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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此
有一说一，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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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鲁商“断代史” 上一篇 下一篇 | |||
| 发布者：李路 | 浏览(5160) 评论 (1) | 发布时间：2006-06-26 21:14:53 最后更新时间：2006-06-26 21:14: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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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是具有一定地域、行业和文化认同感的商业群体。中国的传统商帮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但公认的有五大强势商帮：徽商、晋商、浙商、粤商、鲁商。
其中，徽商和晋商的辉煌在明清达到顶峰，从此一蹶不振；粤商后来居上，尤以潮汕帮影响最大，曾经统治了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商界，在港澳、东南亚也有很强的辐射力；浙商中的宁波商帮在近代影响很大，是上海商业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近年来浙商复兴势头很猛，势力遍布全国；而鲁商历史最悠久，生命力也最顽强，不温不火，一直从春秋战国延续到了今天。
山东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原。山东的文化像中华文明一样，保持了较长跨度的连续性，商业文化则一直保持了它的厚重和坚韧（鲁商古代史另文发）。
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一批优秀鲁商把鲁商文化继续丰富和深化。瑞蚨祥“掌门”孟洛川的连锁经营思想在世界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直接催生了世界第一零售连锁沃尔玛，孟氏以开阔的眼光、宏大的气魄、超强的商业驾御能力为鲁商增加了新的文化元素。
2003年热播的电视剧《大染坊》的原型是山东近代印染业巨头张启垣，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人们被一个民族实业家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操所感染。更重要的是，这一段历史和这一群人曾经长期不为人们所熟悉，现在它又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商人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应当在一个社会和一段历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鲁商”作为当代鲁商，近年来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新鲁商们自身的认同感也在加强。从2004年底到2005年初，几场关于鲁商的高层论坛相继召开。在2004年最后几天举行的首届山东省企业家高峰论坛上，200多位杰出鲁商共聚一堂，书记、省长亲自到会，盛况空前。到会的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锦华说，这样的聚会在全国还是第一次。
今天的成果更加凸显出二十多年来初生代与新生代新鲁商辛勤耕耘、不断开拓的可贵。
（一）新鲁商元年（现在有多辉煌，当初就有多艰难……）
1984年，新鲁商元年。
这一年，42岁的张家岭从济南缝纫机厂调任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任厂长，让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他迎来了他的人生高潮，同样也咀嚼了失意的酸涩。1984年的轻骑正在经历企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低潮：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行业都在进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洗牌”，张家岭接手时的轻骑已经从行业第一掉到了第六，负债率100%。变化的时代为商界英雄们提供了舞台。
张瑞敏也是在1984年找到了这样的舞台。张家岭上台的时候，张瑞敏是青岛市家电公司的副经理，如果不是青岛要引进中国最后一条冰箱生产线——德国利勃海尔生产线，或许中国会多一个不错的官员，而少了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家。在中国冰箱生产线引进浪潮的尾声中，1984年12月26日，青岛·利勃海尔开张了。为引进项目殚精竭虑的张瑞敏为了“善始善终”，决心自己亲自挂帅，从此开始了他构建白色家电帝国的漫漫旅途。
我们以1984年为原点，上下浮动两年，就会把初生代新鲁商们的起步时间几乎全部覆盖。
（二）青岛高地（自从19世纪后期开埠后，青岛就逐渐成为齐鲁大地的A角……）
在某种意义上，青岛这个中国北方最优良的港口城市成为了新鲁商的一个高地，也因此左右了新鲁商的文化特征。其实，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青岛古属齐地，而齐文化与鲁文化有明显的差异：齐文化是扩张、包容的；而鲁文化则是内敛、闭守的。而齐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青岛优秀企业集中、所谓“青岛现象”的内在原因。
