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威胁论这个时髦的话题再度升温,并衍生出新的版本,“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中国导弹威胁论”、“中国军力威胁论”等甚嚣尘上,美国副总统切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样位高权重的高官都公开指责中国的军力发展,负面影响甚大。
面对国外的无端指责,我们当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但也要谨防“谎言重复千遍变成真理”,因此,减弱或者消解“中国威胁论”成了未来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的重点所在。要破解这个反反复复流行多年的魔咒实属不易,需要长期规划、分几步走。
首先从最基本的做起,利用好自己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点最近在国内几家官方媒体上均有所体现。27,***总理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中国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笔者在英文网站是搜索时,发现这句话被法新社所转载,冠之以《***:中国需要世界和平持续发展》的标题。由中国领导人发出的中国的声音,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效反驳。
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是另外一个有效的管道,面对日本政客中川昭一“日本可能成为中国的另外一个省”的言论,秦刚反问道,日本,一个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二十五分之一、人口只相当于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却拥有庞大的军费。中国的军费只相当于日本的67%,中国的人均军费只相当于日本的7%。一个无论是人口还是领土面积都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却维持着如此庞大的经费,还在不断地叫嚷“中国威胁论”,请问其真实目的何在?
另外,面对中国军事威胁论,解放军的专家也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学习时报》刊载国防大学金一男教授的文章,表明中国不该用沉默对抗“威胁论”;《中国国防报》也于1月23日刊文批驳中国航母威胁论,指出外电炒作的水泥航母是博物馆而已。
在国际信息流几乎被西方传媒垄断的当今世界,我们的这些声音纵然起到些明辨是非的作用,也是效果有限。自己人、用自己的媒体来反驳中国威胁论,就像在家里自己嘟囔着向邻居传达善意,只有一不小心被偷听到,才可能被人关注。另外,自家媒体的辩白外人经常不信,有时候也难以为外人所理解。比如说,《中国国防报》驳斥中国航母威胁论的文章,引用“杯弓蛇影”的典故来说明大家应该少一些猜疑、多一些坦荡,动机虽好,但最多是吸引国内读者解解气,即便翻成外语走出国门,也难以为人所理解。毕竟,文化上的隔阂不可忽视。
第二步,就是善于利用国外媒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一点做的最出色的就是著名理论家郑必坚先生,他近年在美国的演说,以及在《外交》季刊发表的长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一时间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成了学界的流行词汇。
无论如何,在西方眼里郑必坚先生的言论代表着官方立场,他们有戒心,也不会全盘接受,应该有更多来自民间的声音,一些有着在美留学经历的精英们,似乎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一些作用。这在历史上有案可查,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塑造的中国人的“士大夫”形象在美国深入人心,由此成就了一段美国人对中国印象最好的时期。
可惜,现在中国人写的正面介绍中国的书,很少在西方流行,更谈不上影响别人。无论是在华盛顿、东京还是柏林的书店,很容易找到台湾人写的书,却很难找到中国大陆人的著作。
不过,笔者最近接触的武晓迪博士算是特例。他在美国雪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在亚马逊书榜上一度排名前列。这本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驳斥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对中亚威胁论。这位已投身商界的学者和笔者聊天时说:“别人说你威胁,你说你爱好和平,没用;你要有理有据地说服他。”
作为商人,他批驳中国威胁论另有一套。“西方说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可我觉得,商家无利不起早,非洲基础设施差,西方公司不愿意去。我们去了,以低利润促进当地发展,过几年,基础设施好了,西方的公司自然就都去了,我觉得,中国进非洲,就像当年摩托罗拉进中国市场,最开始一直独秀,后来是大家都来竞争,非洲也是这样。”
第三步,就是让国外媒体心甘情愿地礼赞中国。近几年中国热持续升温。美英主流媒体纷纷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纽约时报》出现了汉字——《从开封到纽约,繁华如过眼烟云》,《泰晤士报》也在头版打上雨和雪,让读者猜字面所对应的意思,这从一个侧面诉说着汉字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过,有些媒体的吹捧过分,又变成的异化的中国威胁论,比如说,27日佐格比公司的调查显示,阿拉伯世界的人希望法国或者中国来作世界领袖,中国人看了这个报道或许沾沾自喜,可当今的“世界领袖”看了会加强防范。
其实,前面的三步,都还是批驳中国威胁论的初级阶段,媒体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次的是那些操作媒体、拥有媒体的人;再进一步,是影响那些系统地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学者、和对国家大政方针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客。影响、转化他们,才能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最高境界。
要影响这些人,就要请他们到中国来看一看,这方面有成功案例可供咨询,2006年,美国国会推动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的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来到中国转了一圈,回去以后调门明显降低了很多。这几年,外交部组织外国记者访问,不再限于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而是带领他们去云南、贵州的偏远山区,让他们亲眼看看中国落后地区的状况,这些人发出的感人的报道,以不同的角度诠释着中国的发展,消解了中国威胁论。
然而,在请进来的过程中,我们多数情况下注重联络那些亲华人士,而对反华人士则敬而远之。比如说,拉里·伍策尔的郁闷就是一个反面例子。此人是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掌握着与中国有关的重大经济决策,在凸现中国军事与经济威胁方面可以说是一员干将,因其立场问题,有几次欲参与在中国举办的几项公开讨论会而不得,后来他很生气,情绪化地说过,“我会让小气的中国人为此加倍付出自己的代价。”
其实,这样的事例屡有发生。中国和以色列政府间关系还正常,中国民间也散播着着犹太人对中国感恩的传言,可以色列学界却不太喜欢中国,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得罪了一位泰斗级的汉学家。在德国,笔者也曾碰到一位主流媒体的记者,她因为写了几篇关于台湾的报道,被中国驻德使馆的官员警告说“当心不发你来华签证”。这位记者对此又郁闷又委屈,她自认不“反华”,却遭此待遇,那些反华人士,要来中国看看恐怕更不容易。其实,越是请铁杆的中国威胁论者来访问,越是潜在的收获大——都已经铁杆了,再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当然,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历史上曾经强大,中国威胁论是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我们更多地还是做好自己的事,加强和其他各国的沟通,用事实来驳斥中国威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