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介绍湖湘文化的好文章（11）——王船山 - 唐湘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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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唐湘平 \| 浏览(2909) 评论 (23) \| 发布时间：2010-03-01 16:51:03 最后更新时间：2010-03-01 17: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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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王船山(上)

       原道之崇高：六经责我开生面
        龚旭东

    前面略述明代湘人文化特征时，曾说到明代湘人以尚气为一特征，但缺乏宋代湘人之原道精神。尚气易于走向极端，流于任性使气，于是常常浮躁而虚谈，缺乏宋代湘人潜沉而充实的原道精神底气，这也造成了后世湘人性格中容易冲动、任性霸蛮之弊，故总体上，在思想文化创见和原道精神方面，明代湘人远不及宋代湘人来得有气魄、有魅力。
这种状况在明末清初有了一个巨大的改观。这种改观不仅使得湖南文化有了真正继承并超越宋代湖湘学派传统的异军突起和惊世骇俗的大突破、大建树，也给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震古烁今的大整合、大创获。
      造成这一思想文化奇观的，是王夫之船山先生。
      王船山身处"天崩地坼"的明末清初之际，异族入主，华夏文明沦丧，他以一介书生而投入反清复明斗争，在衡山领导义军起义抗清而遭到失败，追随南明小朝廷而归于失望。迸溅的鲜血，困厄的危局，萎靡的士林，疲惫的民心，使他创剧痛深，遂长期隐居，发愤著书，总结明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数千年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作溯流穷源、追根究底式的研究，这使他重新回到了明代湘人们大多已经弃置的"原道"之路。
十分重要的是，王船山的原道，绝非是单纯的学术文化之思，而是亲身践履力行，在民族文化危亡的紧要关头的发愤之思，是为探寻民族文化衰弱萎靡的原由、力挽民族文化之颓败与消亡、重振民族文化之血脉而作的发愤之思，这从根本上使王船山的原道更开阔而深入，具有经世致用的本质底色。而以曾经投身于实际抗清流血斗争的经历，于危亡之际寻求危亡之因，更使得这种原道具有着空前的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这就使得王船山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透。王船山年青时代肄业于岳麓书院，并与友人结或"行社"，关心国家大事，主张躬行实践，传承了"求仁履实""经世致用"的湖湘学统，并且进而力求创新发扬，特别是在原道方面，王船山上承周敦颐、胡氏父子和宋代湖湘学派，下启谭嗣同和近代湘学，奋然自异，浩然独往，他特别批判了明代陆王心学的浮夸虚谈、不务实际，认为其狂妄流害是大明汉民族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高度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以"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无畏精神和悲愤勇气，遍注古经，发愤著述八百万言，在邪说四起、正学不张的社会氛围中，鄙薄时流，非佛、斥老、责"陋儒"，横扫宋明朱王学说，审察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兴亡、政治得失及儒释道诸种文化的内在利弊，以空前充沛的理论勇气和辨证创造精神，批判并超越宋明理学，对整个中国儒学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全新阐释，在儒学本体论等众多思想文化领域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王船山所追求的，是对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整体超越与刷新，以冀从根本上为我们民族及民族文化的自立、自为、自新、自强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根基。他批判、清理、扬弃宋明理学，并上溯原始儒学，建构起一套博大而精微、具有明道致用"实学"品格的历史本体论哲学，体用两洽，由哲学而辐射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梁启超在谈王船山的哲学贡献时，指出他不仅重视本体论，而且能从认识论的角度为本位论找根据，探讨"我们为什么知有宇宙"、"知识的来源在哪里"、"知识怎样才算正确"等问题，这种哲学思考，欧洲是在康德以后才有的，王船山比康德早了一百多年。而王船山在经济领域主张"上之谋之不如自谋"，指出计划经济（"上之谋"）不如自由经济（"自谋"），国家不应过多干预自由经济等思想，比亚当？斯密还要早。更有论者认为，他的历史本体论及经济思想使人联想到20世纪哈耶克的哲学与经济思想……
     王船山对文化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可谓"尽告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此乃船山评价孔子语）。他在哲学、历史、政治等众多领域上、在他涉猎的每一学科方向上，都有惊人的建树与见解，对于天与人、道与器、体与用、有与无、动与静、知与行，内圣与外王等一系列哲学、文化范畴与命题及其基本关系，他都进行了新的深入系统的阐发。梁启超在论述湖南学风沿革时说："湖南衡阳王船山夫之以孤介拔俗之资，沉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评骘百家，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
王船山的忧患意识、明道致用、批判创新、兼容并蓄、博大精深……使他在众多方面达到并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思想文化的最高水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哲学集大成的、百科全书式的批判继承者、总结者、终结者。同时，也成为湘学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
     王夫之十分推崇的宋代理学大师张载（横渠）曾有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以来儒者（包括现代新儒家们）多以此自励或自任，而真能当之者，实在罕见，船山先生庶几于近之矣。

