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发展成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面对这个现实出现了多种反应和声音。总体来说，无论是媒体和受众，还是学者或政策研究者，皆“闻风而动”，反应剧烈，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然而，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因人而异，见仁见智。

　　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因此，劳动力短缺的根源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中国整体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是，2000 年 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每年平均只有1%略强，并预计在2015年转为负增长。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前也处于逐年减少的态势。据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于吸纳殆尽，到 2015年，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与城市新增数量持平，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

　　在总体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同时应对金融危机措施最终满足了农民工就业需求的情况下，一旦出口恢复，大批订货产生大规模用工需求，用工荒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从上述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来看，这代表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2004年以来同一现象的延续。面对这种现象不必忧虑。

　　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或均衡的经济结构，最重要的转折标志，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该转折点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伴随着用工荒现象的普遍出现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只要应对得当，中国经济社会将发生以下重要变化。

1.收入分配状况明显好转，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用工荒反映的是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当雇主提高工资时，首先获益的是普通劳动者和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因而将得到改善。实际上，从 2004年首现民工荒之后，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年和2009年，农民工实际工资都以两位数上涨。而一旦把农民工收入完整地计算在内，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呈现缩小的趋势。以往的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状况先恶化，达到一个高点之后呈现改善的趋势，人们称这个收入分配改善的转折点为库兹涅茨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通常发生在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时候。

2.产业升级逐渐发生，形成区域间的雁阵模式。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沿海地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产业升级势在必然，因而产业向外转移的速度将加快。按照国际经验，往往在这个时候出现传统优势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即所谓的雁阵模式。然而，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地区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因此，中西部地区由于仍将保持一段时间工资相对低廉的优势，可以承接沿海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并以此支撑国际竞争力，即形成国内雁阵模式。因此，以用工荒为契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和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将共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3.经济增长源泉从第一次人口红利转向第二次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的。从时间上看，传统意义上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足以在2020年以前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教育与培训的扩大，未来还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而只有出现持续的劳动力短缺，才是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质性的推动力。

4.农民工“用脚投票”机制将在社会领域诱发新的制度创新。用工荒标志着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为了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将采取一定手段争取劳动力，包括改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农民工的城市落户门槛，以及运用集体工资谈判等劳动力市场制度调节劳动力供求、改善劳动关系等。

把用工荒转化为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机遇，关键在于创造政策条件，把缺工压力转化为劳动者报酬提高的契机、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的激励、东中西三类地区产业升级、转移和承接的动力，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起点。具体来说，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快提高以农民工为重点的社会保障覆盖率。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表明，农民工是否被社会保险覆盖，对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有着显著影响。那些参加了社会保险项目的农民工，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程度要轻得多。可见，无论是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还是周期性就业冲击，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都可以发挥积极的稳定作用。

其次，运用法律手段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工资提高的正常机制。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实际上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库兹涅茨转折点到来的推动力。发达国家早期的经历也显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工资决定从纯粹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逐渐转向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决定，因而达到改善劳动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和谐程度的目标。政府应恰当地运用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加大劳动法规的执法力度，促进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合理提高。

最后，通过深化教育和加大培训力度，解决技能型人才短缺的问题。目前的用工荒，也有其结构性特点，除了技能型工人短缺经久不降之外，企业仍然存在的对年龄和性别的选择，实际上也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有关。此外，由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作为整体，随着年龄提高而受教育水平下降，使得延缓退休等政策难以出台。这些都有赖于教育和培训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