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就需要对中国的国际环境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和系统的分析。

　　　 环境，本意是指周边的情况、因素、条件、影响或势力的综合；国际环境，是指一个国际社会的基本的客观的能对世界各国的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和条件；它即指对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和条件，也指对某些特定国家产生作用和影响的特定的地区和周边环境；国际环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是国际关系结构体系对一国的影响和一国对国际关系结构体系的影响所作出的反应，是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一种互动过程。

　　　 过去人们关注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问题，主要是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来提出的。中国要和平发展，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对中国相对友善的外部环境。中国当然需要这样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任务，仍然是维护和争取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但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在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上，仅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够的。中国领导人开始指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而不仅是一个中国被动适应的关系。

　　　 国际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不能控制和回避的；但中国的和平发展则即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在中国政府和领导者的决策影响下推动和进行的，是一个主观选择的过程；国际环境能推动、改变或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也能适应、影响、改变国际环境；当国际环境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一致时，两者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当国际环境有利或不利中国的和平发展时，如果中国应对得当，则可以利用其有利因素或克服其不利因素，继续推进和平发展；相反，中国和平发展战略选择失当，或应对国际环境的不利因素失当，即使在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可能受阻；当然，如果国际环境的挑战和压力太大，超出中国应对环境的范围和能力，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会受阻。

　　　 过去20年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较多的有利因素，使中国的和平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力也在增加；

　　　 在未来15-20年，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将步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仍然存在着继续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压力、要求、期望、挑战都比过去大大增加；同时，由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发展潮流方面也有了更大的能力，中国的正确的战略选择将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产生积极的影响，二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进程；相反，如果中国的战略选择失当，则会加大国际环境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压力和挑战，反过来又会增加中国和平发展的困难和阻力。

　　　 因此，今天中国的学者应当进一步思考，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

　　　 中国能不能和平发展，友好和平的国际环境固然好，但是，中国如何和平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国际环境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反应。

　　　 一个国家与国际外部环境的关系，因国家大小不同而有不同。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很少能改变和影响环境；大国则不同，大国不仅适应环境，而且改变和影响环境，对别的国家来说，大国本身就是国际环境的一部分。大国本身的变化，都会被认为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一部分。新加坡的发展很快，30多年间，从一个落后的东亚国家变成人均GDP比许多发达国家还要高的国家，但没有人会说新加坡是一个威胁，也没有会以新加坡的好坏来说明国际经济政治的好坏。但是中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它的任何变化都会成为国际环境的一部分。

　　　 因此，有必要深化人们对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关系的认识。

　　　 如果把国际环境分成和平、战争、不战不和三种环境，那么对国家的发展而言则有三种结果，即好、较好、不好三种可能，而不同的国际环境，要通过国家领导决策阶层对国际环境的把握，要有适应、比较适应、不适应等三种不同的选择才能转化为不同的结果。这样，三种国际环境通过国家决策阶层的三种反应就会出现27种不同的结果。

　　　 首先，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能促进发展的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外部的和平环境能促进发展。日本在过去的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大大促进了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发展；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发了横财，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国……；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的方式，之所以最需要、最珍爱和平的国际环境，不是因为只有和平才能发展，也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对中国形成的合力，以战争来求发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内在因素决定的，是一种自觉的认识。 “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持久的牢靠的发展，也才是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着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有着中国发展的历史根源”；它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历来讲信修睦，崇尚和平，中华文化历来强调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它是人类文明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因为，战争带给人类过多的灾难和过于过重的代价，而“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1]；和平发展也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所以，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2]。

　　　　　　 其次，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外部环境的客观因素很重要，但国家内部的主观因素也很重要，甚至比外部环境更重要。现在人们强调和平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很容易形成一个结论，似乎中国的发展只有在外部环境的顺利条件下才能发展。这可能有些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实际上，在同样较好的外部环境下，不同的国家的发展存在至少三种可能的结果：发展好、发展不好、介于二者之间。同样的冷战结束、全球化，为什么只有东亚发展较为顺利，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不那么顺利；甚至同处东亚，为什么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发展较慢？同样，在不太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同样存在至少三种可能的结果：发展不好、发展不好不坏、发展不好。一战后，苏俄没有什么好的外部环境：作为一个红色孤岛与周边的国家关系紧张，西方国家封锁制裁，甚至发动军事战争来消灭它，但苏俄不但挺过来而且取得了较大发展。

　　　　　　 第三，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有适应环境，也能创造和改变环境。国际环境通常主要是指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格局，指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秩序等。小国在这些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但大国则可以根据环境的情况来选择自己的战略。苏联是当时的一个大国，它没有去适应当时的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创造了华约、经合会组织等，这在当时就成了苏联创造的国际环境的一部分；而美国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也不是完全去适应已有的西方为主的国际体系，而是主导建立了联合国、WTO（前身是关贸总协定）、北约、美日安保条约、七大国首脑会议等组织、秩序、机制。今天人们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环境，主要是指美国当时创造的这些组织和机制。苏联和美国的例子说明，大国不仅适应环境，而且具有一定的让环境适应自己的能力。中国近年来也不仅是适应国际环境，也在创造和改变环境方面进行了较大的努力。

