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南京大学的杜MM“踢馆”南京林业大学，让“打工皇帝”唐骏差点下不了讲台。在唐骏做主题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演讲将结束的时候，杜MM冲上讲台，利用演讲话筒质问唐骏，并现场分发“西太平洋大学”学位证书，闹得演讲尴尬收场。

    杜MM的在事后的辩白有点意思，一是对唐骏的学历造假抓住不放，认为唐骏有道德污点，没有资格在大学讲坛上为人师表；二是作为学生没有像唐骏一样拥有话语权，所以冲上讲台，“大开杀戒”。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杜MM关于争夺话语权的观点，引起笔者兴趣。

    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伦说，伟大是熬出来的。这话套在话语权上同样合适。年轻人资历浅，在部门、单位一般是没有话语权的，只有听领导台上唾沫横飞的事儿，没有自己说话的地方。因为根据活动或者会议安排，年轻人永远坐在最下边，属于“张良西下侍”的主儿，只有象征性的“补充说明”的资格。

    年轻人有许多苦恼，需要向上级领导反馈，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渠道。网络为什么这样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年轻人没有发言的地方，在座位上憋着闷骚。时间长了，难免有逼上梁山之慨，义愤填膺，振臂一呼。杜MM就是千军万马中的一员。“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哪怕在演讲行将结束之际，杜MM也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冲锋陷阵、上台打擂，以“花拳绣腿”与“打工皇帝”一搏，撕掉“皇帝的新衣”。

    杜MM的行为，有人不吝献予美词，总结为“踢馆”精神——令人想起霍元甲、陈真的武馆时代。其实，杜MM哪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无非是一个青年人的一时冲动罢了。可惜的是，当下的青年，虽然知道自己没有讲话的份儿，还是要削尖脑袋，往公务员队伍里猛钻，难得有如此“冲动”的时刻。杜MM的言行，其实正像鲁迅先生在散文《藤野先生》中所言，“物以稀为贵罢了”。

    年轻人有话语权吗？委婉地说，基本没有；极端地说，没有。

    当下的话语环境，并不利于年轻人开口讲话。官场和企业暂且不论，就连大学这样的精神圣洁之地，也是“教授”与“专家学者”的言论天地，他们说什么学生就听什么，他们做什么学生就吃什么。李刚在校园里撞人了，学校领导说不知详情，所以大部分目击者也被点了哑穴，“异口同声”地保持了沉默。因为领导的话就是真理……于是有了“房地产救国论”，有了“上访者90%有精神病”等权威舆论。年轻人在下面听着这些豪言壮语，听不懂只能在讲台下憋着，研究着高深的“知音”杂志，梦想着一个清华的帅哥上门提亲。

    以前有官逼民反。老百姓没有出头之日，于是便杀上梁山，替天行道。现在的年轻人更甚，听不惯你说的话了也要站出来反对。苦于没有话筒，找不到发声的地方，所以不惜动用一些旁门左道（这不是什么坏词），以振民威。譬如，拳头和臭鞋就是不错的武器。

      2008年10月5日，阎崇年应邀前往无锡参加“2008年太湖书市”，在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就因“袁崇焕英雄说”等观点遭一年轻男子掌掴。无独有偶。2010年5月7日下午，由大连房地产开发协会和电视台主办的“大连住宅与房地产业高峰论坛”上，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刚一上场说：“我没看过蜗居，但是我发现里头那个人（宋思明）开的车相当好，如果他能开得起这样的车，那我想他的蜗居也是相当大的。”话音未落，会场有一人就朝台上扔了两只鞋。

    “真理越辩越明。”这是众人皆知的道理，但如过失去辩论的平台（如讲坛等），或者将发言人隔离在话筒之外……理性的声音又如何听得到？因为憋得难受，所以一吐为快。

    青年人有朝气、有血性，有砸坏“铁屋子”的闯劲。尽管并不善于，但总算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的国家，多的是四平八稳、习惯沉默的“智叟”，少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杜MM的行为虽然有点不雅，但在没有话语权的语境里，“雅”起来就错失了说话的舞台。

    有人认为杜MM的行为太过于极端，不是讲话说理最好的方式。笔者不担心杜MM梁山好汉般的的血性偏激，倒怕她明里造反，暗里招安，逮着个机会“回到老地方”。1998年克林顿访华，就有北京大学的MM一脸正义，民族立场坚决，说美国的人权如何云云；结果没过了几年，这位MM自己也去了美国生儿育女，把自己当初的话忘在爪哇国外。希望这不要成为杜MM的前车之鉴，也不要成为力挺杜MM的青年的前车之鉴。打倒别人，然后再举起别人的旗帜和宣言，绝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就像骂朝廷黑暗、替天行道的宋江，坐大了首先想到的是招安后封妻荫子做大官。

    憎恨公务员腐败，有机会自己又恨不得削尖脑袋往队伍里钻；批评美国人权的种种不是，自己又找一切机会拿美国绿卡；讨厌别人炒作媚俗，可自己也是“三俗”急先锋……这比批评别人种种不堪更为可恶，也是公众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社会青年。

                                    2011年5月4日青年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