青岛宽容、上进的城市文化，给这些商业精英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狂人”汪海不拘小节、大胆创新，在今天看来这都是优秀企业家的品质，但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许多举措和言行并不合时宜，因此汪海成了当时青岛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甚至一度面临“被抓起来”的危险。1984年，汪海在全国第一个以企业的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请了40多家新闻单位，给记者发了一些小礼品，活动一共花了7000元钱，这成为了“搞不正之风“的证据，被审查。但当时的市委书记刘鹏给予了他很大的信任和支持，汪海每每谈起自己的创业历程，总是不忘提起这位老书记：“当时只要他签一个字，我就完了，但他认可我的思路，我永远忘不了他。”此后的“开明书记”***也给予了汪海无可替代的支持，特许他可以不参加他认为没有必要参加的任何会议。
同样是***发现了“大将”彭作义。1982年彭作义被调到青岛第二食品厂任厂长，在那里一干就是14年。这期间，他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产品出口几十个国家的大型企业青岛大洋食品集团。20世纪90年代后，被前总理朱容基称为“真正世界名牌”的青岛啤酒在市场面前开始彷徨，五年换了四个厂长，可还是每况愈下。1996年，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愈正声想到了彭作义，他亲自到青啤把“老彭”介绍给大家，并且支持他度过了履新的困难时期。
彭作义在青啤这个大舞台上如鱼得水，开始了他的“狂飙突进”，不仅重新夺回了啤酒业的“老大”地位，并且在与燕京啤酒的“圈地战”中提前实现了中国啤酒业的秩序重整，大量中小啤酒企业被整合或市场淘汰，中国啤酒业整体竞争力大大提高，此后，中国啤酒行业基本形成了民族品牌三足鼎立、共同抵御外来挑战的理想市场格局。
被赋予“政治信任”的彭作义在青啤爆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工作激情，被称为“拼命三郎”，他坚决地拒绝了一家外企以年薪百万向他发出的邀请。但这个坚韧、霸气的山东汉子终于倒在了2001年7月31日。青岛石老人海滩见证了一位真正的“山东型”企业家的陨落，这让世人再也无法领略这位鲁商的动人风采。
又是青岛。刘维志，青岛人，大学毕业后服从分配到山东东阿县的阿胶厂，那是一个简陋到无法想象的小厂，甚至没有电。年轻的刘维志夫妇在一段时间里反复地吟唱一本老歌簿，以打发无聊的漫漫长夜。
刘维志没有更好的平台，他在东阿阿胶从抡大锤干起，逐渐地在技术上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正是这些技术创新使东阿阿胶在众多同类企业中脱颖而出。1985年，几乎是与那些青岛企业家同时，刘维志被任命为厂长，东阿阿胶也逐渐成为了这一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后来他又开始资本运作，让企业上了市，成为了中国保健品行业的一棵长青树。
能回到青岛，一直是刘维志的一个梦想，他曾经提出过多次。但现在看，这个梦想只能在退休后实现了。实际上，青岛一直是刘维志的精神家园，他无法割舍。许多人感叹，如果刘维志当初回到了青岛，也许他会在另外的岗位上成就一番事业；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当初的东阿阿胶没有接收那个来自青岛的学生，它的今天将会怎样。
（三）“我的大学”（校园成为一批年轻鲁商们的精神家园……）
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孙丕恕作为杰出校友回到了母校。20年前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8个人挤在一起的陋室里，他们也会想家，也会争吵，也会为一场球赛争论不休。那时候他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他们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相约二十年后再聚首。孙丕恕说，“山大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让我受益终生：我学到了科学的学习方式、思考方法和创新思想。”
孙丕恕1979年到1983年曾在山东大学电子系无线电专业学习。在浪潮的前十几年里，孙丕恕都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技术专家。甚至2000年5月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播出人物传记“科学人物—孙丕恕”，使他以科学家名扬全国。
孙丕恕真正的企业家时代应该是从2001年开始的。这一年浪潮集团改制，实现了债转股、明晰了产权结构。改制后，39岁的“少帅”孙丕恕就任浪潮集团总裁。
浪潮是一个老国企，它的发展轨迹也一度像人们预料的那样与自己的辉煌时代渐行渐远，但孙丕恕对服务器行业的准确预测并重点突破，在员工持股上的大胆尝试和在资本市场上的“帽子戏法”（已经有硬件、软件和海外三家上市公司），都令业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浪潮。
从2004年底开始的浪潮“结构整合”再次显示了孙丕恕的科学精神和远见。把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公司结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变，其风险和阻力显而易见，但是孙丕恕认为IT应用正在向行业纵深发展，“一体化解决趋势”日趋明显，要想赢得未来就要改变现状。此次整合使浪潮和孙丕恕在业内再次成为焦点，有的媒体已经把孙丕恕列为“未来的柳传志”的有力竞争者。
