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智力研究的缘踪
作者:于大海
当《智力论》书作和我的一套全新的智力评价体系面世以后,许多人很好奇:作为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底子,且现在又在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为什么会介入到智力科学的研究领域之中,并还能得到这样的识见、取得这样的成果?同样的问题我也曾经在《智力论》一书的“前言”中就做过这样的自问自答:
"这件事我本不该去做——因为即将要涉入的这个课题实在是太重大了;
这件事本不该由我做——因为试图要插足的这个人物实在是太渺小了。
但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这件事我毕竟还是去做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比别人将肩负着更多的使命;
最终在经过殚精竭虑之后,这件事我毕竟还是做成了——因为在这个领域内自己比别人要凸显着更多的悟性。"
看来事情似乎说难也不难、说怪也不怪了。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悟性和使命感,鬼使神差般驱动我“心有旁鹜”。
翻开《智力论》一书的扉页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题记”——“你要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语);“他好象是大自然特意创造出来,来认识他自己的”(高尔基语);“我的使命是为真理作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耶酥语);“在泥土下面,黑暗的地方才能发现金钢钻;在深入缜密的思想中,才能发现真理,他仿佛觉得: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深入摸索了一阵以后,他终于获得了那么一颗金钢钻,那么一点真理;他握在手里望着,他望得眼睛都昏花了。是的,他想,是这样的,我找到了真理。我有了办法,我到底掌握了一点东西。我已经下了决心,由它去!不必再犹豫,不必再退缩,这是为了大众,不是为我”(雨果语);“去掉陈旧概念,引进新概念,一切难题才能迎刃而解,现在正是时候了”(威尔逊语)——就中似乎有着这样的一种隐喻:我本人似乎就是为了要完成“认识智力”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确乎是如此展现的。
还是在孩提的时期,我就对有关人类智力的问题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兴趣和冲动。
事情起因于我在八、九岁年纪时的一段平平常常的经历——但它却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并还将一直背负终生。
记得有一天早晨,在去大连市西岗区中心小学上课的途中,我看到路边有户人家的一个年龄只有三、四岁的孩子死去了。望着那悲嚎着的大人和那具小小的棺木,凄然之际,在我脑海中联想到的竟然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未来式”的问题:“这个孩子要是不死,长大了没准能成为一名科学家呢,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该有多么的可惜呀”!
也恰就在此时,一个颇为怪异的“未来时”的想法便涌上了我那幼小而稚嫩的心灵之中:“怎么才能够做到从一个人的外表面上看出其聪明不聪明来呢?怎么才能够做到在一个人尚小的时候就预测出其才智的高低来呢”?
自此以后,我真的就萌生出要探索智力奥秘的念头来了;自此以后,我真的就冥想着要寻找一种能够鉴别人类才智的方法来了——未曾想,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便使我的思想境界产生了飞升并因此而获得了可贵的精神体验[这就恰如德国认识论专家格哈特.福尔迈(G.Vollmer)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恰当的提问甚至比后来的正确答案更加重要。新的观念与问题,可以涉及到同一个科学领域或一个全然不同的领域。甚至错误的理论,也可能有些成效,有时还成就斐然,因为非连续性和矛盾,使得具体问题受到关注,并尤其明显地刺激科学的好奇心和理智的报负”;这也诚如美国心理学专家克雷奇(Krech)所言:“提出正确的问题,比起寻找它的答案来,常常是真正更为困难和有创见的行动”];——未曾想,就是这样一个念头的闪现,便使我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常年与大脑科学为伍的生活道路,我的一生因此也就与智力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就恰如英国人类学家艾.哈登(A.C.Hsddon)所说的那样:“在这个领域中,他的兴趣一经唤起就再也没有丧失过”;这也诚如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Einstein)所言:“自从我在年轻时期开始考虑相对论的时候起,一分钟也没有停止思考这个问题”]。
此间带有标志性的认识过程和思想进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在十几岁时,我就已经把大脑素质好坏与人类智力水平的高下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能够从班级中一些学习轻巧、学业优异的学生与那些屡教屡不上道、学习吃力的学生在头颅外观形态的区别和差异上,分辨和把悟出其中的一些门道和关节点了。
二是,在二十多岁上,我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理论升华方面的准备和资料的搜集以及对感性认识的实际论证、验证工作了。
比如,我成功地予测和评价了一位在小学期间由于身体原因几乎坚持不了正常学业,而令家长对他的前途倍感忧愁的男孩所具有的高等级的智力状态和优良水平——就是这位同学他后来竟在一次全国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被保送至某全国重点大学,再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日本落了脚;
