正体味山道修远。只有草香、花香依稀。
啊,车又抛锚了!山凹里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接过我递过去的一罐“荣氏”,娴熟地取下吸管插了进去。她说她6岁了,暑天过后就要上一年级。这是告别了“粑粑”的新一代。她扶我越过马路,大方友好地挥手说:“走好!”我还想再来,下次再来,我似乎看到她已亭亭玉立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