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齐鲁晚报》文学副刊“青未了”刊发了一篇文章《鉴湖女侠与安丘籍县官》,记述了鉴湖女侠秋瑾与时任山阴县令的山东安丘籍进士李钟岳之间的一段历史往事,文章以一种赞颂的语调评论李氏,读后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滋味。
逮捕秋瑾时,李钟岳刚刚上任山阴县令半年,他是个进士,一介书生,甚至暗地里非常欣赏秋瑾的诗和书法。上级让他去执行逮捕,他尽管不太情愿,但也屈从了这个命令。在拘押期间,他善待了秋瑾,并向上级争取宽大处理秋瑾。并且,据文章记述,秋瑾也对这个县令的仁至义尽表示感谢。文章还提到一个细节,1936年,李钟岳之子、民国日报名记者***秋,专赴杭州,与秋瑾之弟秋宗章相见,秋对李父当时没有查抄秋瑾的闺楼表示感谢,因为楼中藏有许多秋瑾与革命党人的通信,避免了秋家人的灭门之灾。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李钟岳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典型的山东好人。
此后的事,让我感到不安。最终,李钟岳屈从了“上峰”的命令,执行了对秋瑾的行刑,1907年7月16日早晨四点,鉴湖女侠秋瑾在山阴县城轩亭口从容就义,年仅30岁。无论如何,李钟岳的作为算不上光彩,尤其跟一个女侠的从容就义比起来。扭曲的历史环境使软弱的知识分子的本性无处藏身,这是历史的不幸,也是他们的不幸。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秋瑾就义仅三天后,李钟岳竟因执行不力被“上峰”撤职。这对李钟岳来说是一次致命打击。本来,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压力去违心地杀一个自己欣赏的女英雄,就是为了继续在官场立足,十年寒窗、一朝中榜,他承载了乡亲、家族、父母、妻子儿女太多的期待,他不忍心轻易地放弃这一切。但,在遭受了道德煎熬后,他再次遭到功名、职业和荣誉的打击,他终于崩溃了。他回到杭州寓所(一说回到家乡)后,心怀忧愤,不能自已,终于在这一年的9月23日,悬梁自尽。
李钟岳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一个典型知识分子的软弱、徘徊与进退失据:心存良知而又违心杀女英雄;屈从“上峰”却遭撤职;最后忧愤自尽,伤害家人。李钟岳的所作所为如果变换一下时间顺序,他会变成另一个人:如果他在杀害秋瑾前,不屈服“上峰”,提出辞职,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撤职,二是治罪,但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一死,这样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义士”;如果他在杀害秋瑾前自杀或把秋瑾放走,他会成为一个英雄;如果他没有保护秋瑾,忠实地执行“上峰”命令,他会是一个忠臣,封妻荫子也未可知;如果被撤职后,平稳地过完下半生,那他是一个有点窝囊的普通男人,至少不会伤害家人。但现在,他一样也没得到,在客观上却带来了最坏的结果:英雄被杀,自己自尽。
后来的人,读懂了他的矛盾和苦心,民国后,在西子湖畔建“鉴湖秋侠祠”,把李钟岳的神主列于其中,一并奉祀,他被称为“义士”。这样的名号我总觉得有点不安,李钟岳最悲壮的就是悬梁自尽的“烈举”,说句不敬的话,他的自尽是不是为秋瑾殉道?如果当时他不被撤职,他还会这样选择吗?是否在更大程度上,他是为自己的作为懊恼和羞愧?
去指责一个有良知的古人并不厚道、也没必要,悲剧时代造就悲剧人物,但在我们这个喜剧时代,我们每个人还是要警惕李钟岳式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