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元旦我正式进入报社新闻部见习记者算起，我的新闻职业生涯已经接近八年了。这八年，是我人生中非常关键的八年：第一，它实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转型，从一个理工科大学生、一个国有企业的实习技术员变成了一名新闻从业者，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梦；第二，它奠定了我的人生观、生存观，打上了良知的底色；第三，有了微薄的经济基础，完成了人生的两个重要程序结婚和生子。另外，这个职业还给了我非常可贵的了解社会、了解人性、增加见识的机会，积累了人生阅历，使自己更加成熟、理性。
　　　 八年来一直没能好好总结，现在盘点盘点，也好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

 

　　　　　　　　　　　　 1、前传

 

　　　 说起自己的新闻情节，大概可以追溯到很早，比如上学时对文字的偏好、对报刊的痴迷、初中自办的“日记报”等等。高中分科，尽管自己的文科很好，但还是接受了家里的意见（理科高考录取机会大）选择了理科，幸好我的数理化还不算太坏。我至今感谢家里人的这一意见，理科思维让我在“文科”的路上受益无穷。结果，高考时最让我放心的语文只考了98分（满分150），最让我发憷的数学则考了128分。天意弄人，可见一斑。
　　　 到1997年，也就是大三的暑假，我潜伏在内心的某些情节突然爆发。我决定报考中国新闻学院的双学士班，这是个隶属新华社的学校，现已划归北京广播学院（也即中国传媒大学）。一个暑假没有回家，在西安的干热天气里学习，吃着方便面，光着膀子看书，也算痛快。1998年大年初六，我先到青岛找工作，再到北京去考试，山医毕业、刚刚分配到医院工作的哥哥听说我第一次去北京，决定请假陪我一起去（其实他也是第一次去）。
　　　 考试在石景山区，比较偏僻。我们住在一家简陋的宾馆里，住的全是赶考的学生。我考试的时候，哥哥就到处给我买吃的。记得写作考试是就王安石“问渠哪得清如许”诗写一篇议论文，结果我别出心裁（自认为），写了一封给王安石的信，共同探讨这个话题，结果得了高分——这是后话。最后一天中午我们退了房，哥哥就一直在考场门口等我，然后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我后来经常想起这个温暖的场景：寒风中，一对不谙世事的哥俩，一边听着收音机里侯宝林的相声，一边笑呵呵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这就是我记忆里1998年初的北京。
　　　 成绩出来了，我通过了。然而，要拿每年7000块钱的学费，并且两年的一次交清。这些钱对当时当教师的父亲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来电话说，还是不上了吧。其实，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我还是想争取那10%的免费名额，同时大概也是想证明什么或者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但到底心里不是滋味，一个同学建议我去学校直接找找，看能不能暂缓交费。我没有去，现在看，去了也没用，后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的教育机构从那时起已经沦为一台台牟利机器。
　　　 我只好把录取通知书藏在了箱底（至今保存），想办法去解决就业问题。这个事到此结束了。但父亲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他认为是因为他的无力才导致我不能继续“深造”，此后多次提到这件事。现在我早已经正确理解了文凭和所谓“深造”，也没有多少遗憾。后来，在单位竟然碰到了一个中国新闻学院双学士班毕业的同事，有点殊途同归的感觉，阿Q心理起了作用：14000块钱，省了。（我们那级双学士班，应届的绝大部分留京，新华社系统为多）
　　　 1998年6月，大学毕业，大家各奔东西。我被分配到了JN的一家规模不小的国有企业。说是分配，其实1998年大学生就业已经开始双向选择，“双向选择”的这个单位尽管并不尽人意，但也只能先就业再择业了。
　　　 同一批来的，有十七八个学生，厂里对待我们这批学生非常用心，但收入非常微薄（我记得实习期每月260块钱），但大家在一起很开心。一晃半年快过去了，我也换了好几个实习的车间，最后定岗让我到一个新项目做新产品开发，应该说单位没有亏待我们。我的新闻从业理想并没有死去。我开始注意社会上的招聘。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招聘启事，大概是参考消息SD站招人，参考消息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兴冲冲去了，到头来一场空。后来知道，这样的野路子很多，骗局也很多。第二次，是真的，SD经济日报招聘。当时该报正憋着劲改SD省政府机关报，需要人马。于是，来了很多人，大概有100来号人，过了几关，剩下十几个人，进入试用期。

 

