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思想系列之 与民谐乐


   孔子曾把“仁”讲成“爱人”（《论语·颜回》）。孟子把这一思想运用于政治上，提出“保民而王”、“与民偕乐”的观点。认为，国君应该施给人民以爱，时刻想着人民的忧乐。这是孟子提出的施政的指导思想，即当国君的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想到人民。在孟子看来，这主要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一个统治者能否作到这一点　，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兴亡。他曾多次与齐梁等国的国君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身为国君不能只考虑到个人“独乐”，或与少数人乐；而必须做到“与人乐”，“与众乐”，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长久的快乐。他认为，国君爱“园囿”并不要紧，只要“与民同之”，即使园囿再大，也会“民以为小”。国君“好货”（爱财产）也不要紧，但须“与百姓同之”，使得“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国君“好色”也不要紧，但须“与百姓同之”，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总之，国君无论自己“好”什么，都不能忘掉人民的“好”。如果能适当的满足人民的要求，最众就能统一天下，“今王与百姓同之，则王矣”相反，如果百姓“老弱转之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国君却“仓廪实，府库充”，那就使人民离心离德，最后导致覆亡。他说，文王等贤君都能“与民偕乐”，所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而桀纣等暴君则只是一味“独乐”，结果被人民憎恨而国破家亡。


    孟子的基本立场是维护“亲亲”、“尊尊”原则的，讲“爱有差等”，要人们首先爱自己的父母，尊敬尊贵者，主要着眼的是统治者的利益。但同时他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要求统治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把“恩”推及于百姓，把爱自己的心推及于人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他认为，能否做到这点，关系甚大，“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这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争取民心，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他说：“三代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人仁。”“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失尔也。”（〈离娄上〉）又说：“乐民之乐这，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孟子的这些话，是在向封建国君阐述“王天下”的道理时讲的，自然是只为“权势者”着想，是从如何使百姓“亲其上，死其长”（〈梁惠王上〉）出发的。而且，黎民与君主的地位并不平等。孟子曾称统治者为“民牧”，把君民关系看作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民与只是君的财富，是被保护者，被施与者，他们之间并没有正真正的“爱”。所谓“与民谐乐”，不过是统治者发善心，给人民一点恩惠，从而使被统治者更加驯服而效死命。不言而喻，这乃是典型的封建主义思想。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孟子感受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意识到人民的支持与否对于维护统治地位的重要作用，比较深刻的总结了前代的统经验，继承了“民本”思想的优良传统，其眼光还是颇为敏锐的。当然，在封建时代，要求统治者“与民谐乐”，只能是一种幻想。但是，千百年来，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一不同得方式重复这一要求，热诚地追求和向往这一思想。这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


    从“保民”的思想出发，孟子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著名命题，把人民提到了比土谷神社和国君更重要的地位。他论证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同上）这是说，天子只有得到人民得拥护，才能做的成、作地稳；土谷神社只有能保佑人民，它的设立才有意义。如果国君无道，危机到国家的存在，从保佑这个国家出发，救应该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水旱灾害，就必须变置社稷；唯有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丧失不得，所以最为重要。孟子还把桀纣这样的暴君称为“残贼之人”，认为杀掉他们也完全应该。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为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封建社会，君王至尊，拥有无上的权威；小民至微，只有被奴役驱谴的份儿。但是孟子再这普遍存在的现象背后，揭示出似乎违反一般常识的道理，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民贵君轻”的观点，与“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但在“重民”这一点是相同的，因而在历史上一直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辉。它是人民群众在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中显示出巨大威力这一事实，在剥削阶级思想家头脑中的曲折反映。
     
                                               字数（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