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秦帝国》一辩
--我不能苟同董健先生的观点，致《文学报》陈总编辑
陈总编好！
看了3月17日贵报p7版董健先生的口述文章，1、我凭直觉判断——董先生恐怕并未研读《大秦帝国》全书。因为此书所写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的150余年改革的历程，是从法家入手后又兼收诸子百家的治国理念，逐步经过尝试而渐成气象。秦帝国由积贫积弱到“兵强马壮”，是一个始终开放、广纳人才、吸蓄诸子百家思想、革故创新的历史。在小说中，法家思想固是秦国治国理念之轴心，但却始终没有排斥百家而“独尊法术”；尤其在吕不韦杂家思想之后，各种学派在秦国的流播更是常态；一直到建立秦帝国，秦始皇还曾经重用孔子第七代孙孔鮒为文通君。凡是这些，都是小说明白写出的。董先生以汉武帝模式揣测《大秦帝国》，认定其写成了“独尊法术”，实在是一种臆断。我觉得，董先生似乎没有从头至尾地读过来，结论就下了，认为该书的核心价值观是“秦家店”的强权专制，因此是“反动的”。
董先生既不了解作品写了些什么，又错解或误解作家孙皓晖创作的主旨意图，给其作品扣上了“反动的”帽子。我认为，就小说创作而言，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冷兵器时代，恐怕无论谁来写，都不能不涉及那个政权的客观形态，因为那就是历史。小说要靠塑造人物与编织情节来完成，尤其历史小说，要写得符合历史的文脉，总是要写到权力的运转、写到统治的方方面面，而一旦写了，就是歌颂专制、独裁？那还让作家怎么写呀？而没人敢写，那历史学、文学又怎么进步？尤其所写的内容是二千年前的战国——秦扫六合时期，那可不是今天，作家不可能脱离历史地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地大写民主文明，哪怕这样写“不反动”，甚至“推动”历史前进，恐怕也不能那样写。作家孙皓晖先生身为法学教授，他对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恐怕也不会不谨慎。而功课做了16年的他，写就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歌颂强权政治和专制主义？我读的认真，没看出来。倒觉得秦帝国的富国强兵，恰恰依赖的是广纳良才、不斥百家的胸怀和不断创新而成就的大业。
2、董前辈说“如果孙皓晖真的具有当代意识，他应当写出一个专制王朝对思想者的镇压。”我认为写成什么样的秦帝国，还是要依赖历史资料，尤其是依赖不断发掘的新的历史资料来展开想象编织故事，否则就不是历史小说了。我甚至认为，作家孙皓晖就是具有当代意识（他当然具有当代意识），也不能以董前辈所要求的“应当写出一个专制王朝对思想者的镇压。”我们不能不尊重历史，不能用民主自由之类的当代流泛话语，来干预作家按新发现的历史资料来修正谬传的旧解误说，甚至遮蔽作家的创造与贡献。
3、我以为作品本身与所谓“秦家店” 无关——如果这个“秦家店”是指秦帝国政权的话。小说就是小说，更何况“秦家店”之说是否经得起历史新发现的检验，更是难说。我们不能一说秦帝国就立刻认为是专制集权。历史自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远不是这两个词所能涵盖或代替的——没有那么简单。
4、董先生说：“《大秦帝国》这个小说正面歌颂暴秦，它的精神指向和文化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我觉得《大秦帝国》是二千余年之后，首次正面循史而渐进展开的一部辉煌的史诗。为什么不能正面展开？正面展开想象不好吗?这样就歌颂了暴秦?只有想象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秦帝国，或“一个专制王朝对思想者的镇压”的秦帝国，而不顾历史进程地展开来，才是正确的“精神指向”吗？果真如此，那才是拿民主自由开玩笑了。本质上说，真相——寻求历史的真相，才是民主自由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民主自由，即，没有真相的民主自由，那不是现实中的流氓行径吗？在文坛，那不就是文氓、文痞吗？
5、“焚书坑儒”的旧说定性，是按旧史观、旧资料定的。既然是新时代写正史，当然必须按新发现的历史资料，按新史观来展开想象。如果旧说定性定错了，作者就更有责任将它的历史真相写出来。不能为了这谬传了两千余年的定性，而不顾历史真相地去维护那个“旧说”；更不能因为这个“旧说”对批秦有利，对当代反专制、反集权有利，就不敢、不予纠正。如果那样做，才是不民主、不自由，才是一种更可怕的文化专制。即，对“真相”遮蔽的文化专制。
孙皓晖先生
总之，我认为前辈董健是先入为主了。我知道，文化界历来对专制、集权极为反感，而前辈董健可能更甚。但千万别借题发挥，误伤大雅，把那么卓越的创造，给抹杀了。更何况也不利于文学创造的良好氛围。顺便说一下，前辈董健此文在《文学报》发表后，略作修改又在《炎黄春秋》最新一期发表（一稿两投）；文中说孙皓晖先生发表在《文学报》的有关历史主义的文章，是对他文章的回应——请注意：孙先生的文章发表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前辈董健的文章发表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相差三个月。至少，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是不诚实的。
王久辛
2011.3.19.京华。
文学报 http://wenxue.news365.com.cn/wxb/html/2011-05/26/content_92557.htm
2011年05月26日星期四
按：本文发表于2009年7月23日的《文学报》“独眼看作家”专栏，是我为该栏目撰写的第十一篇文章。
孙皓晖的大争之心
王久辛
