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报道，今年９月底，北京市民姜海程在列车餐车上吃了一顿饭，觉得量少价贵，就给铁道部部长写了一封信。12月12日下午，铁路系统一干人带着部长的批示信到姜海程家登门道歉，并退还了多收的餐费。此事导致了餐车长被解职，也促成了铁路系统的广泛自查。对此 ，舆论给予了广泛关注。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似乎都应该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笔者却陷入了沉思。假如铁道部部长因为工作忙，“忘”了在姜海程的信上批示；假如所有经历过同样遭遇的人，都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辛酸”报告给铁道部部长；或者干脆——铁道部部长对所有来信一概置之不理，那么，事情又会怎样呢？
    恐怕，谁也说不好。

 　 因此，姜海程只是运气好点罢了。对于公众权利的主张和表达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败和悲哀。如果所有的问题都只能依靠“领导”，而不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那是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这种“庶民的胜利”往往兴高采烈，对这种“领导的呵护”往往倍加赞赏，却不知这种兴奋和赞赏里面，隐藏着的是一种“人治”的劣根。就像有人一遇到麻烦或纠纷时，我们第一反应常常是让他们“找领导去”，而很少想到别的渠道或方式一样，这是“人治”自古以来的思维定式在今天的一种延续。

  　 从结局来看，姜海程选择的也许是一种最佳的方式。全国有四成的乘客都表示过对机场餐饮不满，举报和投诉者不计其数，机场不也照样我行我素吗？在舆论和法律面前，机场何曾有过哆嗦？如果没有“铁腕”人物的干预，姜海程恐怕难有这种满意的结果，铁路系统恐怕也难出现这么大的“动静”。两相对照，权大还是法大已经不辩自明。

 　 不可否认，在制度不完善的时候，人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如果一味依赖人的力量而让制度形同虚设，甚至让人的权力和作用无限制地膨胀，那么事情就有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转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权力过大既会产生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也容易造成人为的资源浪费和财富流失，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官员的集体腐败。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长期以来，无论是管理社会、统筹经济，还是经营地方资本、安排群众生活，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从来就没有真正削弱过。多个方面一再强调的“一把手负责制”，更使许多政府官员不敢对任何工作有所疏忽，无形之中又强化了“人”的作用。所以，无论在“政绩工程”还是在“形象工程”上，无论在铁本还是在新丰电厂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首长思维”和“长官意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些先贤的警句，我们的官员从总理到县长们，许多人都能深解其味。但是，不知有没有人感觉得到，这些“豪言壮语”恰恰反映了一种“人治”的思想。因为，民众的哀怨如果到了沿街叫唤的地步，社会的公正如果要靠“领导”来安排，那么，要法律有什么用？法治又从何谈起？

 　 这样看来，姜海程的主要贡献，显然并不在于让我们吃到了廉价的列车美餐。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深深唤起了我们对“人治”的思考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