与孙丕恕相比，周厚健的学生情节更浓。周厚健甚至在大学毕业后的很多年内都保留有做高考试题的习惯。比孙丕恕早一年，1978年，21岁的周厚健以青岛市数理化第一、总分第三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电子系。周厚健后来说，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两个经历就是农村插队和上大学。
周厚健喜爱技术工作，就像他在学生时代喜爱数理化一样。当1986年有人告诉他被提拔为厂长助理时，他甚至有点犹豫：从此不能再搞科研了，老觉得心里没底。
但周厚健一接触管理工作，他发现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同孙丕恕一样，他成功实现了由工程师到管理者的转型。2000年，43岁的周厚健“隐退”幕后，将经营权交给了比自己大6岁的于淑珉，而他则主要掌握方向，“一些具体的事比如哪里起火了，大家都能忙活起来，但企业方向出了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而这恰恰又是最致命的。”
我们不知道周厚健对技术的依恋是否与受到的大学教育有关，他投入巨大资金和精力研发出第一个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国产彩电核心芯片，取名“信芯”，他甚至拿出钱为自己的技术专家个人做广告。另外，与张瑞敏超脱的哲学家心态不同，周厚健对产权改革的要求更明确，但他更多的是从管理规律的角度去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周厚健一直保持了他的科学精神。
高元坤的命运转折也与“我的大学”有关。1987年，高元坤筹备沂南县日用玻璃厂，后来任该厂厂长。如果1991年他没有进入山东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学习，我们不敢确认现在他是否还是一个县玻璃厂的厂长。
在济南，高元坤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精彩人生 。走出山东大学的校门，高元坤没有回沂南，而是进入济南的一家省属研究所工作。此时的他懂技术、有经验、也有了系统的教育背景，具备了一个大企业管理者的基因，唯一缺的是资金。于是1994年，他先低成本承包了一家国企的一条玻璃生产线，开始了传奇的创业历程。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高元坤低调但却超常规地使自己的企业神秘崛起，直至闪电式借壳上市和悄悄登上福布斯排行榜。
与他在沂南日用玻璃厂提出“沂蒙精神”不同，他在新的平台上整合了玻璃相关产业的上中下游资源，建立了从矿山到最终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许多产品形成垄断优势；他旋风式兼并大量国有企业，控股济南商业银行，大手笔整合医药产业。这些操作手法都让业界侧目。他也很快被社会承认，历史性地坐上了省党代会的主席台，后来又当选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会长，山东省民营企业家公会会长。
石油大学毕业的黄鸣至今能熟练地运用英语交流，他的国际化视野也为业界所公认，黄鸣认为他的这些“西式”思维方式得益于大学期间的锻炼。20世纪80年代，许多西方的教材和教师带来了新颖的思想和方法，这给这一代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黄鸣一度挖空心思想出国留学，而当他把出国的一切都办好的时候，偶然看到的杂志《太阳能》让他想起了上大学时老师的话，“石油只能开采５０年”。太阳能符合人类能源的利用方向，也必然蕴涵巨大的商机。于是他下海了，10年时间做成了行业第一。
（四）富豪榜（山东的上榜企业家有悖论规律……）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一种教育“悖论”：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的富豪并没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不少人研究过这种现象，结论比较类似：这是那个特殊时代造成的一种规律失真，从长期和更大范围看，受教育水平与企业家成就不会成反比。
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来自临沂地区的富豪几乎占了山东富豪的一半，这些富豪从事的行业大都是些猪肉加工等“低端产业”。但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土鳖派”的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海外高手”做支持。周氏兄弟背后是明金星，王廷江背后是叶韦辰，尽管这些幕后人极少露面，却使这些民营企业跨过了许多中间环节，直接实现了海外上市，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也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唯一的例外要数梁希森。梁希森195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农村，据流行的说法，他只上过一年学，从小家境贫寒，10岁讨饭，13岁打铁，17岁离家谋生，23岁闯关东，后来靠搞纺织、面粉加工、肉牛加工等“发家”，有着丰富而艰辛的人生经历。但当他“发达”后，却作出了惊人决定：投巨资给自己的家乡“免费盖房”建成城市，让乡亲们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梁希森是特殊的时代造成的教育缺失，应该在“规律失真”的范围内，并且大概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聘请了一个博士做自己的总裁。