今年是作家孙皓晖的本命年。第二届中国诗歌节期间的一次聚会，诗人耿翔把这位一米八的大个子作家介绍给了我和李敬泽、吉狄马加等文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略大于常人一轮的头颅上那一盖华发。他说：“年界花甲，不染了。”那神态，显然是要更本真地生活了。
孙皓晖的煌煌巨著《大秦帝国》共十一卷，五百余万字。写作这么一部大书的动因，皓晖老哥说，是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的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思潮。当时有两部作品对他有所撞击，一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是苏晓康等创作的大型电视政论片《河殇》。前者批判中国人的人性缺失，后者批判中国社会的保守与封闭，都是全面否定中国文明传统的。皓晖说：“其实，他们都搞错了！误将唐以后，也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浸淫后的‘文明’，当作了中国文明的整体来批判。殊不知，中国文明不仅仅是儒家，而是由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以及当时的社会精神所积淀成的历史传统，共同构成的博大精深的原生态文明。”孙皓晖认为，他们将在后世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揪出来，作为中国文明整体来全面否定，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儒家的保守与趋静封闭，本来就应当批判。但他们偏狭了。什么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对比，什么城墙文化与闭关锁国意识等等，好像中国文明就是中庸，就是封闭。其实，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正是开放创新的“大争”精神；政治文明的核心，则是强势生存传统所形成的“尚一”理念；因此，秦帝国所创造的统一文明，才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而《大秦帝国》，就是孙皓晖的正源之作。
创作之前，孙皓晖并没有这么明确的思路。当时，凭着他对历史知识与常识的积累，只是觉得他们的观点有点偏，有点不对劲儿，却拿不出推翻他们观点的论据，更无法从根本上说清楚。正当此时，他在学科建设中要做中国经济法制史的研究课题。于是，他从先秦的经济法制史研究入手，厘清了中国历史思想的纹脉，写出了八十万字的专著《金色的农业帝国》。在对整个春秋战国与秦帝国的研究中，孙皓晖发现，正是这个 “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才是孕育中国统一文明的核心时代，才养育出了中华族群的雄强心性与精神品格。
于是，这个“老秦人”的后裔也有了大争欲念。他要再现那个海纳百川又开放创新的秦帝国时代。这，无疑是一个极其瑰丽的狂想。而要付诸实践，则需要做浩瀚庞杂的功课，即，全面深入地解读那个时代的历史，包括野史。他嫌西安熟人太多，应酬太繁，再加上种种社会干扰，使他很难静入历史深渊。于是，他便携妻飞赴海南，在海口的一个偏僻街巷住下，一头扎进了卷轶浩繁的典籍中，不仅将战国至秦的历史披览净尽，而且对诸子百家的思想也逐一爬梳解读，甚至将诸家长短捱个笔揭文释，精析入毫，条理至透。那个昏天黑地，真让他过了“一把瘾”。所以读《大秦帝国》，你无论看他对战争场面的描写，还是看他对人物心机的揣摸，均能见出孙皓晖有根有据的想象之鲜活丰厚与直入人心。
《大秦帝国》写了十六年，其中的十三年，是在海南的书斋闭门谢客中度过的。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呢？孙皓晖说：“我要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的话语权。”世界上举凡创造了成熟文明的国家，其公民社会对自己文明的渊源，对自己国家主体文明的精神，都能如数家珍地解读演说。而我们国家自汉以来独尊儒术，误读错说中国文明达两千余年之久，不仅仅是古典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即或是当今时代的知识精英与文化学界，也常常盲人摸象，常常指鹿为马。
评论家孟繁华称皓晖的写作“有文学抱负”；谢有顺称皓晖的写作是“完成了与一种文明，一种精神的深度对话”,是“有信仰的写作” 。
前几天我又回西安，相邀皓晖夫妇于钟楼粉巷喝茶，间隙说到此处，皓晖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独尊儒术是中国文明史最大的悲剧，是以牺牲创造精神、公平与正义原则为代价的。儒家是刹车。法家兵家墨家工家医家农家等，才是发动机。想想看，一个时代要发展，只尊奉刹车，一味忽视发动机，能行吗？”我说：“是啊，可为什么会这样呢？”皓晖的细线眼睛瞪着我，停顿片刻说：“都想求稳，都怕大争，怕大争潮流吞没了自己。”哦，所以汉以来的历代权力都都认同了这个死理——宁可国家民族萎缩，也要奉儒术教化为圭臬，求得一世太平。皓晖接着说：“将一群发动机罢黜，而将一个刹车独尊，哪怕这个刹车是金子做的，是神仙变的，那也是粪土！”
看得出，孙皓晖的愤恨不平是有历史渊源出处的啊。
现在，《大秦帝国》出版了，第一部电视剧也拍摄完成了。导演黄健中从影50年，今年69岁，谈到这部大著时说：“读完以后第一个感觉，是肃然起敬。真正一部作品让我连着十几天心潮澎湃，这是第一次。”在研讨会上，黄导一边发言，一边将自己读《大秦帝国》的笔记拿出来给人看。现代文学馆的李荣胜说：“是不是要捐给我们文学馆啊。”黄导说：“大作家郭沫若、老舍我见过，改革开放后的知名作家我也都有交往。真正让我感觉，首先成为一个学者，然后再着墨去写作的——孙皓晖是不可多得的一个。”