　　　　　　　　　　　 2、上路

　　　
　　　 1999年元旦假期结束一上班，我就到报社报到，完全是陌生的环境。住的地方离报社很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总是第一个到报社，充满了新奇和兴奋。
　　　 喜欢看新闻是一会事，真让去写，却是另一会事。整整一个月，完全没有感觉。刚进报社带我的老师叫LHM，山大毕业的胶东人，他言行耿直，新闻业务精干，有一天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说，现在的自行车挂牌的越来越少了，你去调查调查到底有多少比例不挂牌，大家为什么不挂牌，公安局怎么看。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不敢相信还有自行车挂牌这样的事，但就在十几年前神州大地的自行车都要前有钢印、后挂车牌、还要有车本、年审，跟现在的汽车差不多。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自行车牌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99年，正是这一过渡时期。
　　　 在人民商场门口的停车处数了数，大概有60%没挂，问了几个人，大家都很警惕，以为是便衣查车。又联系公安局车管科，他们倒是热情答应了。背上包，到了公安局门口，经联系，车管科的一位同志出来了，看看我这么年轻，就往我身后瞧，然后有点失望地说，就你一个人啊。到了办公室，热情地谈了一大通，他说，他们也在想办法，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呼吁市民去挂牌，一个好处是，丢了车子如果破了案，还能通过车号找到车主。回来，写了一篇稿子，文章用了很大篇幅呼吁“有关部门要重视这个问题，切实想办法解决”。这是自己看新闻看出来的套路，然而到了L老师那里没通过，啪啪把后2/3全删了，成了一篇四五百字的小稿。我很失望，心说，你把我的精华全阉割了（其实删得对，那都是些近乎无病呻吟的话）。如果现在让我写，我会认为，自行车不挂牌主要是因为“有关部门”搜刮民财的载体升级了。以前经常查自行车，罚点款去喝酒；后来主要查摩托车，自行车就松了，查了摩托车就可以去桑拿、发点奖金什么的；再后来，就查汽车，那就可以办大事了，比如购置汽车等“公用设备”、集资盖房什么的。（曾经有一段时间，JN市的摩托车除了QQ集团生产的，不给挂牌，简直是当代中国的一件奇闻。）
　　　　 总之，这是我的第一篇新闻稿，发出来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第一个月发稿量很少，看着别的一起来的同事都在不停地发稿，不免有点着急。这时，L老师说话了，别着急，新闻这东西不在多，而在精，你一个月写上一两篇让人记住的东西我保证你能成功。这句话我记了八年，估计还得记下去。后来，每当给我安排了实习生，我总是先告诉他们这句话，因为我从中受益颇深。
　　　 从第二个月，我找到了感觉。工作量大增，不仅量大，主要是“让人记住”的东西多了，比如“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分析泰山经营裹足不前的原因，连续两天头版头题；关于JN商业竞争和商业形态、物价形势分析的一系列报道，让同事们记住了我。有一个月，我的工作量是170分，当时的平均工作量是80分，一些人暗示我“不要那么猛”，当时的发行部主任、浙大毕业的LSS真诚地鼓励了我。1999年，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政策推出，对于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大众和新闻媒体都十分关注，我开了一个系列报道，关注这个新生事物的进展，商家、消费者、银行、监管者、学者，写了大概十几篇，其中一篇还获得了华东经济新闻奖和SD省新闻奖。这期间，GEW和MWL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我不少帮助，以至我离开这家报社（他们也先后离开）后还给过我不少鼓励和提携。
　　　 社长WWB看上去非常儒雅温和，但听说脾气火暴。有一次，老W到我们办公室里来“与民同乐”，我斗胆问了他一个问题，W社长，您觉得我干得怎么样。作为领导，大概很少有机会能听到这么愣头青的问题，守着众人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想了想说，你文笔不错，我接着问，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转正？老W更加无言以对，很快讪讪地退了出去。现在想，老W真是一个不错的领导，对年轻人比较包容，如果别的社长遇到这样的愣头青，先申斥一顿再说。后来，在新闻部主任SG（此君为人刚正清高，为我所敬重）推荐下，正是老W亲自拍板留下我。我们那批最后留下了4个人，我们成为100个人里的幸运者，其他人中有主动离开的，但绝大多数是希望留下的。（后来听说，在确定试用人选时，有的领导认为我不是相关专业出身，又没有新闻工作经验，不应考虑，但负责出题和阅卷的HYQ说，他是笔试第一，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我回想了一下，突然觉得后怕，我是怎么留下的？一个临时转行的半路出家者靠什么在这里立足？事后总结的原因大概都不确切，除了幸运，原因大概就在享受工作、不知疲倦地奔波中吧。
　　　 当时的SD经济日报是一家非常传统的机构，一切按部就班，还保留了一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福利待遇，比如每个月发一篮鸡蛋，有的同事就把篮子放在办公室，营造了一种非常腐朽的气氛（玩笑）；周末下午免费洗澡，当时我住单身宿舍，没有热水器，冬天只能到单位洗，但几乎所有的人甚至离退休的老同志也在这里洗，并且是上班时间，我有点纳闷，有一次忍不住问一位老同志，我说，你们家里不能洗澡吗，他说，你这个同志怎么不懂事，在家里洗不要用电、用水吗？这个事让我迷糊了一阵，想，换了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办。单身宿舍里的几个人，形态各异，有的天天谈恋爱、分手，有的天天见不到人，忙着挣钱，宿舍是一个一室一厅，带厨房厕所阳台，是单位宿舍楼的顶层，还有一个大天台，条件不错，从楼下同事家里接了有线电视，有一阵看《东京爱情故事》入了迷。几年后，鬼使神差，单位把这个房子作为婚房给我住，住了一年，那个房子很舒适。结婚前后因为房子的事，闹了一些不愉快的事，现在想想真是不值。
　　　 在这里，我也遇到了第一次职业挫折。2000年的春节，按照要求回家过年都要写几篇家乡见闻之类的新闻稿。我回去写了几篇，其中有一篇写“劈铁队解散了”，是说，我们那里常年在外地承揽钢铁项目的工程队现在逐渐回家乡办厂，成了气候，不再是散兵游勇地在外地闯荡，本来这是个正面报道，但在分析工程队为什么回来时，说到了一些真实原因（比如国企的招标政策以前漏洞较多），这让文中出现的一些老板感到是在影射他们。他们找到了我父母那里，并扬言要告报社云云。平常威望不低的父亲很气恼，就打电话给我，痛批了一顿，还要求我给人家道歉。我真是想不通，但此事已影响到父母，还是尽快了结的好，于是打电话给人家解释。此事不了了之。但这件事让我当时脆弱的心受到小小的伤害，自想还是经验不足，让我想起了父亲曾经告戒我的“要仔细笔墨官司”。
　　　
　　　　　　　　　　　　　　 3、变局（一）

