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钱学森先生要邮票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叶，我住在北京的中关村。

大约是受到一起厮混小朋友的影响，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对集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让我小小的集邮册多几张邮票，课后到砖瓦堆里捉蛐蛐的兴致完全被收集邮票的狂热给燎得无影无踪了。

那时，集邮的小朋友都遵循几条不成文的行规，比如买邮票不算本事；从楼道信箱里的信件上揭人家的邮票属严重违规。集邮集邮，重在收集，方法不外乎换、掏和要。换，就是和别人交换邮票，如我曾用开国大典的邮票换到过清朝的大龙票；掏，就是挖空心思到处寻找，如我曾钻进语言所的废品库（得到门房老大爷同意的），从旧信封上搞到过不少民国和解放初期的邮票；要，就是问别人要。问别人要邮票，得有点胆子，更需要厚脸皮，这两样对我说是天生的缺陷。不过正如某位哲人所言：“欲望会让人重生。”一发不可收拾的集邮热情让我变得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包天，只要让我找到机会，问人索要邮票，我可不管他是何方圣贤。如我曾到大集邮家陆志伟先生家，请他给我些他认为无价值的邮票；我也曾到成府历史学家翦伯赞家，问他要了几张蒙古国建国的邮票。那时我十几岁一个小屁孩，住家周围名人荟萃，他们有什么学问，有过怎样的阅历，对我而言毫无兴趣，但只要让我知道他们和邮票沾点边，我就会挖空心思设法和他们套近乎。

交换邮票时我认识了一位叫邓煌的小朋友（后来才听说他是邓拓的侄子），一来二去和他就走得很近，我常到他家欣赏他收集的邮票。与他几大册五花八门万国邮票相比，我的那本集邮册里面的百十来张真是相形见绌。他说，他的邮票也是积少成多的，让我慢慢收集。我看他有好多外国邮票，而且一看就知道不是当时很好收集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就问他怎么收集到那么多其它国家的邮票。他告诉我，一部分是他父亲给他的，大部分是从这些年从国外回国的叔叔阿姨那里要来的。说着，他用手指了指楼上：“我们楼上住的钱学森，刚从美国回国几年，我也问他要过美国邮票。”别的科学家我不知道，钱学森的大名我怎么能不知道？他还刚刚得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呢，电影新闻简报里我看到过报导。钱学森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住在中关村14号楼。我常常见钱学森进出楼门，和每位与他打招呼的人都微笑着点头致意，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根本不会意识到面前走过的是一位大科学家。经邓煌那么一提醒，我马上把要“猎取”的目标指向了钱学森先生，我等待时机。

那年头，全都住着国内顶级科学家和学者的14号楼还没有暗中保护措施，就是有，谁也不会管我们这些孩子的。某日我又到邓煌家，目地明确，等钱学森先生。邓煌家住一楼，从窗户往外看，路上行人一目了然。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我终于把钱先生等到了。钱先生衣着笔挺的中山装，手里提着一只公文包，慢慢从人行道上拐了进来（那时他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都是步行上下班，很少乘小汽车）。

我几步跑到楼道，迎头对刚进楼门的钱先生说：“钱伯伯好！”

他和蔼地望着我，点点头，说好好，就上楼。

我急忙问：“钱伯伯，您有美国邮票吗？我集邮，想收集一些。”

钱先生停下来，微笑地说道：“哦？小集邮家？那好，你跟我来。”

我立马跟在他后面上楼，他顺便问了问我叫什么名字，何处上学之类。我一面回答一面走，跟着钱先生进到他家。这是和邓煌家完全一样的房子，进门就是客厅。他让我到后面他的书房来，从书柜里钱先生拿出一摞信，看了看，又找了把剪刀，把有邮票的信角剪了下来，把邮票装进一个用过的信封里，笑着递给我说：“这几张给你，小集邮家。”

我接过信封，又把那几张邮票掏出来看了看，是一些有飞机和轮船图案的邮票。我很高兴，说了声谢谢就往外跑。突然我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转头问钱先生：“对了，邮票英文怎么说？”钱先生告诉我， STAMP 。我这才兴奋地跑了出去。当然英文邮票怎么拼写我不知道，但这个词的发音，我记住了。我现在回想，我知道的第一个英文单词就是 STAMP ，那是钱学森先生告诉我的。

再后来，我就很少见到钱先生了，我上高中后再没有见到过他。据说他接受了重要的任务，也不在中关村住了。

虽然钱先生给我的那些邮票现在也都不在了，但他那和蔼微笑的样子还是经常浮现在我面前。

          仅以此短文纪念钱学森先生辞世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