孙皓晖，1949年11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这个生日并不准，是当年的接生婆老人推掐着估算出来的——因为他还没出世，父亲就病故了，他是遗腹子。父亲兄弟两个，大伯当了围剿延安的国民党少校营长，是政府军，所以受爷爷奶奶偏爱，分家时得了大宅院，解放后被定成了大地主，人也被关押，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释放；父亲从小豪放不羁，喜欢与穷人为伍，所以当了地下党的交通员。解放后，因分家时只分到几间破旧房屋、一片薄田，被定为贫农。皓晖兄弟七个，前三个哥哥夭折，他排行老七，因家中无女，便把他当女孩养，故有幼名“七女子”。
2007年2月，孙皓晖应朋友之邀，来到长平大战遗址。在峡谷入口处，他俯瞰谷底，只见一道细流淙淙南去。皓晖的心怦然而动，心说——这不是丹水吗？他问身边当地的陪同：“这条小河叫什么？”应:“不知道。”这是那条百万秦赵大军将士和战马渴饮过的丹水，今人怎么可以忘记呢？皓晖不禁慨然：“沧桑如斯，夫复何言？”那天在茶楼，我请马丹嫂子说说皓晖的优点，她说：“他生命力极其旺盛。认准的事儿从来不改，犟。再就是弱智。”我忙问缘由。嫂子说：“我们在海南住了十三年，没搬过家，可他多次回家忘了地方，要打电话问我。一次我手机关了，人又在外边，他指挥着出租车围着家转了一小时——弱智不？”嗯，他能记住两千年前的“丹水”，能记住小说中的几百个人物、上千个地名，却记不住自己的家住哪条街、哪个巷，他的心被大争之志填的满满的，哪还容得下几个字的地名呢？
2009.6.29.京华
孙皓晖简介
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完成136集《大秦帝国》文学剧本的创作，同期开始《大秦帝国》的案头准备。1998年后，辞职专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入选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全套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2009年3月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居长篇小说组第二名。同名电视连续剧（第一部）业已拍竣，近期播出。
第一篇：柳建伟的“关系图”：
http://info.news365.com.cn/was40/detail?record=3&channelid=44625&searchword=+����>='2008'+AND+����<='2009'+AND+����=�����+
第二篇：朱鸿斯文：
http://info.news365.com.cn/was40/detail?record=2&channelid=44625&searchword=+����>='2008'+AND+����<='2009'+AND+����=�����+
第三篇：张炜之重：
http://info.news365.com.cn/was40/detail?record=1&channelid=44625&searchword=+����>='2008'+AND+����<='2009'+AND+����=�����+
第四篇：王开林的“硬度”：
http://info.news365.com.cn/was40/detail?record=1&channelid=44625&searchword=+����>='2008'+AND+����<='2009'+AND+����=���ֵġ�Ӳ�ȡ�+
第五篇：刘醒龙的“圣”：
http://info.news365.com.cn/was40/detail?record=1&channelid=44625&searchword=+����>='2008'+AND+����<='2009'+AND+����=������ġ�ʥ��+
第六篇：谭旭东的“心灵开花”：
http://info.news365.com.cn/was40/detail?record=1&channelid=44625&searchword=+����>='2008'+AND+����<='2009'+AND+����=�����+
第七篇：激情背后的杨志军：
http://info.news365.com.cn/was40/detail?record=1&channelid=44625&searchword=+����>='2008'+AND+����<='2009'+AND+����=�����+
第八篇：叶廷芳的“天堂”：http://info.news365.com.cn/was40/detail?record=1&channelid=44625&searchword=+����>='2008'+AND+����<='2009'+AND+����=�����+
第九篇：何三坡的“梦话”：http://info.news365.com.cn/was40/detail?record=1&channelid=44625&searchword=+����>='2008'+AND+����<='2009'+AND+����=�����+
第十篇：伍立杨的鸿儒缘：http://wxb.wenxuebao.com/12b/200906/t20090625_2369544.htm
第十一篇： 孙皓晖的大争之心：http://wxb.wenxuebao.com/12b/200907/t20090723_2401942.htm
王久辛与《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对话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e6b600100gw79.html
孙皓晖先生
南大教授董健：《大秦帝国》的“反动性”