 

　　　 2000年，随着中国媒体大变革的序幕拉开，我所在的这家媒体也开始变革，主要有两项内容，第一，报社整建制划归DZ报业集团，改名JJDB，DZ报业是当地的省党报集团，实力雄厚，媒体的集团化也是一个趋势；第二，把报纸改造成一份面向市场的市民报。这对这个报纸和所有的从业人员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我很荣幸赶上了这样的变革。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我又经历了屡次的变革，回头想想，这里面有我个人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我“有幸”赶上了中国传媒的变革期。
　　　 报纸定位的变化意味着报道领域、报道方法和报道节奏都要发生根本扭转，好在我刚入行一年，中毒不深，很快适应了新的节奏。比如开始用电脑写作，报道领域由经济扩大为民生，版面增加了几倍，工作量大增，报纸也引进了几倍于前的人手，同事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也是空前的课题。在新手面前，我成了老记者，在老记者面前，我仍然是个新手。继续上路。
　　　 上路就有苦与乐。2000年的夏天，我与一名摄影记者去调查黄河污水蔬菜的问题，顺着小清河我们看到了许多用污水灌溉的农田和菜地，有的作物被毒死，更可怕的是，大部分农民已经对污水浇地习以为常，这样污水毒素都渗入土地，最后进入粮食、蔬菜，进入人体，这是一个被污染的食物链。烈日炎炎，我们两人在太阳底下步行，一边调查走访，一边拍照片，最后几乎中暑晕倒。回来后又采访了环保、检测、农业、水利、食品、卫生等方面的部门和专家学者，写了一系列报道，引起了有关部门和读者的强烈反应。这让我体会到了由“喉舌”到市民报的转变。还有一次，去某大品牌的矿泉水公司SD分公司采访矿泉水的成本问题，因为当时的一瓶矿泉水甚至纯净水比一瓶啤酒贵许多，这让我们无法理解。由于沟通的问题，我与一个秘书摸样的人发生了争执，结果她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当场撕碎了我的名片，我感到这是对我的极大侮辱，大怒（后来对方夸张地说我大闹**公司，现在回想，当时也是心浮气燥）。在另一名同事的劝说下，我们离开。回到报社，对方单位的领导电话已经到了报社领导的耳边，报社领导又找了有关领导，有关领导对我说：……不要给报社惹麻烦……

