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易之不易

——序张树旗、张树钦《易论天下》

吕厚龙

易学之家出身的张树旗将与张树钦合著的《易论天下》给我，阅后颇感兴奋。易学实在是不易之学，敢立志在不易之学里求真易，敢在几千年贤圣大家林立的易学界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于易中见易之不易，于不易之易中见易，诚大智大勇者也。欣喜之余，聊作几句门外短语，算做粗浅的学易心得吧。

易不易

易经到底是是什么？

有人以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人类行为学视之，有人以天文、地理、气象之学看待，有人将其发展为易医学、养生学、生命保健科学，也有人将其作为命理之学、卜筮之学应用于预测之术……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先生领衔编纂《四库全书》，曾对易经做如此归纳总结：

“易道广大，无所不全。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我个人以为，这些东西确实都包涵在易经里，但都不是易经的核心，只能算是易经的一部分，仅属于可以“援易以为说”的分科应用而已。易经的最核心是“道”——大道之道、终极之道、自然之道。易经里包含很多不可变易的道——不易之真理，真理的绝对性彰显才是易经的最大价值体现。

第一个是大道不易。大道即宇宙、自然、人生的终极真理。终极真理是不可变易的。可以改变的绝对不是真理。解读易经，首先要“明道”，而不能片面拘于术或偏狭离于道。易经里有很多的不可变易之理，如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易理，如阴阳相生刚柔相济的易理，如变化变通“天下之至变”的易理等，都是不可变易的大道。读易、解易、说易、用易，均不可背离这些易经大道。离道，即是歪曲、误识、谬解。

第二个是中道不易。现在人常常以为“中道”系儒家之物，却忽略了易经这个“中道”源头。易经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其成熟期应该是在那个世界性生命学、哲学、思想政治道德文艺等诸学繁荣的时代——我国周朝中后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前奏期，也就是释佛陀迦牟尼在世宣讲生命本质、因果定律、中道之道等终极之学的时间。从汉代开始，儒学“中道”经过与佛教“中道”的互融互化，终于归结出不易之真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道”。中道是圣哲高贤对人生诸学的最大贡献，也是人类赖以存在、赖以和大自然、和族群社会、和万物生灵和谐相处的真理。它的源，一部分在易经里。诠释中道，解读中道，正确认知中道，让中道这个不易之易理重新在人类生活、人类进步中获得新生命，焕发出新活力，是当代易学的重要责任之一。

第三个是德道不易。“德者道之舍”，道乃德之本，所以人们习惯用道德一词来表示人类那些高尚的做人标准。德是人类在长期的文明进程中总结出来的公共行为规范，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显著标志。易经一再强调“厚德载物”、“德言盛，礼言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和顺于道德”等等，皆是把大道以德的形式融于生活之中以引导人类进步、彰显人类文明。出世悟道，入世修德，人类社会要发展，必须道不离德，德不背道。大道空谈是为玄，人生中的“德行”、“德操”、“德性”、“品德”、“公德”等德道的体用、实践才是真正的道。佛家有要言曰“佛法不离生活”，欲成佛道，须先修福德智慧；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首先修身明德，都要求人必须首先有“德”，然后方可谈“道”。因为，大部分道德约定都是人类进化的必须，如减私欲，增爱心，慈悲宽容，仁义诚信……不可须臾丢失。把兽性、本能冒充“人性”而极力宣扬的各种“解放”，实际上是对人类文化的践踏，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反动。易经的文化价值不仅仅是作为文化遗产研究，更多的应该是如何理解易道，弘扬易理，在生活中传“道”、育“德”，以促进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平、和谐，使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发展进步，每个善良智慧的人都可以走向生命的完美。

我之所以说看到《易论天下》后颇感兴奋。是因为我在本书中感受到了作者对于大道的认知，对于不易之易的理解，并从字里行间流溢而出的道德责任感里体会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作者对于中道的阐述，言简而意深，很值得琢磨：

“卦中还包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思想——三极之道。《系辞传上》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单卦的三极很明显，就是三个爻。所以《系辞》只对重卦的三极作了说明。

“如何理解三极？三极应指矛盾双方中还存在一个中间成份，即在事物对立双方之间，存在一种非此非彼的成份，或者彼此兼容的成份。科学证明，在宇宙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任何事物的质地（结构）中，既包含彼此对立的两类成份，也包含一种中间成份。数学中的零，圆心，象限的原点，物理学中杠杆的支点，就是表示中间成份的。

“公元十六世纪，法国思想家沙朗认为，遵循自然规律就是找到对立事物的‘平衡点’。中间成份就是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易经》早已找到了，就是《易经》反复强调的‘中’。中非常重要。没有零，如何区分正数和负数；没有圆心，如何确定圆；没有参照物，如何知道动和静；没有支点，杠杆如何平衡？所以，中是正确辨识事物的准则，是保持事物稳定，平衡的关键。没有中，矛盾不可以平衡，统一，万物不可能成形。这是《易》贵‘中’的原因，我们国家的名字也冠以‘中’。过去我们思想僵化，只承认‘一分为二’，不敢承认‘中’，这是一个思想误区。”