核心提示：《大秦帝国》是一部歪曲史实、伪造历史的“神话”，崇拜暴力强权，否认人性主义等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观。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在西方国家一般被称为“右派”，如德日法西斯分子。但在中国，却有些被称为“新左派”的人，承担起了这种“强硬路线”支持者的责任。
文章摘自《文学报》2010年12月23日 董健 口述 高子文 整理原题为《“秦家店”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动性——对《大秦帝国》的再质疑》
编者按：孙皓晖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问世后，本报相继刊发了来自作者和评论界的多篇长文，或就创作理念做系统梳理；或从文学史角度解析小说艺术形象，文章刊出后引来史学界和文学界不同观点的争论，焦点之一是对中国文明史的价值评判、怎样看待秦文明。本期“论坛”，我们再发南大教授董健先生的“再质疑”文章，意在百家争叫的碰撞中，一步步接近“真理的境界”。欢迎各界读者朋友参与讨论。
一、我为什么要再次回应
这里说的“反动性”，是指一种反启蒙、反现代，对抗***社会与以人为本的思潮和情结。这种“反动性”弥漫在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的心理中，也往往表现在一些文艺作品中。由于2010年年初，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上海《文学报》把《大秦帝国》推出，才引起一些人的留意。于是我就在《扬子江评论》上发表了与博士生高子文的对话，对它提出批评。
此后不久，看到了作者的反驳文章。本来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题目了。这是由于，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源头题目。小说作者孙皓晖把秦朝文化说成是中国文化真正源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无须争辩。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学者可以说不屑与他辩论。过往在对中国文化源头的讨论中，从没有在这个题目上有过争论，陈辽的批评文章（《创作理念的误导，作品自诩的反差———评大秦帝国》，《文艺争叫》2010年第11期）也说得很清楚了。要是再辩论下往，学术界要嘲笑我们了。不过，说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这是观念荒谬造成的无知与愚昧，还是愚昧无知造成的观念荒谬，这倒是值得深思的。
不久前我读到***总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谈话。他在谈政治体制改革时，进一步夸大了自由、***、人权、法制这些普世价值对中国当前改革的意义。并窃冬他是从整个世界潮流来讲的，夸大走向自由、***，走向现代文明这个总的倾向是一种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浩浩荡荡，正如孙中山所讲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代表了整个中国当前的现实要求和人心所向。那么，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关注人们的精神状态，就会发现，《大秦帝国》颂“秦”挺“法”，从根本上说，它的思想是否定普世价值，对抗现代性，对抗当代意识的。李慎之曾在他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中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作了区分。“传统文化”指的是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和文化成果，如“经、史、子、集”中的各种著作，纷繁复杂，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可以在区分之后，加以批判地继续；而“文化传统”则指的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上面所形成的同一的“意识形态”，它渗透在民族心理中，从古代一直影响到当代。秦汉以来，“文化传统”尽管过了两千多年，却没有中断。李慎之以为秦朝以来的“文化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独裁主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尽对地抛弃。秦朝固然不是中国文化的正源所在，但它在独裁主义的“文化传统”上倒确实是作了系统化的“奠基”工作的。小说作者对秦的大加颂扬在客观上加进了对中国未来改革道路的论战，而他所加进的这一方正是支持独裁主义的。应该清醒地看到，独裁主义的思想对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会造成非常坏的影响。