比如,我还成功地推测和对证了某省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所具有的科研人员的职业和领导干部的身份,等等(作为一个更深意义上的实践活动,我又在近年来实施了对优智少年的定向培育和资助工程,意图使那些在智力的秉赋上良好,但在家庭的经济上困难的孩子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从而得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掘出来,以贡献于国家和社会。目前,这项活动的初期结果已经较好地体现出来)。
三是,在三十多岁时,我就开始着手进行观点归纳与文字组织方面的尝试,并在三十五岁那一年将初期的研究成果归纳整理成了一份十万余字的智力纲要,以便为后一步的研究方向定下一个基调。
四是,在经过了前后几达三十个岁月的不懈追求和积累之后,我自觉经验更加丰富、技艺已经纯熟;我自觉打开智力奥秘之锁的钥匙已经把握在手、亮开研究成果底牌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股再创作的冲动油然产生——我认为,我应该把原本属于大众的认识和知识以正式和正规的形式奉献给大众来分享了;我应该把原本是属于“上帝”感应给一个人的心境和灵性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和抒发出来,再奉还给崇爱我的“上帝”了。
于是,我就不揣浅陋地操起电脑的键盘,一任自己的感情在其上渲泻、一任自己的思想在其中驰骋了。
二、个性品格和独立精神,鼓动着创新意识的泉源涌流。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在大连市第二十五中学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人为地剥夺了文化学习的权利(但非常有可能的是,即使没有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我也未必能够考上大学,因为我似乎觉得自己的那种不善于在有规则的模式中行事的思维方式并不怎么适应现行的这种学业教育和考试制度——当年身为学生班长的我就已经品尝了一次没有考入重点中学的酸果)。但是在我身上从小就积淀起的那种不循规蹈矩、不囿于形式、不迷信权威的极强的独立精神和个性品格(这种品格应该是创新才能的基础,它如果能够在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范畴内扩而大之,那就更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国外有一位政治家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是庸碌、落后的民族,没有错落高耸的性格群体,一个社会就不能得以进化和拓展”;相似的看法也见诸于中国政治家的口中。江泽民同志就曾大声疾呼:“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弥补了我在文化课程和学校教育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并使我在一生当中能够始终保持着一种敏锐的思维触角、旺盛的探索精神,以及不懈的创新意识——可以说,凡在我接触过的工作岗位上,以及在我所接触到的学术领域内,本人都曾有过可贵的创新成果和独到的科学识见。
比如,在政治工作领域,我在自己所领导的工作单位毅然取消了年终评比活动——此开创全国先河的举动,得到过国家级新闻媒体的积极反应和专题报道,也受到过北京行业总公司及地方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热情赞扬;
比如,在经济工作领域,我所撰述的专业性学术论文,曾多次荣获过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的大奖。从部队转业地方仅一年半的时间,我就由于在专业理论上的造诣和学术研究上的成果而被破格聘任为经济师职务,数年后又获取了高级经济师职称;
比如,在军事工作领域,运用电影这种特殊的文艺样式,服务于部队革命化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受到总政文化部和全军文化工作会议的高度评价和赞誉,等等。
毫无疑问,我在智力科学领域所获致的特殊悟性和所得到的科学识见似乎也绝非偶然,它也与这种极强的个性品格及创新意识有着内在的联接关系(其实这两者本身就是一个人智力特征和智力水平的一个完整体现,并且最终还都应归结到智力素质这一总的底蕴之内),它就象营养素一样始终得以在我的血液中融汇而须臾或缺不得。
或许就是由于上述这样两种特质的导引,而让我忽略了自己“非专业人员”的身份(我在书中所涉猎和汇集到的有关哲学、心理学、神经学、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医学、营养学、地理学、天文学、人才学、教育学、语言学、认知学等科学领域的一些知识和材料,都是为各门学科的专家们所绝对熟悉的,而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所发表的一些介说和所作的一些议论,恐怕就是自不量力之举和让人见笑之事了。但是,或许正是由于本人的这样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呆傻举动却很可能会给其他学科的代表们提供新鲜的和重要的识见。这就恰如戴维.希尔伯特所形容的那样:“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这一代爱因斯坦说出了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最有卓识、最深刻的东西?因为一切有关时间和空间的哲学和数学他都没有学习过”);忽略了自己科学知识“贫乏”的弱点;忽略了自己第一手资料占有率低的缺陷——比如我就没有亲手剖解过大脑的细部结构;忽略了艰辛和劳累(创作构思先后酝酿了16个岁月,写作历经了6个寒暑,此间曾参阅学术著作几百种,曾摘记资料和做笔记上千页,曾三易其稿,曾经历过5.25到3.5软盘的转换过程,曾经发生过十余次磁盘乱码现象、前后总共有十几万字的信息丢失),莽撞并一往情深地闯入了世界上最为前沿的学术课题和国际上最为尖端的科学领地、踏上了揭开智力之谜的崎岖道路,并翻开了智力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历史新篇章:
从此以后,智力科学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