本期主题：王船山（下）
     船山的自撰联，将他自己的原道和殉道两大精神特点表述得淋漓尽致。船山的殉道同时即是原道与践道。“六经责我开生面”这种精神上扎硬寨、打死仗的血拼心气、意志与威势，“七尺从天乞活埋”这种甘于寂寞孤苦的沉潜执拗心态与决绝精神，正是湘学气质与湘人精神最集中、最特异、最生动传神的体现。后世湘籍人杰无论宗党倾向，无不倾心仰慕船山，无不崇奉笃行他代表的湘学学风，争相学习利用其思想学说以为己用，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正可见出船山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中国受惠于船山的很多、很多，但我们对他的了解和理解真的还很少、很少。

     殉道之壮烈：七尺从天乞活埋
     龚旭东

     不久前，陪同一位北方的朋友参观岳麓书院，特地带他去书院内的五所祠庙拜谒濂溪等先贤，特别介绍了船山祠及王船山的自撰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朋友一见此联，大为叹服，敬佩不已，此后一路上不断念叨，见到其他对联，均觉无滋无味，唯船山此联萦绕于其心、称赞于其口。船山人格魅力于此联可见一斑。
前文专述船山之原道精神，以船山自况之语，即“六经责我开生面”；而船山精神的另一大要点，乃是殉道，用船山之语概括之，即是“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的自撰联，将他自己的两大特点表述得淋漓尽致。
    船山的原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与古典哲学史上的贡献与意义，不仅在于集大成，更在于“开生面”，以当今的话语言之，即整合之后的创新、开拓：全面批判并刷新宋儒以来的原道思维理路，向上直入先秦儒学的内核，旁及释道之说，将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烩于一锅，猛火爆烹，慢火细熬，创制出船山自己视通古今、胸罗万象的新菜式。因而，“六经责我开生面”之语实非虚妄狂言，真可谓千古一人而已。
     船山的殉道精神，则感人至深，亦非常人可及。在清初政治高压、避祸乡间、饥寒交迫、体弱多病的境遇之中，在长夜孤灯、友朋隔绝、情志悲愤的长期孤独寂苦的心境里，船山先生以坚苦卓绝的心力，燃烧自己的生命，接续民族文化的命脉于存亡断续之间、方生未死之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慈悲苦修大愿心，来殉其文化理想之道，这样的殉道，其艰难苦楚绝非语言所能尽述，唯船山自己所下的绝誓“活埋”二字可以略表。从顺治三年（1646）研读《周易》算起，或者从顺治十二年（1655）讲授《春秋》、写作《周易外传》算起，至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二（1691）去世，船山74年的生命中，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以自己独特的自我“活埋”方式殉中国文化之道。他遍批古经，审视历史，著述不已，著作除散佚的外，传世者竟达百种，八百多万言。自古仁人志士殉道的方式甚多，并非只有杀身成仁之一途。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船山知民族之大耻而力行文化复兴之伟业，可谓具仁勇之美德。
船山殉道的方式表面上并不轰轰烈烈，却以自己数十年的苦心孤诣与坚忍卓异而更令人惊心动魄。他的殉道同时即是原道与践道，他不是在流自己血，而是在磨自己的血。他是以“磨血”的方式，蘸着自己的血肉生命，咀嚼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积存，在切肤揪心的痛感中，激活民族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与再生之力，荡涤其中的沉渣与浮沫；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潜沉下去，深入到民族灵魂与民族文化的最基层，从整体上实行庖丁解牛式的审视与发见，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激活与创新民族文化，张扬民族灵魂。船山先生的这种精神血拼式的殉道，涤荡了民族灵魂，振作了民族复兴的士心，凸现了精神层面和文化建设上的经世致用特质。“六经责我开生面”这种精神上扎硬寨、打死仗的心气、意志与威势，“七尺从天乞活埋”这种甘于寂寞孤苦的沉潜执拗心态与决绝精神，正是湘学气质与湘人精神最集中、最特异、最生动传神的体现。船山去世后著作散佚，极少刊刻，一百多年间少有人知其姓名，可以说是“活埋”之后更遭“雪藏”，但其精神不死，浩气长存，一遇春机，即萌生气，且时间愈久而流光愈显，成为在整体上终结中国古典思想文化而开启湘学新时代和中国思想文化新气象的转折点。