《大秦帝国》的批儒态度，在当前“儒学热”、“国学热”引起国人反感的情况下，会得到一些读者的同情。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有可能通向皇权独裁主义。儒家和法家的出发点很不一样，儒家的出发点是“人”，但它的“礼”又是“治人”的；而法家则更偏重治人之“法”，把人作为试“法”之工具，作为为统治者制造政绩的材料。后来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合流，共同支撑皇权独裁主义。《大秦帝国》颂扬法荚冬却不?**龇宜枷胫兴亩啦靡蛩兀膊槐***鋈寮宜枷胫械幕壑怠＃ǚ抑?ldquo;法”尽不即是现代法制。）小说对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丑化是极为恶劣的，暴露了作者从“***”中继续下来的那种仇视理性、仇视知识分子、仇视自由、***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不仅把孟子写成一个守旧势力的代表，而且极力矮化和丑化其人格。而事实上，孟子在儒家思想家中是最具有民本思想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一位。我曾在《春末随笔》（《钟山》，2004年第4期）中谈过孟子思想在今天的意义。他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夸大个人的精神自由，夸大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这话孔子说不出，今天很多人也做不到，真是了不起。朱元璋为此把他请出了孔庙，还下令对《孟子》作了删改。从独裁统治出发，朱元璋感受到了孟子思想，也就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对他的威胁。
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觉得应该对《大秦帝国》再次予以质疑。
二、历史主义不是根基是陷阱
喜欢放过历史罪恶，不愿接受历史教训的人，或者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要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吸收某些有毒材料的人，总喜欢搬弄“历史主义”这个概念。孙皓晖反驳文章的题目叫做《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也把历史主义推了出来。这个题目本身就不通，“历史主义”只是方法，而怎么能是“根基”？但即便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主义”也并非完美。我最近刚读了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的一篇演讲（《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文汇报》，2010年9月25日），他正好回答了孙皓晖的题目。俞教授不一定看到孙皓晖的文章，但令我想不到的是，文章的针对性却非常强。俞吾金教授讲的是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我非常同意俞教授的观点，因此引用他的说法往返答孙皓晖。
俞教授以为，历史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对历史出发点和历史过程的崇拜。就源头崇拜来说，孙皓晖不可谓不果断。但他恰正是在这里被历史主义的陷阱困住，出了个大洋相。他居然把晚出的秦地文化说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历史主义的源头崇拜本身就有题目，而孙皓晖连这个有题目的方法也没有做到，真是错上加错！说到对历史过程的崇拜，《大秦帝国》作者的错误也如他在源头崇拜上犯的错误一样。作者在描述秦同一六国的全部历史过程中，连最少的历史真实性都达不到。如书中所写的六国分秦大会这样的大事件，全是对历史的伪造，还奢谈什么历史主义！连《史记》等多年传下来的典籍的记载都推翻了，还谈什么历史主义！俞文指出所谓客观性就是人们熟悉的普遍性，至于那纯粹的历史的客观性是找不到的。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通过史料，接近历史***。从这一点来看，对秦国历史的记述，司马迁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大秦帝国》的作者以及这个小说的吹捧者们，却一致以为司马迁不可信，这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历史资料，而是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做翻案的工作，终极目的是将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极度地加以美化。
俞教授讲的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历史的虚构和历史的泡沫非常感爱好。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往往是将一些通俗的情爱故事放进历史，以激起阅读和观赏的爱好。但那些都并不是历史。他举了金庸的小说作为例子，金庸并不是一个历史学荚冬没有好好研究历史，在他的小说中，历史都是虚假的，都是传说和虚构。尽管在历史学家看来都是假的，老百姓却喜欢。事实上这是打着历史的旗号，给人以一种“历史感”与“陌生感”，以吸引读者。我曾谈到，《大秦帝国》这个小说在艺术上很粗糙，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评法批儒”的论文，
百度博客一部分是武侠小说。所以整个小说结构很疏松，布满了大量的历史泡沫。可以举几个小说中的例子来说明。写赢渠梁往神农大山墨家城堡那一段，大都是虚构的，秦孝公既不会出现在这里，墨子更不可能见到他。对墨家***的描绘，完全是用了武侠小说的手法，他们被描绘成一个武林帮派，与历史间隔很远。《大秦帝国》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白雪，也是非常缺乏真实感的，对她的虚构只是为了替商鞅的“寡情”作辩护，同时把言情纳进作品，增加感情戏以吸引观众。而在这方面作者的才华又远远不如金庸。金庸的小说只是借用了“历史”的背景来描绘他的武侠故事，他并不以展现历史，评价历史，甚至往寻找什么文化源头为目标。因此，我们不需要写文章和金庸商榷元朝的、清朝的历史的评价题目。但孙皓晖不同，他不把自己的小说放在一个纯虚构文学作品的位置，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为历史辩护的文本，以此改变人们对秦朝历史的熟悉和评价。然而，尽管在序言中洋洋洒洒地表达了他对重新描述与评价秦朝历史的野心，但我们在小说中看到最多的还是对历史泡沫崇拜与对历史的大肆伪造。
