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张军朝

每次回到故乡，总喜欢一个人踱过门前的场院，再缓缓下一段小坡，到沟边去看看昔日的老屋。

其实，这里原本就没有什么屋子，一间依土崖搭建的茅草房用来做饭，现早已拆除，只剩了一段残破的土壁；仅有的一孔土窑没了门窗，敞露着黑乎乎的两个方洞，窑面土墙上依然残留着粉刷过的白灰。门前原有一棵粗壮的杨树，两根石条搭在水沟上做便桥，如今都不见了踪影。

矮墙围成方丈宽窄的小院，曾载满了白杨，夏日间浓绿的叶子密密地掩住了门窗。树行间种了各种小花，从初春直开到秋末，芳香常溢满小院。夏天的午夜，我会拽弯白杨的树梢，捉下几只麻雀来喂“小黄”。“小黄”是只柔顺可爱的小猫，极讨人喜欢。

如今，小院的矮墙已在门前水沟越冲越大的某一天垮掉，花儿被厚厚的野草取代，掩没了院里的小径，白杨伐下盖上了新屋，连那几排高高低低的树桩都不见了。提起“小黄”，那是一段让人揪心的记忆。

记得搬进新屋后，母亲的脾气比原来更坏，常为些许小事叨叨半日，无端地发火，父亲每周从学校回来一次，又在母亲的埋怨声中离开。我知道母亲脾气不好是因为穷，在老屋时日子就紧紧巴巴，盖了新屋后又欠了数百元的外债，父亲那时的月工资只有28块钱。对母亲的发火，我常以沉默和拼命做事对待。

那一阵，“小黄”常常不辞而别，母亲成天喊“猫呢？猫呢！”一天，一家人在母亲的吵嚷声中找了一天“小黄”。傍晚，我终于在老屋门口的麦草垛上发现了它，它吮着舌头，安静而舒适。我知道了，“小黄”是舍不得老屋，常悄悄回来守护。我抱着“小黄”，一踏进新屋的门，母亲便一把抓了过去，狠狠地摔到台阶上，至今我的耳边还鸣响着那一声惨叫。“小黄”死了，第二天，我把它埋在了老屋小院的杨树下。

多年后，当母亲已经成了一个慈祥温和的婆婆后，我终于从心底里谅解了母亲。不仅因为我懂得了，那时的母亲，身上承担着一家人的生计和希望，而希望却似乎总是藏在黑洞洞的虚空中，怎么也抓不到手；我还理解了，在一个可怕的年代里，那一代人的焦虑是多么强烈和难以排解。

小时候对爷爷的印象，除了跟着他去山坡放羊、挖药材之外，就是他常年地咳痰、咯血，奶奶说，那是爷爷年轻时下煤窑背炭落下的，后来又是一大家子的日子，终于积劳成疾。爷爷去世后，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终于决定分家，于是，作为老大的父亲作出表率，带领我和弟妹，搬到了村北沟边一孔废弃的窑洞里，这便是我的老屋。快过年节了，母亲搜腾尽了家里所有能盛粮食的器物，称到了400斤玉米，走东家跑西家几天，没有借到一粒细粮，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回娘家，从外公那里背回了五十斤麦子。那年我9岁，弟7岁，妹3岁。“明年二三月里咋过呀？离麦收还早呢。”母亲紧拧着眉头。父亲叹气说：“让娃们跟着受罪了。”那时的我还不懂得享福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什么叫受罪，只是对着父母愁闷黑瘦的面容，感到想哭，于是就一个人躲起来流泪。

年节过了，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间也过了，青草芽子上来的时候，母亲到地里揪回生产队喂牲口的嫩苜蓿，蒸成菜疙瘩，拌一点玉米面作为全家的口粮。麦子上场的时候，家里的面盆里竟然还有几把玉米面。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安排全家这大半年日子的，只知道我到五里路外的完小去上学，每天都有两个玉米面窝头拿。按照惯例，新麦上场的时候，生产队要分一部分储备量。分粮那天，母亲破例用剩余的玉米面给我和弟妹摊了一顿煎饼，记忆中，母亲也大口地吃了一张。