　　　　　　 ***总理曾明确地指出，中国要“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的国际环境”[3]。中国创造国际环境的努力中，最有成效的成果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二是与俄罗斯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是与印度改善与发展关系；四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区协议，中国加入东盟和平友好条约。这些举措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也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的组成部分。正如***所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4]。

　　所以，一个国家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固然是一种幸运的事，但是，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适应和利用当时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一个国家在顺境中能发展，在逆境中也可能争取条件来发展自己；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也决不仅仅是适应环境的问题，中国也具有一定的改变环境、让国际环境适应中国和平发展的能力。中国要有面对各种国际环境变化的心理准备：在国际环境较好时，应当抓紧利用；如果国际环境变化、恶化时，也应当想办法适应环境，并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局部环境来发展自己。

　

　

　　　 与上面的分析相连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方面是一个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5]。

　　　 这一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国内环境如何适应和利用国际环境的问题，另一个层面是大国的国内环境本身就是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一个良好的或恶劣的国际环境，为什么造成不同的国家发展结果的大不相同，其中主要的答案就是：外部环境只是一个国家变化发展的条件之一，但却不是惟一的因素，对大国来说甚至并不是决定性的最重要的条件。在这一方面，小国与大国有很不同的情况。小国经不起外部环境的较大的压力，常常受大国决定的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但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外部条件当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内部变化，但更主要的是外部条件只能通过内部条件起作用和变化。

　　　 因此，对大国来说，能不能适应环境，有没有能力把握当时的国际环境的发展趋势，就成为国家能否利用外部良好环境来促进自己发展的重要因素。

　　　 构成一个国家的利用外部因素的主观因素的要素包括：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与素质；国家领导集团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与分析是否客观和准确；国家能否集中全国的资源用于有利于国家的主要方向上；国家的政治是否稳定。在这些方面，中国是一个内在因素比外在因素起更大作用的国家。因为中国本身有着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政治经济制度也与其他国家都不同。在这一方面，中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毛泽东领导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可能是最不好的，中国几乎与所有大国关系都不好，与周边国家关系也很乱，国内又有左倾错误影响，但毛泽东认定中国必须独立自主，集中全国资源发展两弹一星，这使今天的中国也受惠不浅；当然，当时的中国也错过了许多利用新的技术革命来发展自己的机会；改革开放时期，则是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人很好地把握国际时机来发展自己的另一种类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固然重要，但中国内部的稳定、团结、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可能比外部的好环境更重要。它使中国能适应和利用外部环境创造的机会，也能在外部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创造和改变环境来发展自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始终应当把自身的建设放在第一位，外部环境只是中国发展的第二位因素。只要中国自己处理好自己内部的各种问题，中国的发展就有了基本保障，就是不可阻挡的。

　　　 第二，既然中国的变化本身就构成国际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国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环境的一部分，正如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是构成中国国际环境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因此，中国自身的建设就已经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问题也是发展问题的组成部分。正如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样。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贡献率已经超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它产生的两方面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反对外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也要适当理解外国人对中国各种问题的合理关切；另一方面，中国自己要自觉地从国际的眼光来处理各种内部问题，处理问题时即要首先考虑中国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也要适当考虑外国的感受和关切。

　　　 第三，以国内环境的顺利发展化解国际环境中的敌对因素。面对国际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当然必须做艰苦的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和解，但许多国际的不利因素可能更需要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化解。

　　　 西方国家的人权是一个基本价值观。西方国家试图把西方国家发展人权的做法做为一个普世的模式，在这一方面构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矛盾。在西方眼里，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家难以成为国际社会的文明的成员，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有可能构成对西方制度的威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方面，中国当然要批判西方人权高于主权，以人权为理由干涉中国内政的倾向，同时也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中国对外宣传的质量，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很大的部分还在于中国国内的发展状况。实际上，西方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认同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实际情况有了很大改善。***2005年11月19—21日与来华访问的布什的会谈中，也强调指出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权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性进步。我们将继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不断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不断提高中国人民享受人权的水平”[6]。如果这一方面能取得重大成就，将会大大化解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敌意，大大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

　　　　　　 同样，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当然要做好以武力遏制台独的准备，这绝对是必要的，但也认识到，在这一方面与美国发生的矛盾也可能会升级；因此，中国更需要做好另一方面的工作，做好大陆的发展，使大陆对台湾民众有更大吸引力，同时也要做好台湾民众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台湾人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和平统一的理念。“中国政府和人民致力于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容忍‘台独’”，并“高度评价布什总统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反对和遏制‘台独’，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7]。中国大陆通过邀请台湾主要政党访问大陆，采取对台湾民众有利的实际政策，大大缓解了两岸的紧张局势，并使台独的势力受到压制，也大大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解决台湾政策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矛盾。

　

　

　　　 中国和平发展，对中国而言，就是指中国不以武力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和平发展的对立面是非和平发展。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即定的国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因此，今后中国固然要继续宣扬和平发展的思想，但重点已经不是要和平发展还是非和平发展方面，而是如何和平发展方面，中国应当而且已经在深化和平发展的内涵。除了中国过去的提出的“共同发展”外，***在2005年11月9日访问英国的讲话和11月20与布什的会谈时又提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和平的发展，而且也是“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8]。