（五）“商业政治家”（人人都说“鲁商近官”，但又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呢……）
在中共“十六大”上，张瑞敏以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一事件被解读为“以政治的方式对企业家的贡献作出肯定”。
我们对照历史就会发现，鲁商有从政的传统。中国历来是强势政府，身份的复合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一种需要。
山东近代就出过三个“商业政治家”：宋传典、张廷阁和苗海南。1923年青州大商人宋传典竞选山东第三届议长成功，成为山东历史上第一位商人出身的议长，是“商而优则仕”的典型。生于1875年的莱州人张廷阁早年闯关东，逐渐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版图（北京五星啤酒就由他创立），他是当时哈尔滨的商界领袖，最后当上了哈尔滨的代市长，成了一方诸侯。桓台苗氏家族，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商业巨族，在全国各地拥有粮食流通、纺织和面粉产业，在山东是有相当政治影响力的商界巨子。解放后，苗氏代表人物苗海南一度出任山东省副省长，此后苗氏连续几代在政治上都有所作为，至今影响犹存。
鲁商的政治倾向一直为外界所非议，尽管张瑞敏已经屡次声明：自己要“做大事，不做大官”，那么，不当官，仅仅是给人家打工，又是充分竞争领域，这样的企业凭什么能够做好？2002年的“成一虫案”典型代表了这样的怀疑心态。
张瑞敏在当初到北京跑项目，坐火车没有座位，就自己带着马扎，在车上买花生充饥；汪海自己亲自背鞋推销，被人嘲笑“香蕉酒厂（橡胶九厂）怎么还卖鞋？”；张家岭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到经委“上班”，为企业争取支持；我们就更不用说刘维志满身的老伤和劳累致死的彭作义了。他们艰辛的创业历程让人们感动，其敬业程度甚至超过了民营企业家。是什么让这些企业家如此执着？
张瑞敏是公认的企业家中的“哲学家”，整天书不离手，据说他只看两类书：东洋、西洋的现代管理理论，另外就是中国古典。前者是学“术”，后者是悟“道”，他曾经说“人生成功的关键是悟性和韧性。悟要悟透，韧要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往西天取经的路上，越走人越少。”
张瑞敏深谙中庸之道，他认为“阿谀嫌太过，轻视又不及，友爱最合乎中正；傲慢嫌太过，卑屈又不及，诚实最合乎中正……”张瑞敏也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这样的境界，但是现在强行明晰产权将不符合中庸之道，也就与他多年来的成功经验相悖，他说，如果去想个人吃亏，一分钟都干不下去了”，“一想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属于中国的名牌，我就把其它的一切抛到脑后”。
汪海公开宣称自己是“党的的打工仔”。他以另一种方式解释了自己的价值：2000年汪海被推选为双星“终身总裁”；双星的厂区和培训基地到处可以见到“汪海语录”；评估机构评估双星价值100亿，汪海价值39亿，他不服，说“我应该值101亿，没有我，哪有双星”；他“盘活”马胜利，因为他们都是第一届中国优秀企业家，他自称硕果仅存……
刘维志的想法比较典型，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山东国企现象”的解释上。有一次他到香港，许多海外的企业家对他这样的国企领导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付出和回报这么悬殊还干的津津有味？刘维志说，“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是一种责任；现在仔细想这个问题，还是一种责任。”
这让我们想到了20世纪初的两位鲁商：宋斐卿和腾虎忱。为了摆脱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宋斐卿在天津推出了“抵羊”牌（寓意“抵抗洋货”）毛线，在“国货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抵羊”牌在市场上打跨了老牌子的洋毛线，成为国货的代表。腾虎忱在当工人时，听到了孙中山的一次演讲，被他“实业救国”思想打动，立即付逐行动。他创立了山东第一家柴油机厂，最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族柴油机生产企业，冯玉祥在参观了他的企业后，感动地说：“全国如果有两百人能像你这样有血性，能奋斗，国家命运就有很大希望。”
鲁商的民族和社会责任感也许是与生俱来，所以张瑞敏“一想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中国名牌，就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黄鸣长年累月地为绿色能源奔走呼号；孙丕恕立志要做中国的IBM；梁希森的“乌托邦计划”得不到一些乡亲的理解，他依旧坚持；静雅老板张永舵要投巨资在北京建酒店，这一“赌注”的目的是重振鲁菜雄风……
（六）“先进与先烈”（进半步是先进，进一步可能就是先烈……）
一个企业家经营风格甚至人格的形成除了大的文化环境熏陶，与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直接相关，所以坚韧稳重的鲁商群体也演绎过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