　　　 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ZGH，他是一个宽厚的人，北大的硕士，满腹经纶，大概由于看我干活还行，人也老实些，就对我青眼有加，非常照顾。有一次，酷暑天气采访回来，我浑身湿透，他赶紧拿了一个西瓜切开，说赶紧补一补水分吧。有这样的领导，真是累点也情愿。
　　　 这次的变局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出现了两个问题：一，厚报、日报、彩报使成本大增，很快出现了资金问题；二，在战略布局上，这份报纸与DZ报业集团已有的两份市民报重叠，决策者们研究认为，应该错位经营。没有商量的余地，很快，报纸又变成了周报，分成两沓，一沓是经济报道、一沓是生活报道。

 　　 2000年年末，重开锣鼓。报社也搬到了DZ报业集团的一个楼上，搬家那天，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经济叠负责人JHC说，瑞雪兆丰年呐。当时的社长、总编LMY是一个北大毕业的性情中人，他的思路是分权，实际上两沓成为独立性很强的两份报纸，分别承担经营指标。老L才华横溢，原来在DZ日报评论部干主任，据说，每年的省两会带领记者做报道，白天打一天“够级”（一种SD特色的扑克玩法），晚上写社论一气呵成、立马可待。当了JJDB社长后，经常见他满脸笑容地跟大家打招呼。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老L不拘小节。有一次，青岛记者站负责人ZGC来总部，L社长到路边的小吃摊上买了几块“把子肉”（JN的一种地方吃食，其实就是红烧大块五花肉），用搪瓷饭缸盛着，热情地招待他。ZGC后来曾亲口对我说，他对这种招待有点惊讶，一是他几乎从来不吃猪肉尤其是肥肉，二是千里迢迢到总部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招待。不知道后来ZGC辞职与此事有无关系，但我觉得来总部吃什么只是细枝末节，并不能代表什么。
　　　 这个时期，我的直接领导是PDF，他是经济叠人物报道部主任，人大毕业，文章飘逸、柔和，充满灵性，主要是采写封面人物。他就住在我当时宿舍的楼下，夫妻俩没少照顾我们。我的主要工作转向了编辑。我主持了一个栏目，叫生活中的经济学，就是寻找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中蕴藏的经济学原理，也用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些现象，有的还做出建议和找找出路。其实没有前沿的探讨，都是一些几有定论的东西，但在本地媒体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也由此接触了省内的众多经济学者。我记得第一个题目是社长LMY亲自出的，当时是冬天，下雪后扫雪的问题引发了他的思考，这是个基础的经济学问题，公共物品、搭便车、外部性、市场失灵几个基本经济词汇正好用得上。后来这个栏目持续开了半年多，还开了一个经济学家茶座，比SD人民出版社的经济学家茶座（书辑）还要早（至少是同时），在全国约稿，也一度与SD人民出版社的经济学家茶座合作，用他们提供的一些稿子。这个栏目影响不错，一些青年经济学家发来了一些稿子，辽宁大学的一个博士来信批评我给他编辑的一篇稿子取舍不当，阉割了精华，这说明我的经济学造诣还有相当差距，这也是我后来决定在职攻读经济学硕士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版块为当时经济叠主编JHC所重视，它还引起了当时在QLWB工作的HJD的注意，证据有二：一，有一次他主动给我打电话，打听一些专家的联系方法，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有意思，也打算尝试；二，后来老H任副总编的CFSB创刊，他立即邀我加盟，并且无意中提到了我曾经主持的这个栏目。
　　　 其实，这个期间最有意思的工作是主持一个广告创意版，主要约人写广告创意作品的赏析，大多约到了作者本人，写创作过程、感想，我发现这个行业的人都才华横溢、充满激情，对艺术的追求非常痴迷，我也从中找到了一些知音。他们中的一个知名广告创意人，后来毅然辞职去北京电影学院门口候角色，去实现自己的电影梦。创意行业对这个版面的热情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也说明，这个人群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承认。
