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两首诗蕴含着的三个典故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一是培养科研生长点。大学是科学之宫、学术之殿，有幸步入它，必须选好科研生长点。我记得当时的西北大学校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教育家侯外庐先生在谈到治学经验时，特别强调在大学时就要选好科研生长点。这对我影响很大,我把印度史确定为自己的生长点。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长达15万字，被老师评为优秀。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再回顾这段学史经历，我更加体会到：选择科研生长点是治史的关键一环，是科学工作者安身立命之地。有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富于开拓性的科研生长点，有利于青年人勤奋而有目标的在这块基地上耕耘，使科学的种子生根、开花、结果。

二是以秦汉史见长的陈直教授曾告诉我关于王国维的“治学三境”。治学一境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治学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治学三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境”使我受用终身，愈老愈体味到它们给我治学上带来的科学和艺术上美的享受。

三是坚持“力取”。有一次读赵翼的诗：“少小学书未能园，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觉得赵翼太轻视人的主观力量，于是在读书笔记上写下了“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持之以恒，功效乃见”的话。后来，在治学中我才慢慢体验到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

问：北京大学的老师大都是中国极负盛名的史学大家,我想他们对您的治学影响一定很大。请彭先生谈一下您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的学术心得与体会。

北京大学的老师确实对我的影响很大。周一良老师为我打下了亚洲史、中国与亚洲各国关系史的深厚基础，季羡林老师和陈翰笙老师耳提面命，使我对印度近现代史的学习深入了一大步。这种教诲尤其体现在治学态度和方法上。例如周一良先生在看到我的毕业论文时,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题目,然后直翻最后一页!他说:“这是要你学得扎实!我先要看你写论文究竟查了多少资料，谁的资料。资料要是不够的话，论文你写得再好我也不看!”老师的关爱和希望化为我不断努力的动力。我认为,师生情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情谊。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的亚洲史专业老师苏联援华专家瓦·巴·柯切托夫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他在看了我的第一篇专业论文《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俄文稿后,很是欣赏,鼓励我进一步修改。他用俄罗斯谚语说:“奶酪好吃,但烤一下更好吃。”在研究生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老师周一良、季羡林、陈翰笙诸先生的精心指导，受益良多。此后，我相继探讨了1857年印度起义、1905—1908年的印度独立运动、印度民族主义革命家提拉克、印度大资产阶级的形成，一直到甘地的独特思想体系，在这个有开拓性的生长点上，我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其中一些论文先后在《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和《历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

问：1957年您研究生毕业,回到西大任教,开始了五十多年的执教生涯。那时正值一个政治运动持续不断的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您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

十年“文革”对我真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文革”开始后，我这样考虑：业务虽然不能研究，但马列原著还是被鼓励学习的，何不从这些智慧之书中寻找一个新的科研生长点呢？于是自己着手拟定了一个开拓性的课题——研究10个国际共运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从此，即使是在开批判会或大游行时，在阵阵打倒声中我也不忘在怀里揣上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列宁全集》。在“文革”中，我系统地读完了60多本马列全集,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而“文革”后期和结束不久,我就连续出版了《叛徒考茨基》(1978)、《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1982)和《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1985)3本专著，共计100余万字。这几本书从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出发，通过系统研究经典作家的直接论述，以及对时代性、创造性、复杂性和阶段性的探讨，锻炼了我寻找科学研究生长点的毅力。

虽然繁忙的政治运动、教学任务和家庭负担给自己带来了重重困难,但我并没有放弃科学研究,而是把教学同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寻找结合点。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和理论表现,要深入下去，必须从民族觉醒追溯到民族自觉思想。这样,我形成了又一个学术研究生长点——民族解放运动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完成了两部有关民族主义问题的专著，即《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1987)、《东方民族主义思潮》(1992)以及合著《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1999)。《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我比较满意的一本著作，它在1995年荣获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认为这是对我研究工作的肯定。

 

二、学问人生的智慧

 

问：彭先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降临祖国大地。您在继续研究印度史的同时，又开拓了民族主义运动思潮及中东史等新领域，您的科研进入创造和收获的高峰期。请您谈一下“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的理论体系”。

答：这主要体现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两书中。前一部著作摆脱了“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模式，创立了民族主义思想体系、政治运动与改革运动三大部分相互联系的新体系。我用类型分析法归纳出民族主义运动的五种领导形态，即除以往肯定的无产阶级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爱国封建王公和部落酋长；并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亚非拉各国的现代化改革运动，拓宽了民族主义运动史的研究领域。该书因方法新颖、内容深刻，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好评。