一分为二是对立的哲学思维，对立的世界观必然会带来许多对立的观念、对立的抗争、对立的矛盾。三极之道则是贵在守“中”，“中”，才是和谐的、最贴近事物本相的原道。周易的三极之道原则被重新发掘与认识，不仅是学术发现，更是全人类的福祉。对易经“三极之道”——“中道之道”的研究与探索，衷心期望进一步展开。

易经中还有很多不易之易，需要我们去用心体会、用心解读。需要我们用博大的胸怀去感受，用踏踏实实的身体力行去实践探索。

说不易

易经不仅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珍贵文化资源。易经几千年来一直居于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顶峰的位置，以其在元典文化中“群经之首”的特殊身份让诸多后辈贤人为之奉献终身，试图解读它、还原它、开发它、传承它、利用它。

几千年来诠释、解读、研究易经的著作，汗牛充栋，多不胜数。新世纪盛世之年，学术研究、生命探索之学日渐繁荣，与易经有关的著作亦层出不穷。易学之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的方向不同，解读的方法不同，文化视角的不同，切入的角度不同，生命体验的层次不同，对于易经的理解和诠释也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千秋。

所以说，説易不易。

如何说易，是学问，是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灵与大道沟通的过程。説易不易，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单纯的唯心思维方式和单纯的唯物思维方式都无法读易、解易、说易。

解读易经中的大道之道、终极之道、自然之道，需要拓展思维，开阔胸怀。当前学术界有一个让人感觉可笑而又可悲的现象，即动辄以西方实证科学狭隘的分科学说去套说、分析、验证东方大思维产生的优秀文化遗产，所以就得出许多偏执荒谬的所谓“科学论断”。实证科学不能离开仪器、机械、现代各种新技术，而这些现代科学手段却无法解释东方文化中的很多东西。不能解释是因为实证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并不代表东方文化落后，恰恰相反，它说明了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当西方科学家纷纷在东方文化里寻找科学的出路时，许多的东方文化学者却陷入以西方狭隘分科之学硬搬硬套东方文化的怪圈。更有甚者，不懂文化或者对东方文化抱有偏见的所谓“科学打假斗士”招摇过市，以荒谬之言、偏见之言扰乱视听；没读过易经的所谓“名人”、“教授”怒目讲台，大言不惭地宣称“周易是迷信落后的东西”，动辄就对自己弄不明白的文化精华扣上大帽子，急欲灭之而后快。这些都是有悖于科学、有悖于文化传承、有悖于人类发展进步的思维病症表现。

东西方文化思维方式不同，各有千秋，亦各有利弊。我们既需要探幽入微的西方分科深入研究模式，更需要有归纳提炼的东方综合思维作指导，偏执任何一方、贬损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研究易经，解说易经，局限于任何一门实用学问而否定其它都是偏颇的。只有以东方思维提纲挈领，深入大道，然后利用西方实证科学的深度细化研究模式去做深入探讨，才有可能把握真谛，力求还原，贴近本质。在这点上，《易论天下》值得赞扬。

説易不易，第二个问题是易不可空说，不能把易仅仅当做学术，陷入谈玄的流弊。

解读易经中的实用之学，需要亲身悟证和学思。佛教所言“悟”，是从“理”上讲的，而“证”则是对于“理”的亲身验证。在佛教看来，没有亲身体验的“理”你是没有资格说的，妙笔生花巧舌如簧的空谈不叫开悟，说了就是胡说、瞎说、邪说。只有经过自己证悟检验认定确实真实、确实有价值的理才是可以说的理。中国教育界至圣先师孔子强调“学思并重”，如《礼记·中庸》中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学易经、説易经最实用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强调的也是建立在在“学”、“思”之上的“辨”与“行”。“笃行”，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在在不离的实践之行也。张树旗曾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关心教育、关注社会；张树钦则由工人走向领导岗位，在企业管理、人事管理上多有独到心得。他们合著的《易论天下》，一改几千年解易之模式，根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原理，两卦一解，自成一家。他们在提出“易就是道、易就是人、知易者明”的理论基础上，认为易经是最早提出唯物辩证法的著作，而且有完备的理论体系，至今也没有人超过它。就连马克思也是受到易经的影响。正所谓“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们能立足大道，德育领先，警戒社会，劝导善行，固然首先得益于他们的学养、修养和崇高的人生追求与积德扬善的世界观，同时也与他们以积极的入世态度进行易经、易道、易理、易学的社会实践、学以致用大有关系。

“不学易，不足以谋大事；不学易，不足以解天地”（毛泽东语）。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大学问，人类进步需用易，世界和谐需用易，探索生命真理与自然真谛需用易，议论天下需用易，所以《易论天下》乃得出，出乃华。

（作者，著名文化学者，中国人文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