历史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对历史实事的厌倦。与当前现实生活有关联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们却往往会避开。对虚假的历史泡沫他们那么感爱好，但对“不方便”的东西却厌倦，要把它避开。俞教授举了“大跃进”的例子，当时的那种主观唯意志的种种“革命”创举，饿死了几千万人，今天那些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人们就不愿意再提及了。这叫做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大秦帝国》在对待“焚书坑儒”这件事时，就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态度。原本重要的史实被作者轻而易举地带过了，“焚书”之事只是在根据李斯的意思而颁布的所谓《文治整肃令》中加以扼要地评析。对焚书的状况与当时知识人及百姓的生存环境不作任何具体的描绘，却把重要的篇幅用在对所谓的儒家***密谋策划复辟的具体的虚构中。秦始皇的“坑儒”因此而显得像是一个正义的举动。“焚书”的事关系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是历代都绕不开的题目，但显然作者大感“不便”，于是有意回避。在小说中，他把这几章的标题定为“铁血板荡”，“铁血”这个词让人非常自然地想起了德国的法西斯。更为荒诞的是，孙皓晖在很多文章中声称秦没有***，以为秦的政治非常公平公道。这是对基本史实的逃避。讲到战争时，他甚至以为很多国家都是和平解决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杀戮，这就是更大的笑话了。
当代意识是指一种引导人走向现代，走向***与自由的意识。孙皓晖的主张与此恰恰相反。他在《大秦帝国》序言中所暴露的文化观念是反人性、反现代、反启蒙的。“爱国”是一个中性价值，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希特勒也鼓吹“爱国主义”。在皇权独裁者的心目中，朕即国，爱国就是爱卧丁小说作者甚至鼓吹一种十分荒谬的“文化出身论”，以为谁找到自己古老悠久的强势文化源头，谁就在国际上有“发言权”。实在并非如此。美国现在很有发言权，它的文化的本源在哪里？即便找到也很年轻。日本更是如此。这种“文化出身论”是非常荒谬的。而在这种“文化出身论”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
三、暴力崇拜和国家主义
《大秦帝国》作者一再夸大弱小民族的强势崛起与强势生存这一点。他心目中的强势并不是指真正文明上的发达，而是指在一种同一的文化下的民族能打仗、能农耕，通过暴力来达到的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强势。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崇拜。法国当代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描述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信仰暴力，以为唯有暴力才能塑造未来。”他以为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往往并不更好，反而更坏，不能迷信一种新的政权就一定是好的。放在秦朝这个具体的政权上来看，假如秦真如孙皓晖所说的那么好，那它就不会那么短命了。回到战国历史看，在当时的七个国家中，无论从文化还是经济看，秦国的文明程度比齐国、魏国都落后得多。而秦国以一个弱小国荚冬通过商鞅变法进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后通过暴力击败了先进国家。我曾说过，“地处西部的秦国事一个野蛮落后之国，它以暴力与恐怖强国，又以暴力与恐怖灭了六国。固然实现了大一统，但也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独裁主义的黑暗时代。”（《“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来！”———序张光芒著〈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秦国在文化上落后这一点是无须质疑的。它本身从弱小到强大，没有产生一个思想荚冬商鞅、吕不韦、韩非都不是秦国人。孙皓晖在历史逻辑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说秦国同一了六国，所以它是先进的，继而要寻找文明的源头，就从秦文化中往寻找。事实上，法家文化源头并不在秦。马克思主义在***付诸实践，取得了胜利，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从文化源头上说，只能到德国或英国往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不能在***寻找这一源头。在秦文化是否是中华文明正源这一点上，一样如此。七雄决战秦国胜，但中华文化源头并不因此就在秦。