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3日凌晨3时许，在西安市北门外立交桥上，一辆装载100多辆摩托车、总重40吨的大货车撞飞11个水泥墩后，“骑”到了立交桥道路中央半米高的隔离墩上。该车前轮爆裂，底盘严重损毁，油箱、主轴承等主要部件受损。直到下午5点，这辆困在隔离墩上14小时的货车才被吊车“安全解救”。据这辆车牌为“宁D08XX挂”的大货车司机张师傅讲，他当时开车到立交桥时，迎面开来的一辆车车灯很亮，照射得让他根本就看不清路面，结果出了事。

  大货车“骑虎难下”隔离墩上瘫了14小时。（2006年11月13日摄）

  大货车“骑虎难下”隔离墩上瘫了14小时。（2006年11月13日摄）

  大货车前轮爆裂，底盘严重损毁，油箱、主轴承等主要部件受损。（2006年11月13日摄）

  工人师傅们将出事大货车上的百余辆摩托转移到另一辆货车上。（2006年11月13日摄）

  两辆吊车准备起吊出事大货车。（2006年11月13日摄）

  困在隔离墩上14小时的大货车被吊车“安全解救”。（2006年11月13日摄）

   2006年11月13日早上7点多，一阵手机彩铃音乐惊醒了睡梦中的我，电话是我们报社新闻部一个和巡特警关系甚密的女记者打来的，她告诉我凌晨在西安北门立交桥上发生了一起车祸，要我赶到现场拍照片，并称自己不用到现场了，因为自己的通讯员（巡逻特警）都把现场的情况告诉她了。我很不情愿去跑这条新闻，因为我才睡了不到5小时，实在是太困了，而且听起来并不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后来想着反正离报社只有百余米，就答应了去跑这条新闻。
　 挂断电话不到10秒钟，我的手机又响了，电话是我们报社第一美女记者（报社公认）打来的，她刚说出“北门立交”四个字，我就笑了，我明白她也接到了巡特警的报料。
　 我迅速起床，洗脸、刷牙，然后背着摄影包就向楼下冲。等我赶到现场才发现我根本就不用赶得这么急，一辆货车骑在隔离墩上，而且车上还装载着百余辆摩托车，现场清理完并非易事。8点多，我发现手机里有一条未接电话，是办公室打来的，因为忙着拍照没顾得上回。10分钟后，报社的一位女记者赶到了现场，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刚用办公室电话打你手机，怎么没接？”原来她也是接到了巡特警提供的线索后要我来采访的。
　  我心里在笑，报社新闻部总共才五个女记者，就有三个获知了这条线索，而且都是通过巡警获知的，后来才知道，白班和夜班巡警倒班，所以他们通知了三个不同的女记者。这个新闻不算什么大事情，但我却有点愤愤不平，甚至心里开始骂起巡警：“线索为什么都是给女记者说了？”
　  我一边采访一边在琢磨着这些疑问，突然我想起了前不久的记者节，我们报纸刊发了《男记者 女记者 有话要说》的组稿。其中，一位男记者在文章中发着这样的感慨：“在新闻这个领域，女记者以其性别优势工作得从容自如，特别是一些美女记者，更是‘混’得如鱼得水，显示着在这个行业中的优势......今天是记者节，我这个男记者终于可以把埋藏在心中的苦闷说出来：‘男记者在采访中受到的委屈太多了！’”
　  然后该文还列举了几个事例：一次和外报一男记者去某政府部门采访，满脸堆笑地说尽好话，却遭到了一位领导的拒绝：“呀，实在对不起，今天确实忙的很，况且我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了解。”两记者一再请求，可是该领导依旧以“今天实在太忙”的理由推辞。
　  两记者在大院内转了一圈，实在不甘心地又回到了该领导的办公室门口。办公室内的场景让他们没有意想到，原来另一家报社的美女记者正和该领导喝着茶，相聊甚欢。该领导看着两记者又回来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满脸堆笑的让记者进去，“歉意”的说：“刚才确实有点忙。”我的这个男同事心里很是不平：“几分钟的工夫，见了男记者就忙，见了女记者就有时间了。见了男记者就是‘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见了女记者就相聊甚欢了。”
　  这篇文章还有这样一段：据了解，在西安的新闻圈中，和西安市110巡特警联系较密切的，几乎全是女记者。听说一些“混”的较好的女记者更是受到110巡警的优待，几乎天天有机会坐着110的警车去采访，有的巡警还配有相机和摄像机，遇到突发事件，他们一可以掌握一些证据，另外就是把现场的影像资料供媒体使用，当然，获得好处最多的当属女记者了。这也在无形中，让许多男记者和110的巡警这些清一色的小伙子们就产生了一些距离。
　   ......
　  该文的结尾这样写到：女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受到优待的例子，真是一天一夜也说不完。所以，在这个记者节里，如果允许我许个愿的话，我的愿望就是：政府部门多一些女领导，街头的巡警都换成女警官......
　  我想，我和我的这位男同事一定有着某种同感或者苦闷或者委屈。不过，要是他记者节的愿望能够成真的话，那么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