我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从东方政治文化的角度，集中探讨了东亚、南亚、东南亚及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我认为，从1905年开始，东方像西方一样也走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趋势，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东方民族主义的国家体系。因此，东方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该书深入研究了东方民族主义思想体系的来源、内容和特点及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我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问：彭先生，您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您所主张的学风是离不开的。您曾经说:“从求学治学的角度来看，勤奋是基础，严谨是要求，求实是原则，创新是方向。这种学风贯穿着三种基本精神:献身、科学和进取精神”。您能讲一下它的具体内涵吗？

答：首先是重视理论思维。我觉得从事历史科学的任何一个专业，都必须有历史哲学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广博和深远的历史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表现在选择课题方面，即为科学的鉴赏力，也就是选择值得深入研究、具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对课题要具有冷静分析与辨别能力。

其次，注重整体分析。我认为历史研究的整体观既可反映近代以来人物历史密不可分的现实，又可避免孤立、片面的错误。我在《从伊斯兰改革主义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中全局纵览了伊斯兰改革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地区政治文化，在思想渊源上同伊斯兰改革主义相交融而生，在政治背景上应阿拉伯统一运动之运而发，在经济基础上伴同民族经济的成长而成长，在文化上随着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的发展而发展。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构成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源头和出发点。整体的综合分析使该文全面、系统、立论深远。

再次，强调中外历史的结合。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等书中，我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中国民族主义与其他东方国家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我主编的《20世纪中东史》和《阿富汗史》都有专门章节论述与中国的关系。《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则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亚洲这一大环境中予以考察。认为孙中山作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者，比之于同一时期亚洲其他民族主义思想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与时共进”的追求真理和服从真理的进取精神。这一结论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因而更具有说服力。

最后，学习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包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多次运用新方法。我用类型分析法按地域特征将两次大战之间的亚非拉改革运动分为中东地域性、北非地域性、拉美墨西哥型三种类型；将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分为革命民主型、宗教道德哲学型、世俗改革型、综合型等类型进行了分析。我还用比较研究分析东方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不同特点；用层次分析法揭示了纳赛尔从埃及民族主义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再到阿拉伯社会主义层层深化的思想历程。在《20世纪中东史》等书中，我借鉴西方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增添了社会生活史等新内容。

问：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世界整体化过程的加强和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您开始综合古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来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交往”问题。1994年，您先后发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和《伊朗和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西传》。请您谈谈对历史交往的理解。

答：这些研究成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历史交往”的内涵、类型、形式、分期及其作用进行新的探索与归纳。我认为，“交往”是一个专门的哲学概念。可谓“交往”是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发展的基本活动。它同人们对客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共同组成了人类历史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同时，应把“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把交往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交往和交换综合观察，就会更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面貌。交往既包括物质交往，也包括精神交往。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精神交往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打开闭塞状态，走向世界普遍联系的交往史。

《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一文，通过远古游牧民族塞人的兴亡过程，分析了人类历史交往的第一时期，即原始交往和自然经济农耕文明的传统交往时期，并进而引伸出人类历史交往的五个发展时期。塞人的历史交往使它扮演了双重的历史角色：它既是早期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侵袭者和劫掠者；又是这两个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早期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塞人的活动是古代世界历史交往的缩影。

《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伊朗和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西传》二文，则以阿富汗和伊朗作为具体的模型，从微观上进一步开掘了“历史交往”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例如后一篇文章中认为古代历史交往中，商业交往重于战争交往，并分析了中国传统医学是以自己的文化与特点在历史交往过程中走向世界的。

问：中东在政治地缘史上历来就是较为开放的地区。在人类社会由闭塞、分散走向开放、联系的文明化过程中，中东是变化最快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持续性特征最突出的“热点”。您是如何从南亚研究转入中东研究领域的？请介绍一下您在中东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

答：早在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后，我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写成一篇12000余字的激情文章——《略论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发表在《人文杂志》。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震惊了世界和中国。作为阿富汗邻邦的中国学者应当对此作出反应，而我过去在印度近现代史方面的积累为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久，我就在《百科知识》（1980年第3期）上发表了《1841年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一文，由此，步入了中东史研究领域。

1964年，西北大学成立的中东研究所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一，集中了一批掌握多种外语的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同时，从1982年开始，我就注意培养中东史的硕士研究生，为未来中国的中东研究补充新生力量。经过精心准备，1986年，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西北大学设立了“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史)”博士点。这是我国第一个中东研究的博士点，对于中国的中东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1987年，我以历史系主任的身份兼任中东研究所所长。我选择有开拓性的课题，组织集体攻关，加强国内外学术联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二十年来，中东研究所的科研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一系列中东史著作：《阿富汗史》(1993)、《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1997）、《阿拉伯国家简史》(1991)，2002年改名为《阿拉伯国家史》，作为教育部确定的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第三次修订再版，并于2000年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在1990年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后，又完成了面对广大青年的《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1991)；1992年出版了《二十世纪中东史》，2001年同样列为教育部确定的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修订再版。

