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心中的英雄如果轰然坍塌，善良的人们会不会茫然无措？

　　当世界反吸烟运动之父、流行病学权威理查德·多尔最近被发现与制药公司有过长达20年的金钱交易之后，整个科学界为之震惊，众多追随者恨不得弹铗而歌：“这个世界我还能相信谁？！”

　　作为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多尔在世界医药界的地位无可争议。上世纪50年代，他在全球第一个提出吸烟会导致肺癌，同时增加心脏病风险。人们在他的档案中发现，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每天从各大公司收取高达1500美元的咨询费，其中，有孟山都等制药公司，也有通用等制造公司。这些“顾问”费，让他在多大程度上为企业服务成了一个谜。

 　 其最大的谜团，恐怕在于他是否故意让越战老兵输了官司。由孟山都制造的活性橙，在越战中被美军大量使用，后来被证明含有致癌物。当越战老兵们纷纷起诉孟山都时，多尔特意给调查机构写信，为孟山都开脱罪责。很快，其观点被孟山都广泛应用于各地主要报纸的广告，成了越战老兵最终败诉的致命因素。

 　 因此，不管多尔如何处置这些钱财，也不管他此举的目的何在，他的医学良知已受到这一系列谜团的鞭挞和拷问。在多尔所处的年代里，科学领域中的利益交汇和冲突远没有今天这么强烈，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无法原谅这种行为。这是金钱照进科学圣殿之后，一个拜金者为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悲剧，一个科学和人生为良知缺损者所戏弄的闹剧，今天看来，也是一个拨乱反正、还原历史、揭示真相的正剧。

 　 多尔给我们的警示是：科学良知，如何在金钱裹挟中全身而退？回答这样的命题，对当前的经济学界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号称“经世济民”的学者们，已很难站在纯学术、纯公益的角度说话。他们热衷出席各种讲座和论坛，出场费动辄数万至十数万；他们酷爱担任上市公司的顾问和独立董事，不再倾心于自己的学校或研究机构；他们渴望出名，渴望“名至利归”，渴望网络和电视里总有自己的声音，渴望各大报纸的版面上铺满自己的巨幅头像。

 　 他们又经常该说话时不说话，不该说话时又乱说话。“郎顾之争”初起时，他们一度“集体失语”；“郎顾之争”白热化时，他们认为这是有人在“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家队伍；“郎顾之争”以一方被拘告终时，他们再次“集体失语”。报纸的版面上，充斥着什么“穷人之所以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等种种谬论，让人既怀疑这些人的学术水平和能力，也怀疑其品德和人格。

　　 因此，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才会认定：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因此，北京大学教授邹恒甫才会承认：一些经济学家的行为，已经背离了专业人士所应具有的职业规则。

　　 事实已经证明，仅仅依靠个人的良心发现，是不能避免经济学家的道德危机的。除了个人自律之外，还要靠社会诚信和约束制度的完善。

　　 一个经济学家在什么企业“兼职”，每个企业付与多少报酬，其研究成果有否企业的背景，都需要由一个及时、准确而完善的披露制度来告诉公众，不能让公众胡乱猜测。经济学家一旦说错了话，或者说话不负责任，要有一个相应的“提醒”和“劝诫”机制。同时，对经济学家的“兼职”行为，也要适当约束，不能让经济学家到处去当独立董事。因为他们对企业的管理并不内行，容易错失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原载2007-02-26《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