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是一座发展极快的城市，不断崛起的高楼林立，我找不到魏老师家了。按照阿姨电话中的指点，我来到了省广电厅家属院，阿姨到大门口接我。我看到阿姨苍老了许多，满头的乌发变成了银丝，背也稍稍有点驼。

    看到我，阿姨紧走了几步说：小白，你魏老师常念叨你。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阿姨，对不起，我来晚了。

    阿姨说：小白，走咱回家，到家再说。

    到魏老师家后，我首先面对魏老师的遗照深深地三鞠躬，魏老师还是那么和蔼可亲，面对着我微笑，好像在说：小白，你终于来了。

    我对阿姨说：魏老师年龄并不大，身体挺好的怎么这么突然就走了呢？

    阿姨说：你魏老师在文革中身心都受亏了，1935年2月他出生在陕西子长县城，一个贫寒的家庭里，父亲靠给别人家打零工养家糊口。土改时被定为贫农，1959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农科院工作。刚解放时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时要是成份不好，他不会通过政审的，也上不了大学。1960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贫困地区建设，报名来到了河南鹿邑县工作。提干后他写了入党申请书，没成想外调时遭人污陷，一夜之间由贫农变成了地主，事业前程全都受阻。“四清”运动时被定为隐瞒地主成份，成为专政对象。最要命的是给他戴上了欺骗党组织的大帽子。为此他的弟弟妹妹都受了株连，弟弟报名当兵被政审下来了，妹妹中专毕业填好表即将参加工作，被单位退了回来。缘由就是你哥哥隐瞒地主成份，是阶级敌人，你们不能当兵，不能工作。

   后来你魏老师告诉我们，“四清”运动中他真不想活了，可又想想他不能死，他若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不清不白地死了，就真成了“四不清了”，一对父母说不清，二对爱人说不清、三对孩子说不清、四对自己九个弟妹说不清，所有的亲人都会因他而背黑锅。一人死了是小事，全家人因为他受株连活不好才是大事。

   到了文革中，你魏老师被造反派抓走关在牛棚，大会批小会斗，被打得死去活来，但他宁死不承认自己隐瞒了成分。他一次又一次地申辩：“我们家房屋一间，地无一垄，怎么会是地主成份？”只要不承认，造反派就打，就这样你魏老师在牛棚中过着欲生煎熬，欲死不能，生不如死的非人生活。支撑他活下来的信念只有一条：我要对得起我的父母亲人！对得起把我培养成人的党！他坚信乌云不会永远挡住阳光，党的政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落实政策时才得到彻底平反。

   说到这段伤心的往事，我和阿姨都流出了难过的泪水。一个西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他生命最充满活力的时候，却是在牛棚中，在大会批小会斗中度过的。

   阿姨还告诉我：魏老师出了一本书。说着拿出《魏风集》送到我手中。

   看到魏老师的著作，如同见到他本人，我热泪盈眶。对阿姨说，这本书能让我保存吗？

   阿姨哽咽着说：你魏老师说过，不论什么时间，只要小白来咱家，就把这本书送给她。

   双手捧着《魏风集》， 我的泪水打湿了扉页。

   阿姨说，小白，不要难过了，人总是要走的，把书装在包里，你看电视娱乐节目吧！我去做饭，你想吃什么？

   我说：阿姨，不用麻烦了。

   怎么会是麻烦呢？女子到家了，怎么能不吃饭呢？你魏老师要在也不会同意你不吃饭的。   

   阿姨，我帮你。

   不用，不用。你忘了咱家的规矩。孩子到家，我们做饭。       

   怎么也劝不了，拉不住，阿姨到厨房做了西北人很拿手的凉面，还打电话把女儿叫回来陪我说话。和阿姨分别时，阿姨送我送了很远很远。

   我对阿姨说，我会常来看您，等天气凉爽了，我接您到我家里住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