2000—2007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我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这是一部包括13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 共400多万字，每卷由一个国家或国家群所组成，包括《阿富汗卷》、《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也门卷》、《伊朗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土耳其卷》、《埃及卷》、《约旦卷》、《巴勒斯坦卷》、《塞浦路斯卷》和《海湾五国卷》。《中东国家通史》依照通史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各卷自成一体，但又互为联系。各卷采用历史叙述方式，由古及今地阐明各国历史变迁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同时，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双向考察与反思，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从而达到“关照现实”与“反思历史”的一致性。各卷对各国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学术、艺术、科技、地缘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并以专章探讨了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本书可以说是我应用文明交往观分析历史的深入探索，尤其是在“卷首叙意”和每卷的“后记”中，着重阐明了这一点。《中东国家通史》是西北大学“211”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东各国的通史性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三、从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

 

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您以一位史学家的睿智,敏锐地意识到交往理论的前沿性和交叉性,率先探索用文明的纬度思考交往,用交往的视角研究文明,发表了一系列独具见地的论文与专著,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明交往”这一概念。您为什么从“历史交往”的思考转向“文明交往”的思考？

答：吴于廑先生曾把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称之为“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我也是从那时起,较为系统地阅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经典作家有关生产力和交往的其他论著。我想，从人类文明交往这个理论角度研究世界史，也许更能反映经典作家所说的世界史的“世界历史性”。我之所以强调交往在文明史中的地位，是因为交往在人类文明生成和演进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此后，我在世界史、中东史、东西方文明关系史的探讨中，形成并检验了我的文明交往论，也结合当代世界各种文明交往关系，思考文明对话在交往互动规律中的作用问题。我也研究了一些文明、文化理论和文明史著作，感到许多作者对“文明交往”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忽视。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有“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并得到联合国的认同。这也说明了文明对话是消除对抗冲突、破除隔阂壁垒和走向国内和谐、国际和平的必由之路。在《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编后记中，我用下面的话作为结语：“对话浪潮是大势所趋。21世纪文明交往的新时代曙光已经出现了”。

问：文明交往是世界各民族之间最常见和影响最深远的历史交往形式,也是最早、最深层面的历史活动，您曾经写道：“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的真谛在于文明所包含对人文精神本质。”那么文明交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础是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往，这种人同自然的双重交往关系，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人类文明交往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使人类历史由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从分散逐步转变为整体的世界或全球历史；人类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贯穿于四大文明交往的过程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多向联系的本质统一；人类文明交往因社会历史状况错综复杂而表现为多种多样，大致而言，和平与暴力是两种基本的交往形式；人类文明交往有以下重要因素：主体和客观、交通和科技、民族和国家、利益和正义；人类文明交往的基本属性是：实践性、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迁徙性；人类文明交往的链条为七对环节：挑战与应战、冲突与整合、有序与无序、外化与内化、现代与传统、全球与本土、人类与自然；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总特点是：由自发走向自觉，由自在走向自为，由情绪化走向理智化，由必然走向自由，由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作；人类文明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和谐、平等、互利，是对自己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异己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欣赏，是抱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广阔胸怀和对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追求。

问：彭先生，纵览您的学路人生，我发现您始终处于理论与学术的思考中，可以说您的学术生长点处于不断的扩大与延伸，从印度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东方民族主义——历史交往——文明交往。您最近又提出“文明自觉”的理念，后者提出的背景是什么，文明交往与文明自觉有什么联系？