　　　 LMY调走了。直接原因是，生活叠有一次做了一次策划报道，题目是“路有病，人知否”，写JN的道路存在许多问题，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做得非常扎实，很有正义感。但这一非“主旋律”报道引起了某些人的愤怒，要知道，JN市是一个副省级城市，一把手往往要省委副书记兼任，而JJDB的主管单位DZ报业集团才不过是一个正厅级单位（一说双厅级单位），没说的，LMY调回DZ日报，当事人处分。有一次见到LMY，他还问起当时一些同事的近况，从神情中，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那段经历也不很满意。
　　　 当时报纸的经营情况并不理想。2001年的下半年，接任LMY的JQ上任，上台以后推行了许多“新政”，由于他前后一共干了3个多月（或者更短），我常常称之为“百日维新”：第一，集权。以前的分权事实上已经把两叠变成了独立的报纸，人马也成了两拨，现在要把权力收上来；第二，整合。停止分两叠的做法，出一份主报（证券单独），做一份更像经济类报纸的报纸。JQ的维新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就停止了，他也调出了DZ报业集团，人走但政未息，新来的社长WXZ保留了JQ的许多新政，确立了稳定的框架。
　　　 我的主要工作又开始采访。这个期间写了许多财经新闻（以前叫经济新闻），我也从这个时期开始，真正开始研究财经，比如SD的70多家（当时）上市公司，我基本都研究了一遍，日常的信息每日关注，也发现了不少线索，写出了一些文章。比如，三联重组郑百文，我去郑州采访，回来写了一篇文章，自我感觉良好，PDF看了后郑重地对我说“你出师了”，心里美滋滋的，又看了好几遍，坚定了我专攻财经新闻的决心。2006年整理旧报，看了看当时的这篇稿子，简直没法看，整个就是乱拽。你看，一句鼓励的话，能起多大作用啊。
　　　 我当时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关注上柜企业（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的几个地方进行区域资本市场试点，SD省设立了几个交易所，进场交易的股份制企业叫上柜企业，ZRJ任总理后强令关闭），当时地方的交易所都已经废止，但上柜企业的遗留问题非常多，比如，监管空缺，这些企业的公告、分红、公司监管、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出现了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许多即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冲击，他们势必反扑，这些因素使这一问题变得非常热点又非常敏感。我做了一个报道方案，打算去调查那些上柜企业，当时已经有许多上柜企业破产、转移财产，使股民的股票彻底作废，许多人还不知道；更多的企业是不公告、不分红，交易受到严格限制，使股票形同废纸。正好有一个山大的教授给我提供素材和线索，他一直关注并深度参与了地方板的整个过程，做过JN交易所的某部主任。我们陆陆续续采访调查了十几家企业，得到了许多股民的热切回应。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圆满解决，少数上柜企业最后上市成功，股东可以换股，少数上柜企业的股权仍在私下交易，但更多的股民由于一下子强令关闭损失惨重、欲哭无泪。
　　　 我对上市公司的报道已经逐渐顺手，DZ日报也向我约过稿子（我记得有东方电子的稿子），外地媒体约的更多。当时新兴财经报纸《经济观察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刚刚面市，还很不成熟，在文风上，我受到一点影响，比如我写和编的稿子一度全部是双行大标题，直接把核心内容点出来，另外像“坊间”、“彼时”等新词，提到上文人物时只说姓，文章开头用一句白描或者用一句直接引语，这些做法在财经报道中的应用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流行，我也成为这个潮流中的一员。

