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先生走了，98岁，应该是最长寿的大师了，然而季先生的离去仍然让我感慨，一座东学宝库从此关上了门，一代虚怀若谷朴实无华善良正直的大知识分子从此难觅踪迹！

    2004年，我在“东方之子”任策划，领爱任务，为即将逝去的大师准备一套的系列节目的资料，要紧的是抓紧时间采访寻些年事已高的国宝，我列了一份不长的名单，季先生排在首位。“东方之子”是一档正面新闻人物节目，很应景，一个突然冒出的新闻人物栏目都要跟上，拍过播过的应景人物不少后来成了阶下囚，时事变幻却不让我感慨，只是好笑，做了很多不感兴趣的命题作文，这次的命题作文却让我兴奋和荣幸。深感一份不长的名单在手中的份量，沉甸甸的。

       接受这个任务之前我刚刚完成“敦煌系列人物”的策划和采访，在博大精深的敦煌学中，常常会出现季先生的名字，季先生并不是考古专家也并没非专门研究敦煌的学者，然而敦煌考古中有不少发现无人可解，最终都在季先生处得到证实和解读。凡要解决和东学相关的疑难问题，季先生如同定海神针，这是我在敦煌采访时的感慨。用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女士的话说，季先生不仅仅是敦煌学，那是国宝级的大学问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正如饥似渴地读书，书店是最常去的地方，1984年的一个雪天，我钻进书店发现了一套浅绿色的新书，煌煌七卷占去了半列书柜，堪称“巨著”，新书就是《罗摩衍那》，一部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古印度史诗，如此一本带神话意味的史诗，我是第一次看到，诗句中充满神仙、仙境、死亡、征服和爱情，赤裸裸的人性和欲望，恶便是恶，善便是善，人类最初的历史是在征服中得以生存发展。书的后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七卷本的巨著是季先生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译成，翻译的最初动因竟是为了打发漫长的看守楼门的改造时光。即使在改造期间，季先生能够相对平静地打发时光的方式仍然是工作。书出版时季先生已经年过七旬，他感叹时光如梭，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好来预期下一步要做的事。这样的人，他就是一座丰厚的学问的宝库，他活着就要劳作，他的每一份劳作都是后人的福利。

    又是一个雪天，我站在朗润园的荷花池边看着一池风雪中的冬荷，想着季先生当年洒下一把种子，生就了年年报春迎夏生机勃勃的塘荷，心中莫明地生出一些温暖。又想到季先生家的灯总是在清晨四时点亮，这位老人总是推开窗面对荷塘开始一天的工作，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他心静如莲，孜孜不倦，真是毅力超凡！敬佩之情惭愧之心并生。

    我怀着强烈的做好节目的冲动开始制定方案，方案中又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先从季先生周围的人采访起。此时季先生的主战场已经从朗润园搬到了301医院的特护病房，不能随便接待记者采访，我知道采访季先生的时间是要用分分秒来计算。

    我通过北大宣传部，先采访了季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王邦维先生、季先生门下研究梵文、巴利文和土火罗文的女学生、季先生的邻居汤一介教授乐黛云教授夫妻、北京大学党委宣传副部长赵为民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文定先生等等（还有很多名单在继续中）。他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讲述了一个可爱可敬朴实无华的大学者季羡林。节目日趋成熟了，我采访了时任先生秘书的李玉洁女士，并约定安排采访季先生的时间。

    遗憾的是，不知何因，这个节目以及“即将逝去的大师”系列节目的运作突然停止了。

    人生本来就是由众多遗憾组成，工作中的遗憾更多，我都忘记了，然而，对这个未完成的节目的遗憾我却记忆深刻。

    季先生在一篇题名为《年》的散文中写道：最常引起我们回头看的，是当我们走到一个路上的界石的时候。说界石，实在没有什么石。只不过在我们心上有那么一点痕迹。

    季先生走了，一个从未谋面的记者禁不住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并未完整地表达清楚我对季先生的尊敬之情，如今，采访季先生成为永远的不可能，然而准备采访的过程已经让我获益先生这块界石留在我心中的那点痕迹是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学去做。  

    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