我常穿的是父亲的旧衣服，虽然洗得干干净净，却总显得宽大。袖子、裤腿可以挽起来缝住，裤裆和肩部却没法改，常常遭到同学的嘲笑。父亲用过的教案翻到背面，就是我的作业本。起初，不熟识的老师总是将这份丑陋的作业薄扔出来，但时间长了，他们不但容忍了，而且特别看重，因为它上面几乎找不到一个“×”号。每次考试，我的成绩总是第一，老师也就对这个穿着大裤裆衣服的学生刮目相看了。母亲把我从学校带回的奖状一张张贴满了一面墙壁，灰土土的窑洞显得敞亮了许多，这也是对我最好的奖励。

每天放学后，我的第一件事是到来回六里路的沟里挑水，起初是和弟弟抬，后来一个人挑，从半桶到一桶，再到满满一担，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要从陡立的沟坡下挑上来，一次也不停歇。挑回水，得赶快做饭，如果母亲放工回来饭没做好，或者“搅团”的锅底糊了，挨打是常有的事。母亲多年后说：“唉，老大小时没少挨打。”我知道她在向我表达歉意。其实从心底里我也从没怪过母亲，那时我只知道，事没做好，就得挨打。

每天晚上，我得抓紧时间爬在用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下写作业，等母亲手头的大活干完，要在油灯下作针线的时候，就没我的份了。记得曾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小油灯》，里面一句“油灯虽小，却照亮了我的心!”让语文老师感叹了许久。一次，在匆忙赶作业的时候，不小心碰翻了油灯，我惶恐地等着母亲打我，但那次，母亲却破例没有动手，只狠狠地说了一句：“做啥都要亏钱呢！”为此，我忐忑了好几天。

促使父母亲下决心要盖新屋的，是一场暴雨。那天晚上，一家人刚坐到炕上，就听到窑外响起炸人的雷声，其后是呼呼的风声和雨声，再后来便是门前沟里水声的轰鸣。突然，一片墙倒屋塌的巨响砸落在窗门外。母亲的脸色煞青，把弟妹紧紧围拥在被窝里。我看到，母亲的手在微微颤抖。第二天黎明，当一夜恐怖的声音终于静下来后，母亲拉开窑门，一堆巨大的泥土堵在了门前。我和母亲用铁锹刨开一条出路，爬到院子里，这才发现，原来是窑顶一方巨大的泥土垮塌了下来，所幸没垮伤窑洞的主体。门前被洪水拉开了一条深沟，如果不是那棵白杨树的守护，小院也许难得幸存。白天，陆陆续续有人在暴雨中遭祸的消息传来，邻村一户人家，三个孩子未来得及跑出窑洞，被淹死冲到了几里路之外。

这之后，父亲开始每周回家来打土坯，我和弟弟每天放学后又多了一项活计，到沟底背石头，周末一天背两三趟。一年后新屋开工时，打地基用的全是我们背回的石头，村里的人唏嘘不已。

三十年过去了，我和弟妹都在省城有了各自的事业和房子；父亲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西去，给做儿女的留下深深的遗憾；母亲总是找各种理由不愿到城里和我们常住，说是老家没人，父亲要“回来”看，家里门却锁着。

世事的变迁越来越快，农村的土泥路铺上了柏油，高速公路要从村旁穿过，村里在搞整体搬迁，家家户户都在谋划着新居是盖两层还是三层。昔日的新屋如今也已墙皮斑驳，苔藓爬满了阶缝，后院的梧桐已长到一搂粗壮，要是拆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人都有自己的老屋情节，这种情节其实不是让我们留恋什么，而是时时在提醒我们向前看。苦难的日子是一种鞭策，曾经的磨砺锻就了我们的坚强，给了我们一颗善良的心、一种勇于承担的精神和适应逆境的能力。这何尝不是一笔财富，让我们一生享用不尽。

2010年10月28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