　　　　　　 中国的发展的主要矛盾，对中国来说，已经解决了和平发展还是非和平发展的矛盾，现在开始突出和强调和平发展的不同模式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粗放式发展、旧式发展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是良性发展与劣质发展的矛盾。

　　　　　　 以武力谋发展固然会被国际社会视为威胁，而虽然和平但却是劣质的发展，即粗放式的、破坏性的、污染性的、浪费型的、自私的发展，仍有可能被视为威胁；小国的劣质发展，有可能不被视为威胁，但大国的劣质的发展很可能被许多国家视为威胁。所以，在和平发展的口号提出20多年后，现在又提出了中国不仅和平发展，而且与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的口号。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当修正为中国“和平的良性的发展”。所谓和平的良性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科学发展、共同发展和自我克制的发展。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发展中的“两大矛盾，一是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发展；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科学发展”，因此，中国“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其根本要求，就是要坚持把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要创新发展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更加注重统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9]。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前述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关系的延伸和深化。

　　　 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任何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被放大成国际性问题。因此，今天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国内问题，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国际性问题受到关注。在这些问题中，中国发展中出现的污染、资源问题尤其突出。

　　　　　　 中国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之中。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不能把很大的资源用于环境保护，但中国又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那样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因此，中国现在必须用人均才1000美元的能力办理西方国家在人均产值达4000—10000美元才开始办的事情。中国的环境保护已经到了不能不治理的程度。西方国家是经济发达造成了环境污染，而中国经济还不发达，环境污染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如2004年国际能源机构报告指出，2002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4，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3·07亿吨，比1990年相比增长了44·5%，占到总量的1/7[10]。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有298个城市受到酸雨的影响，酸雨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0%，七条最大的河流和27个大型湖泊受到污染，只有1/3的城市污水和57%的城市的垃圾得到处理，3亿农民饮用不卫生的水。流经城市的90%的河流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了富营养化，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严重污染，工业危险废物每年生产1100多万吨，处理率只有68%，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无害化处理不到20%[11]。据统计，2004年中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263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27。4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为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12%，且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还有31。8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3。32%，涉及上千个县，并且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迅速扩展，危及1亿多人口的生活。所以，“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的总体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12]。

　　　　　　 联合国开发署认为，如果从现在到2050年中国经济发展不改变，那么40多年后，中国的GDP将增加4倍，但水的消费量也将增加1倍，水污染指数会大大上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增加2倍，空气污染增加2倍；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环境恶化的人力和经济成本大约占国内GDP的8---12%，有3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死亡，15年后这一数字将增加到50万人[13]。

以2004年国民生产总值16493亿美元计，则中国2004年有差不多1649亿美元的产值是无效的；有的估计更为严重，认为如果将环境考虑在内，那么中国的GDP可能是负增长[14]。

　　　　　　 中国的发展也引发了中国资源紧张的问题。中国土地资源已经敲响警钟。2004年，中国耕地面积减少为18·37亿亩， 8年中全国耕地面积减少1·14亿亩[15]。中国水资源短缺很严重，现在每年缺水400亿吨，全国有400多个城市缺水，90%的城市供水条件恶化；中国的粮食产量只能达到5亿吨，还缺2亿吨，每年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约5000万吨粮食；中国是个石油消费大国， 2002年全球的石油消费为35亿吨，其中美国为8。88亿吨，占25%，日本为2。49亿吨，占7%，中国为2。48亿吨，也占7%，中国原油进口2004年超过了1亿吨，预测到2010年左右，中国石油的41%即12000万吨将要从国外进口，2020年可能净进口21000---45000万吨[16]。

　　　　　　 中国的资源不仅短缺，而且浪费大，中国的统计还表明，我国万元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4倍多，工业排污则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4%左右，但原煤、钢材、水泥的消耗量分别占全世界消耗量的31%、30%和40%，石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40%、6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出环境容量。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既不符合国情，也会引发各种矛盾，最终难以为继，已经到了需要刻不容缓地加以转变的关键阶段”[17]。

中国的这种以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发展，不仅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威胁，而且也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是会引发新的中国威胁论的因素。所以，中国尽管和平发展，但如果这种发展是劣质发展，一样会被国际社会认为威胁而不被接受。

因此，保护自然环境和厉行节约，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发展战略，而且也要作为中国和平发展总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提出了转变发展思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循环经济，发展节能产业，从黑色GDP转向绿色GDP[18]等一系列整治中国陆权发展的观念。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循环经济总体战略设想的目标是，用50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建成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资源节约的循环经济社会，使中国的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废弃物处理率的主要指标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极大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生存空间，全国全面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已经提出到2010年时，要把GDP单位能耗比降下来，要比2005年降低20%。

　　　　　　 总之，中国不仅要和平发展，而且还必须科学、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只有科学、和谐、可持续发展，才能长期坚持和平发展；这也将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一个绿色和平的中国＋一个绿色环保节能的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发展必须走和正在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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