 

　　　　　　　　　　　　　　　 4、变局（二）

　　　　 到2002年，我感觉工作进入了一个平台期。这年的夏天，有几个不安分的人物开始密谋一份新报纸。坚持到最后的几个核心人物是ZJQ、HJD、JHC、WHZ等，他们开始四处招兵买马，我成为他们物色中的四个首席记者（这也是一个新词，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一个单位只有一个，但可能找不到特别满意的，只好多找几个，四个臭皮匠总能顶一个了吧）之一。我尽管有点犹豫，但还是答应了，这不仅是因为令人心动的待遇，新的事业、充满激情的团队使我心向往之。我当时觉得自己在JJDB比较苦闷，同我一起来的那批年轻人已经只剩我一个，在报社里能沟通的人越来越少，气氛沉闷。尽管我走的时候领导们屡次挽留，并暗示了某些职位，说一场大的改革即将开始，但我已经答应老H，覆水难收。单位的房子住不成了，立即就要走人。我带着结婚半年的妻子开始找房子、搬家，她对我的决定给了不少鼓励。
　　　 2002年8月28日CFSB创刊了，这是一份全新的报纸，定位、纸型、版式、内容、文风、推广等等全部是新的思维。我是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我的工作是带领公司报道部门的几个弟兄姐妹去做报道。当初的设计完全是按新型媒体的结构去规划，当然，正像HJD经常说的那样，我们从总编到记者都是在“实习”，这是一句开诚布公的话，后来回想，这也是某种危险信号。
　　　 工作的氛围很好，大家都知无不言、热烈讨论，的确没有（或者说很少）官僚气。总编ZJQ早有诗名，拥有数个学位，才华横溢，是个不甘寂寞的圈子领袖；分管采编、兰大新闻系毕业的HJD是一员猛将，生一幅武生相貌，业务精深，直率、坦诚、激情四射；分管经营的JHC是个天生的经营人才，有股狠劲，他最常唱的歌就是“爱拼才会赢”，人很帅，编辑部一些女编辑常望眼欲穿；执行主编WHZ同我一样出身理工科，但他是一位思维缜密的思想者和冷静的观察家，口才极佳，逻辑严密、视角独特又有点完美主义和悲观气质（他离开报社较早，后留学美国）。其他几位首席形态各异，有北大猛将SBL，南开才子LG，帅哥牛人HW，兰大一哥MDH，各有绝活。还有后来到上海站服务的WS（后成为阿里巴巴高管）、MZ（后留学欧洲）等等，我们这一组（后来叫部）前后有四五个人，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也都跃跃欲试。整个报社激情飞扬、日日亢奋：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今我谓昆仑……
　　　 这是我有史以来心情最舒畅的职业生涯。我的采访版图从东北的铁岭到岭南的珠三角，接触到的人物从高官巨贾，到街头的骗子。在新闻业务上，填补了区域经济报道的写法，公司报道、金融报道继续维持（没有大的提高），评论上有些进展，创业故事、人物方面有点收获，还学了一点点带领几个人的经验。在办报方面，这个团队也进行了不停的尝试，比如首页全标题、预告精彩内容、商业思想版块，以及区域性扩张。由于人才来自全国，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对财经类报纸的办报方法也作了各种探索。
　　　 这一阶段出差较多，现在能想起来的细节有这些：去东北采访，火车到铁岭时正是凌晨3点，下了车，发现自己并没有站在站台上，而是在一片荒凉的野草中，一身鸡皮疙瘩；从广州到上海的火车上，第一次用记者证办了点事：没有座位也补不到卧铺，我找到车长亮了记者证，他很客气的说，我马上安排；跟胡润在上海他办公室阳台上交谈，冻得直打哆嗦，谈完，胡润主动说，你看需不需要我拿着你们的报纸照张相；在温州的苍南县听当地的一位同行谈“抬会”，感觉这地方像白区，干什么都偷偷摸摸、但有声有色；去采访沈阳飞龙的姜伟，他送给我两本他写的书《商人医院》，每本定价1000多块，我把其中一本送给XM兄，结果老L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姜伟和他的这本书，还发在了报纸上。
　　　 2003年的夏天，《**经济报道》的记者WFZ得到一家合资企业的内部员工提供的线索，称该企业内部中外双方合作出现了严重问题。由于这家企业是一家著名中俄合资复合肥企业，是SD省“靓女先嫁”的典型，一度成为宣传的焦点，十分有新闻价值，他约我一起去采访。我们到那里后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中俄双方经营层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中方的几个高层另起炉灶重新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连起的名字都暗含着原来企业的名字。其实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包办婚姻，而这个“靓女”又嫁得很不情愿，其结果是逼迫一些人有了“外宅”。为了摸清这家新企业的情况，我们以应聘者的身份（正好在当地报纸上发现了这家企业的招聘信息）去找老总谈，老总稍有戒备，粗略谈了情况，然后引荐我们去跟副总继续谈，这个副总很高兴，跟我们谈了个底朝天。回来后，整理了稿子，由于出版周期不同，我们这里先发了，两三天后，《**经济报道》刊发。由于此事非常典型，立即在全国业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那家企业承受了巨大压力，尤其是那家新注册的企业。他们通过关系找到报社，在JN设宴宴请我和FZ，那天FZ有事没去，我去了，一见面，那个副总拉住我的手说，L记者，你算把我害苦了！我作了解释，表示理解他们的处境（文中没有出现具体人的名字，这是处于保护当事人考虑，但看来是他自己招了），但此事意义重大，我们是职责所系，也请相互理解。我还暗示他，我们的采访很扎实，有工商局查到的股东名单和全部录音（多少有点特务做法，但也是迫于无奈，正面采访根本无法突破）。长吁短叹，一晚上过去，大家握手言欢。
　　　 然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俄方不愿意了，他们怀疑这是当地政府有预谋的行为（其实根本不是）。俄方投资商老板在俄罗斯很生气，指出“这是影响俄中关系的恶性事件”。一下子性质升级，俄驻华使馆也通过渠道找到了省里，最后到了报社；俄投资方驻华办向报社发了律师函，要求三天内做出答复，否则起诉。报社领导跟我说，你看，你熟悉情况，就由你全权处理吧……（CFSB在此期间惹过不少新闻官司，像“拍卖黑幕”的报道纠纷还轰动一时，但这些官司几乎都是由当事记者、编辑自己去处理的，执行主编WHZ曾主张应该交由报社职能部门统一处理，以支持和尊重记者的工作。）
　　　 我咨询了律师，知道无大碍，便给对方发去了复函，全是无关痛痒的话。这样几个来回，终于达成一致：收回网络转载（其实早已经无法收回，并且这些转载都未获得允许）；报纸发声明，承认采访失衡（由于当时没有找到俄方代表，因此文章中缺少俄方的声音，这的确是文章的一大缺憾）。这一“影响中俄关系的恶性事件”终于算平息了。一身冷汗。
　　　 2003年8月，CFSB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报社搞了一个很大的庆祝活动，全国各地（当时在京、沪都有新闻中心和经营分支，人马众多，省内地市有若干记者站）的人马聚在一起开大会、分组讨论，回忆过去、评点现在、展望未来。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在床上睡不着，真正的夜不能寐，心情激动，想写点什么，心里打了一个腹稿，早上立即写出来：