吴炳新童年时父母相继去世，8个兄弟姐妹只活了两个。迫于生计的吴炳新20岁从山东老家到包头矿务局当了工人。苦难的生活使头脑灵活的吴炳新不甘心现状，一直怀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一个企业家经营风格甚至人格的形成除了大的文化环境的熏陶，与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吴炳新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狂热崇拜者。在三株鼎盛时期，他把全国的市场分为四个战区，负责人叫“战区司令”，称呼他们为“将军”，重点市场成立“市场前线指挥部”，总部成立“前线总指挥委员会”，他坐镇“中央”指挥。这样的管理体系一方面给他带来了效率，更为他带来了成就感。
1996年三株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顶峰的80亿元，广告铺天盖地、市场火爆全国。火助风势，吴炳新制定了到1999年销售额达到900亿的“宏伟目标”，并且宣称要与可口可乐一决高下。在东北某市，他一下子把该地的药厂全部吃下，他到当地视察，当地党政一把手出面接待，其排场之大当地老百姓至今记忆犹新。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株、秦池与另一个山东人怀汉新创立的“太阳神”如出一辙：有扩张之勇、无管理之细；贪名甚于求利，最后都是昙花一现。
这些企业完全没有体制困扰，但还是失败了，这再次说明了人在企业经营中的核心作用。没有了体制羁绊的张继升并没有多大胆，一直恪守“领先半步”理论。半步之间，奥妙无穷。
（七）文化与体制的博弈（体制悬疑可能是鲁商的最大隐患……）
尽管鲁商在体制内顽强地活了下来，但鲁商的“意外繁荣”并没有掩盖体制难题。
张家岭在20世纪90年代把轻骑带上了云端，铺天盖地的广告使“轻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摩托车的代名词，迅速的扩张在全国遍地开花，在济南当地它更成了包揽万物的“聚宝盆”，许多有困难企业都被安排让它兼并。到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轻骑的消化不良症开始发作，一时风头无两的张家岭开始束手无策。知情人评论，与其说轻骑败于张家岭，不如说轻骑败于体制。
与此相比，张继升是一个智者。1984年，后来与张家岭并称为“济南三张”之一的张继升还在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搞研究。张继升是一个敏锐、入世的研究者，他对电子行业的真知灼见给了他“下海”的机会，一年之后他成了三联的总经理，专卖家电。
张继升的敏锐表现之一就是在企业发展之初就建立了股份制架构，尽管这个结构经过了多次调整，甚至也有张继升不愿提及的历史，但三联一直延续了这种优良“基因”，直至2003年1月24日，“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登记注册，标志着三联集团公司整体改制的全面完成，职工持股会持股80.04%，成了真正的老板。在这个意义上，三联是一个让人有安全感的企业。
张瑞敏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他这样的超脱心态，他曾说“海尔的一些经验没有普遍性。把话说白了，人家把帐算透，不会像我们这样干的”，“但我不是被迫的压抑，而是想开了，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汪海也认为双星“是一个特殊情况”，他个人觉得“名誉比钱重要”，但这并不是普遍规律。周厚健在产权问题上就没有那么“中庸”，他对产权改革的要求很上心，甚至“意见很大”，在媒体面前也不讳言“产权是自己的一块心病”。刘维志甚至做过管理层持股的方案，但没有得到回音，他说“我个人无所谓，但是有些同事也有意见，但目前没有办法。”
体制不改，最大的隐患在于企业发展的连续性。没有体制优势的企业只有靠优秀的人来延续，而用人的最终决策权显然在出资人——说到底是官方，***当年看中了彭作义，挽救了青啤，但靠这样的偶然因素还能否保证所有企业能基业长青？令人担心的是，汪海从来不提接班人问题，海尔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谁会是后张瑞敏时代的接班人，尽管张瑞敏自己说，要把所有的企业员工都变成“张瑞敏”，但谁又能保证新的接班人不会把员工变成李瑞敏、王瑞敏呢？
（八）新生代（鲁商文化的两面性会给未来的新鲁商们带来什么……）
如果说鲁商的责任感和大局观使体制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那么，鲁商的厚重坚韧可能会使鲁商总是稍稍落后于商业潮流。
我们从行业上不难看出，鲁商大多在工业制造领域，尽管他们在行业内已经做到了很高水平，但在全球范围内，许多行业已经边缘化。近期海尔欲收购美国美泰事件传得沸沸扬扬，美泰股东之所以愿意转让企业，就是在他们看来白色家电已经是夕阳产业，能够套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看一看鲁商在IT、网络、物流、房地产、服务业等新兴行业有无优势。IT行业除了浪潮，乏善可陈；网络则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前些年横扫山东家电零售市场的三联近年来在国美、苏宁等巨头围攻下，一直处于守势；房地产业几乎是在模仿阶段；文化、娱乐、餐饮、旅游、中介服务也没有全国影响的企业。这让我们有一丝隐忧：鲁商的未来是否后继乏人？
不过，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伟大的力量蕴藏在民间，也许就在今天、就在你我的身边，一些历史正在被创造。明天的历史将会继续铭记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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