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这一点，马克思有过出色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过往我们经常庸俗地理解了历史的“进步”题目。物质和精神之间有联系，互有影响。然而经常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文化落后的国家民族却打败文化先进的国家民族。秦国的胜利，就是这样实现的。类似的事件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又发生了很多次。比如蒙古灭宋建立元朝，满族进侵建立了清朝。但是，我以为，这样的一种强国的模式，在进进现代社会以后是否仍可行，很值得怀疑。现代战争已经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肉搏了，而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一种竞争。文明程度的高低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因此仅有***和斗志的落后国家和民族很难再取得胜利。从道义上讲，我们更不希看落后的国家通过战争来实现对文明国家的统治。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统治的结局只有两个，其一是在文化上反过来被征服，如罗马和满清；其二就是秦国这样的二世而亡。孙皓晖拿历史上落后战胜先进这样的例子来鼓吹暴力，就可以看出他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存在的严重题目。更为严重的是，对弱秦称霸的描述和肯定，完全可能被读者对应到我们今天中国的现实。中国事一个后起的大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中。按照《大秦帝国》传递出来的信息，就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理解：等我一旦强力崛起，我就要用暴力把你吃掉。这样的想法在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中国人身上存在着，很令人担忧。
一切独裁主义者总喜欢以“集体”、“国家”、“民族”的名义，推行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剥夺人民大众的权力和利益。暴力崇拜也往往和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孙皓晖在他的回应文章中说：“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政府，为了抗击外敌侵略，领导人民奋起反击，民族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个国家要发展国防，要修建大型国防工程，国家耗费了很大的财力，工程也死伤了很多民众。”这里我们要指出两点：一，秦朝所发动的同一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还是防御战争？二，秦朝所修筑的国防工程，以及同时修筑的秦始皇陵墓，究竟是来自一个独裁君主或独裁团体少数人的意志，还是来自所有民众的集体意见？孙皓晖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之间的差别？难道在一种国家主义的旗号下，使用暴力就显得很正当吗？这里面的题目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究竟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考虑，还是在为实现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考虑？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有没有发言权，人民有没有发言权？除此之外，所谓的民族振兴和无数民众的死亡，这之间的代价是怎么算的？以生命为贵，以人为本，还是以国家的进步为上？假如大多数民众受苦受难，那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还有什么意义？假如按照《大秦帝国》对秦朝的理解，陈胜吴广当时的起义就是破坏了国家和集体了。对于这一点，孙皓晖只能回避，他不好提这个事。由于究竟陈胜吴广的起义的正义性还是被大家所承认的。
四、结语
总之，《大秦帝国》是一部歪曲史实、伪造历史的“神话”，它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强国”观念，颂“秦”挺“法”，崇拜暴力和强权，否认人性主义，否认自由、***、法制、人权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观。持有这种文化态度的人，在西方发达国荚定如美、英、法、日等）一般来说都是些被称为“右派”的人，如日本、德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但在中国，却有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人，承担起了这种“强硬路线”支持者的责任，无疑，《大秦帝国》的作者也加进了这一行列。但他似乎觉得反对“普世价值”很不得人心。他在反驳批判者的文章中，把批判“普世价值”的话语改为批判“尽对精神”。然而，“尽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概念，它帮不了这位小说作者的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