 

　　　 东方欲晓，
　　　 三百六十五日，
　　　 群情翘首待朝晖；
　　　 风云激荡，
　　　 五十二个轮回*，
　　　 英雄煮酒寻青梅。

 

　　　 坐看风华绝代，
　　　 不甘寂寞，
　　　 激扬意气文字；
　　　 胸怀经国济世，
　　　 不揣一家之言，
　　　 情同江湖连庙堂。

 

　　　 春华秋实，
　　　 皇天不负，
　　　 三千越甲可吞吴；
　　　 来日方长，
　　　 而今从头迈步，
　　　 万千气象，
　　　 融入冰心玉壶。
　　 （* 指一年出了52期报纸）
　　　
　　　 又加了个题目《CFSB周年献词》，通过QQ传给了早有诗名、时任总编的JQ君，请他指点，没想到，他在第二天的庆祝大会上当场颂读。我想他大概想以此来激励大家的干劲。我记得在2003年的报社春节联欢会上，我也写了很长的“三句半”串词（由于涉及很多人名，就不贴在这里了），成为当晚的一个精彩节目。我的体会，有激情就有“诗”（其实是打油诗），蒲松龄说“幻由心生”，看来诗也由心生。那时候在内部网上经常有些这样的感性文字，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大家的这些文字凝结了我们对这份报纸的深厚感情。
　　　 后来，报社的“影子公司”出现了几个股东之间的扯皮继而是矛盾、激烈冲突，资金出现了危机，再后来，一把手屡次变动，最后已经把我们这些创业者当成了入侵者，报纸出现了倾覆的迹象。2004年的9月，也就是创刊两周年之后，我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CFSB。我遗憾这样一个新兴媒体的尝试过早的夭折；我遗憾兄弟姐妹们辛苦创业的果实被一些外来因素顷刻间击碎；我遗憾，包括我在内的创业团队、特别是领头人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在离开之前的日子里，因为拖欠薪水，我们几个人与报社（确切的说是与某些股东）之间发生了一场官司，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这是一件维护我们正当权利的事，是为我们的家庭、房贷、车贷负责的事，当时创业的一批人包括几个核心人物（有的已经离开）绝大多数是支持至少是默许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私利破坏这份报纸。后来这个官司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中的许多情节在此隐去，但我们是为了私利之外的东西主动撤诉，了结了此案。
　　　 许多人都对CFSB的兴衰做过分析，我想这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这个报纸是想用一个纯市场化模式去操作，但媒体在现行体制下恰恰是不能市场化的东西，当然，人们为了实现市场化想了许多办法，比如一个常用办法就是注册成立一家传媒公司，用这家公司代理经营报纸广告、发行的办法，间接实现报纸市场化。这样做有成功的先例，比如成都商报、北京青年报甚至实现了在资本市场上市，但这种做法风险很大，这取决于公司与报社是不是同一个利益共同体、核心控制人是否一致，核心团队的目标是否一致、核心人物的眼光是否高远，否则这两张皮一旦错离，公司就形同虚设，报纸则可以金蝉脱壳。CFSB恰恰是一群复杂的利益集团各怀鬼胎（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我们）临时组合而成，他们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有些人更愿意这张报纸早点开始下一次婚姻。有些人对婚姻忠贞，有些人对婚姻观望，有些人则是纯粹的试婚主义者，这样的失败或许早已注定。
　　　 另外，我们自己也并非没有问题。比如，创业团队做到团结一致了吗，做到兢兢业业了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殚精竭虑的创业者吗？为什么每个人都很优秀，放在一起却出现这么多问题？我从来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就像不回避Z兄的问题一样。前一阵碰到他，他说，自己有文人的许多缺点。作为文人，Z兄是非常成功的，我也非常尊敬他，还跟他讨要过书法作品，但作为创业领袖，我们能给他打多少分呢？

