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然而“选贤与能”之标准主要是看能力，观政绩。封建社会有许多糟粕，但是选拔官员唯才是举的标准则是传统的精华。

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国最早的官是民主议事会全体成员选举的氏族首领，通常担任此职者是氏族内年长而有能力的妇女。因为妇女在氏族发展中功绩大，对原始人群的生存和繁衍，对氏族成员生活和生存环境的改善做出了比男性更多的贡献。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由于男子成为生产领域的主人，所以开始取代女性被氏族成员选举出来参加氏族的管理；秦汉之际，政绩考核制度更加完善，内容也更细化。秦对官吏已经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岗位责任制。对于官吏的考核主要有“考课”和“上计”两种方式。考核结果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隋唐时期，考课制度又有所发展。特别是伴以选举官吏的科举制的创立，对官吏的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备起来，对当时的吏治改善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宋代考绩的种类，一是磨戡。朝廷指定特别官员或官署以总核百僚之功过，类似于唐朝的校考。二是历纸，即考状，类似于政绩档案。由百司长官在平时记录，把部属的成绩作为衡量考核的依据，类似于唐朝的司考。清代则沿袭了明代的考满与考察制度。
    时至今日，我们国家对于官员的考核，对于干部的评价，辩证地继承和吸收了过去吏治的一些成功经验，但是在某个时期，某些地方一味地以经济增长指数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依据，重经济，轻民生。重“显绩”，轻“潜绩”。诸如此类，无外乎是为了摆政绩，出风头，更快更高更强地往上爬，在自我膨胀的同时迷失了方向，忽略了大局，忘却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出了问题，走了弯路，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懂得迷途知返，反思过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政绩观的本质就是价值观的体现。政绩观要回答的是，要不要建功立业，为谁建功立业和怎样建功立业的问题。政绩观的背后和实质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支配和决定政绩观。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好价值观问题。只有这样才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起到事半功倍之疗效。现在国家倡导建设和谐社会，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有的人开始惧怕谈论政绩了，认为讲政绩就是形式主义，就是功利主义。追求建功立业，渴望有所作为，争取业绩政绩，不是坏事，是好事；这种功利取向的价值选择不能简单地用偏好和钟爱功名利禄来解释和说明，其背后有着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我国历史上就很看重和推崇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人生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关于励志、作为、争取功名的格言警句，告诫人们不要浑浑噩噩、平平庸庸、虚度年华。如“大丈夫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等流传很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古训，讲的都是要争取功名政绩。而“丰功伟绩”、“名垂青史”、“千秋功业”等不少成语典故，诠释的也都是建功立业、争取业绩政绩的价值观念。民间的俗话也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鼓励为官者要努力谋取政绩。纵观古今，鼓励进取作为、激励争取业绩政绩的人生价值观念始终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也始终引领着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昂首前进。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策层面上要积极引导，逐步完善政绩评价体系。不能唯GDP是举。当然，经济的增长是考核官员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经济发展了，百姓的手头有钱了，这些政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硬道理，真功夫，是所谓的“显绩”。但是社会的发展要靠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对于民生等难以在短时间内出政绩的工作不能漠视，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对于“潜绩”，一样得重视，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评价体系的日趋完善，是引导官员、干部政绩观走向成熟的必要途径。

其次，为官一任，要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共同提升。过去老讲奉献，一味地强调要顾大家，舍小家。当然这种倡导是积极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个人价值，难以成为现实的主流。反之，如果过分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把政绩观建立在“跑官、升官”等基础上，也是不可取。和谐社会之主旨应该是实现社会的和谐，个人的和谐，两者持续发展和提升，相得益彰。

古语强调，“利在一时勿谋,利在万世则谋”。政绩的建立亦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急于求成，鼠目寸光。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万世之谋”是什么？那就是民生。民生工作犹如一块处女地，有待不断开发，这也是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谁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谁就一定取得了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