      船山对新时代新气象的开启，首先在于他对后世湘学学风的影响，他强调“道者器之道”，“无其器则无其道”，将原道精神与经世致用的践履笃行结合起来，确立了明道济世、求仁履实、体用合一、不囿成见、兼容并包、与时偕行、通变求新的湘学传统，后世层出不穷的湘籍人杰无论宗党倾向，皆同声称颂，无不对王船山倾心仰慕，对其思想学说争相学习利用以为己用，对他代表的湘学学风无不崇奉笃行。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正可见出船山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中国近代经世改革的先导者与推行者陶澍，小时从父就读于岳麓书院，曾多次到衡阳船山旧居，对王船山十分崇敬，曾自称“后学”为湘西草堂题下“衡岳仰止”匾额，并为船山祠撰联：“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兴之导师”的邓显鹤编刊船山遗著也得到过他的大力支持。后来，曾国藩攻克安庆即开始捐资刊刻船山著作，攻克南京即设金陵书局，以刊刻遗山著述为一生之要事，并亲自校对其中的117卷，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船山遗书》刊出后更广荐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研读。船山的影响遍及乾嘉之后的湖南士林，并在陶澍之后各湘籍人才群体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陶澍、魏源、邓湘皋、欧阳兆熊、贺长龄兄弟、汤鹏、唐鉴、刘人熙、欧阳中鹄、王先谦、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禹之漠……以至于毛泽东、胡耀邦等新一代湖南人杰群体（乃至于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大家）无不受到船山的影响，并将船山学风发扬光大。船山生前曾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从康熙六年（1667）船山穷居深山专事著述开始，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正好二百年。
     船山对近现代学风的影响普及开来，进而影响到近现代的湖南民风。自古作为蛮荆之地的湖南民风，因船山精神与学风得到了理论的滋润，使湖南人在近现代以来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都有淋漓尽致、壮烈如歌的历史作为与贡献。
     秋日，来到船山故居湘西草堂拜谒，心中有难以言说的感动与感慨。草堂是80年代修复的，没有现如今很多古迹修复中的“水泥古董”痕迹，使我觉得十分亲切和欣慰。堂屋里，船山像两旁那幅“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自撰联是赖少其先生书写的，赖公特有的金农“漆书体”古拗朴拙、奇崛遒劲，极好地表现了船山特有的遗世独立、孤介超拔、傲视苍穹、不同流俗的性格，这使我十分佩服和感谢当初请赖公书写此联的那位不知名的先生。草堂的守护者对我说，许多参观者不喜欢这幅对联的字体，认为“不好看”，我有些苦涩地笑了——他们并不懂得船山——真正的文化思想者常常是孤独的，这是他们的命。草堂门前有两棵古柏，这在风水上说是颇不吉利，草堂守护者告诉我：船山最不信邪，偏要在自家门前种上两棵柏树，以证其非。这就是船山。有这样的精神、胆识与勇气，方能成为旧时代、旧文化的终结者与新时代、新文化的拓荒者。
     我的眼前，是从草堂带回的一块当年老砖，灰青，如铁。它让我想起那位数十年如一日“活埋”自己而孜孜于原道、践道、殉道的老人。其实，三百年来，中国受惠于他的很多、很多，我们都受惠于他，但我们对他的了解和理解还很少、很少。想起在衡阳东洲岛上船山书院里，一派浓郁的桂花醇香中，当年彭玉麟为王闿运修建的著名的湘绮楼如今荒草丛生，楼塌屋穿，彭玉麟手植的梅花不知何处，只在遍楼的破碎瓦砾间拾到一块完整的青瓦，还从教室讲台上搭的临时灶堆里找到半块透着殷红色的老青砖，真是令人悲凉之至。难道这就是古代文化现状的象征？衡阳重修石鼓书院实为可喜可赞之举，希望船山书院湘绮楼不要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
    “道莫盛于趋变。”船山之学，应该成为振兴湖南文化的和民族复兴大业过程中的显学。

龚旭东简介
龚旭东，男，1961年出生。1979年入湖南师大中文系读书，1983年毕业。分配在长沙教育学院任教，历任中文系讲师、中文系系主任。1994年初调湖南日报社《记者文学》杂志任编辑。1995年调湖南日报社三湘都市报任副刊编辑、副刊部副主任。现任三湘都市报文体副刊中心主任、副刊主编。1999年获主任编辑资格。主持的三湘都市报副刊与文化版面广受读者喜爱与好评，有口皆碑。
爱好并广泛涉猎文史、艺术的各个门类，有较广泛深入的文艺知识积累与素养，有很强的文字处理能力，长期从事文艺研究和文艺评论，著有文学论文、文学评论、艺术评论（乐评、画评等）、书评散文随笔数百篇、数十万字，多次获奖。著有《唐宋爱情诗词300首精品》（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等，编有《彭燕郊诗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等。
现为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阅评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长沙市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等。
熟悉文化、文艺、传媒等领域的基本情况与运作.

龚旭东是我的长沙市一中高七八届校友

这是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龚旭东在三湘都市报上策划的大型系列文化报道中每篇报道的导语，共发表了近３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