　　　 在此期间，我在本职工作之外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成功，一件失败。成功的一件是，协助LXM出了第一本书，帮助他解决了新书的推介费用（要感谢ZJQ君），并筹办了一个象样的首发式；失败的一件是听信了一个朋友的推荐，参与了一个投资项目，并且还愚蠢地拉了一个本家投资，致使他损失几十万（我也损失几万），这个事让我一直受到那个本家的抱怨，并且项目运营陷入困境后，那个项目的设计者也是当时的总经理却逃之夭夭，我在善后事宜的处理中真正体会了呕心沥血的滋味，以至患上了神经衰弱。甚至到现在后续的事还没有处理完（后来，该项目找到了下家，但接手者经营也失败，一直拒绝付转让款）。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教训深刻：无知者无畏，无畏者无知，人在顺风的时候往往自信心膨胀，结果就是摔跟头。同时，我也在想，任何挫折都是财富，摔小跟头比不摔跟头强，早摔跟头比晚摔跟头强，总之，一个目的，为了以后走得稳当，至少不要摔大跟头。
　　　 　　　　　　　　　　　　　　　　　　　　　　　　　　　　　　　　　　　　　　                              5、变局（三）

 

　　　 生活还要继续。我正在比较着几个并不理想的机会，以前的朋友LQ及时地联系上我，邀请我加盟他任副总编的QLZK。对他来说可能是需要一个财经记者，对我来说这的确有点雪中送炭的意思。
　　　 QLZK曾经是一份有理想的刊物，后来在宣传纪律的约束下，越来越平庸。它的女总编ZHP是个风云人物，但也充满争议。我与她第一次见面就领教了她的厉害，那天她约我会面，也有点面试的意思，由于修路，我迟到了10分钟，结果一进门她就劈头盖脸一顿谴责，不由分说断定“小伙子，这样不守时是不行的！”幸好那天我没有辩解，后来听说有一个人在她面前辩解迟到原因“我家住得远”时，她立即厉声喝断“你如果住在日本，我觉得你应该上个月就出发！”
　　　 充满着感性和情绪化，这些东西都最终反映到了刊物上，当然，对一个刊物来说也许不是坏事，但对一个刊物的经营来说未必有益。它的经营一直没有大的突破。

　　　 在这里，我的工作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退化。另外，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多具有诗人气质，工作气氛诡秘、敏感，与我以前工作过的所有新闻单位都不一样。

　　　 一个突发事件突然打乱了一切！唉，为什么这样的巨变都让我赶上了呢？
　　　 2005年3月21日晚上，一部分QLZK的员工突然携个人物品和部分设备（这些设备是QLZK所有，LX集团的资产没有动）出走，并宣布脱离LX集团，“回归”省FG委继续出版！此前，LX集团是这份刊物的投资商和主办单位，以这种方式出走多少有点“政变”的意味。
　　　 我被搞乱了，员工都面临抉择。我被限令在当天晚上就要明确立场！我向LQ了解情况，但已经联系不上了！电话四面八方，各说各话，各种深刻的、真诚的、客观的、前瞻的分析让人头晕。我决定稳住阵脚，等到第二天联系上LQ再说。天亮了，LQ又联系上了，世界恢复了正常，他说，正常上班吧。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人员被分成了两部分，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选择。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反复者，他们是最尴尬的人。接下来的情况令人窒息：两边都声称要继续出版刊物，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撞奇案或者说是丑闻即将出现！党及时介入了此事，阻止了这桩奇闻的诞生。
　　　 处理结果皆大欢喜。LX集团本来对刊物没有兴趣，因为它是个投资集团，投资这个刊物两年来一直不盈利，还背负高危的政策风险，QLZK早成鸡肋，这样，顺利收回了所有投资，也算全身而退。而ZHP要回了自己的“心头肉”，大概也甘之如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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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杜有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八年一觉记者梦，赢得青丝少白头”。尽管没有赢得什么名头，好在自觉这是一段有意义的人生经历，谨记之。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