答：我从文明交往深化为文明自觉是基于一种信念：我相信人类发展思维逻辑在实践与理论结合中可以自由、自觉的交流各自的文明创造。人类发展思维这一文明自觉理念可以理解为人类文明交往互动规律。具体说在《阿拉伯国家史》的修订过程中，我探讨了20世纪阿拉伯世界与外部文明在交往方面涌现的人文社会科学清新潮流。对文明交往的新现象有如下思考：这是一股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相映辉的、有深厚文史哲根基并吸取西方文明的侨民文化；它的代表人物是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化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他在《东方学》著作中澄清了欧美式的“东方主义”迷雾，以远见和客观视野评价了阿拉伯和中东问题；它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是美籍黎巴嫩裔历史学家菲力普?K?希提和美籍黎巴嫩裔文学家纪伯伦，前者的名著《阿拉伯史》和《叙利亚史》反映了不同文明交往的深度，把史学的通识和通变建立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之上，堪称“侨民史学”的代表作；后者融东西方文学思想，并用阿拉伯语与英语写作诗文的“纪伯伦风格”而开创一代新风，其代表作《先知》被冰心赞誉为“满含东方气息的超妙哲理和流丽文词”，可与泰戈尔的名作相媲美。萨义德关心伊斯兰文明的发展，然而他和印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一样，对自己本民族文明的前途不持乐观态度。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力量，从根本上说，是民族内部的经济发展程度，自然这后面还有深远的历史道理。文明交往的自觉性，是古老文明复兴的精神力量。可见，一种文明的生命力最根本关键在于内在生长“定力”和适应新生存环境变化而复兴和创造新文化的交往力。总之，阿拉伯国家史的修订使我从文明交往的思考进入了文明交往自觉的思考；这种思考也和《二十世纪中东史》、《中东国家通史》编写过程结合在一起，使我从中东历史变动中深深感到，文明交往的真谛在于人类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性的自觉。

在《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中，我提出了“文明交往论是文明自觉论”的命题。人类文明的自觉，不仅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提升，而且文明自觉实质上就是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人类交往的文明化。这种自觉，是人类用自身的精神觉醒观察世界历史，是人类用自身的文明开启蒙昧和野蛮，是追寻人类文明交往中的盛衰与复兴，是人类在文明交往中不断摆脱新的枷锁而获得思想解放，是人类在实践中提高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升华。

问：文明自觉论可称之为文明交往自觉论，文明自觉是以文化思想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您将其要点简略概括九个方面，它们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答：一个中轴律：人类文明交往互动规律。认识和把握交往互动律的自觉性表现为：在深刻的矛盾对立中把握文明交往互动，把对抗、冲突和共处、同进统一于历史选择的相融点上，使之在这个中轴律上自觉运转。

两类经纬线：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经线为相同文明之内的相互融合；纬线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内外关系促使研究者在普遍联系中确立用以把握世界历史的理论体系，回答全球文明化的整体性、联系性、依存性与制约性问题，从而获得自觉。

三角形主题：人类文明交往互动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这三大主题的三角形路线进行。三角形的底线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互动，两边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交往互动。

四边形层面：人类文明交往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这四个主要层面。人类历史虽然像自然一样运行，其实质都服从交往互动规律，只不过是人类有自觉的意识在起作用，而这正是文明自觉最关键之处。

五种社会文明交往形态：人类文明交往史上有五种社会交往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对社会性考察越细致入微，也就可以从中全面认识文明交往的具体特征，从而取得史学本体的进步和获得学术的自觉。

六条交往力网络：人类文明交往的驱动力是与生产力相互伴随的交往力，二者又是历史传统的积累和现实体躯的创造力。交往力既见之于物质，也体现于精神。这六条交往力是：精神觉醒力、思想启蒙力、信仰穿透力、经贸沟通力、政治权制力、科技推进力。这六种交往力所互动的合力形成了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壮丽风采和恢宏气象。

七对交往概念：即传承与传播、善择与择善、了解与理解、对话与对抗、冲突与和解、包容与排斥、适度与极端。了解与理解属不同的递进阶段，而尊重对方是关键；对话与对抗、冲突与和解、包容与排斥之间，都有对立与转化联系；适度是文明交往自觉性的尺度，而极端为文明交往所应预防的危险倾向。

八项变化：人类文明交往是变动化的实践活动。其化要义有八：教化、涵化、内化、外化、同化、转化、异化、人化。所有这八项变化是因文明自觉程度而决定其深化程度。

九何而问：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在于问题意识的引导，它引导人们自觉地发现、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纳为“九何”：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果？何类？何向？何为？

问：彭先生，最后请您为我们学界同仁提几点希望，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语。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答：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宽广的研究空间，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面临这个新课题，引发我们思考全球交往文明化的新表象、全球化趋势与民族文化建构和交往文明化语境下的历史观等等人类文明自觉论的问题。科学不是宗教信仰，它不但允许怀疑，允许质疑，而且认为以求真科学精神所导引的质疑是任何科学理论成熟的必由之路。怀疑精神是科学理论长途跋涉中由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的动力。科学理论不讳言问题，因为下一程起步是由问题起步的。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是开放的学术思维方式。由文明交往论到文明自觉论，仅仅是从理论层面讨论的开始。我希望学界同行的更多参与，以提高学术的自觉性。

 

（韩志斌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