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哪条）大路上》 - 张天蔚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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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张天蔚 \| 浏览(3719) 评论 (5) \| 发布时间：2006-11-22 22:45:53 最后更新时间：2006-11-22 22: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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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在（哪条）大路上》

前两天被朋友约着去看新排的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说实话，不太喜欢，虽然鼓捣这戏的至少有两位是我的朋友。

先说形式。

我觉得如果按传统分类归类，此剧还是应该叫话剧。但制作人说这戏是一部“多媒体戏剧”。如果允许这么造新词儿，我命名它为“口号剧”。

我分析，叫“多媒体”的理由是，戏里有“话”、有歌、有舞、有幻灯投影，而且将来还要上网。但我觉得歌、舞、投影都是辅助的手段，真正构成“戏核儿”的是口号：

反白造了，乡白下了，苦白受了；梦白做了，心白跳了，血白热了；风白吹了，水白流了――谁也别跟我白乎了：谁让我回城进工厂吃商品粮我跟谁走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句型、这样的节奏，两个多小时连续不停的口号，勾勒出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所以这部剧本的副题是：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

我不知道一部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戏，是否一定不能吸引观众，但我知道这部戏确实没能吸引观众，或至少没能吸引我。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种对三十年社会心理的梳理，我自己一直也在心里进行着，它说的，我都想过；我想过的，它未必说了。缺乏认识价值的惊喜，再没有娱乐意义上的吸引，就少了读书似的看下去的理由。

而且，也许是看过了太多“先锋”的缘故，越来越回归到现实主义的趣味，觉得老老实实讲一个故事，给读者、观众一点愉悦和启发，就是艺术的功德。当年看《绝对信号》时那种为每一点形式上的叛逆、创新而激动的心理，大约是不会再有了。

再说内容。

本剧的编剧是写过《切·格瓦拉》的黄纪苏，一个有着明显左派倾向的社会学者。《切》的上演，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文化事件之一，首要的原因，在于它几乎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横行多年之后，中国左派的第一声被公众听到的呐喊。

《切》的形式与《我》剧基本相同，虽然顶着格瓦拉的名字，但并没有塑造出一个格瓦拉的形象。格瓦拉是作为一面镜子、一个标尺、一双犀利的眼睛，高悬在场灯上方的暗影中，俯瞰着这个剧场和激昂于其中的人们，同时映照、衡量、谴责着剧场之外的这个社会的全部丑陋。而它果然是如此的丑陋，以至于我们每个人的每次呼吸，都被迫吸进它的污浊。因此当台上的演员吼出一句句睿智、犀利又充满愤怒的口号时，台下的观众都有呼出一口恶气的快感。那种畅快是一种没有具体对象，却有明确方向的群体情绪。记得当天人艺大剧场正在上演《风月无边》，小剧场这边的演员则暗指着一墙之隔的那边：让我们大家在这暖风沉醉、风月无边的晚上，一起来重新思考……这个一语双关的“现挂”，引得小剧场里一片带着嘲讽和快意的掌声，让人觉得“这边”不该是人艺的小剧场，而是与“风月无边”的老爷们势不两立的街头集会。

毕竟不是的，所以舆论从剧场中的掌声中醒过梦来的时候，便开始质疑起这种“沙龙里的愤怒”，和激起这种愤怒的《切》的价值。我没有质疑它的价值，但我注意到剧本呈现出的矛盾。

黄纪苏显然是一个极其敏锐的作家和社会观察家，纷纭杂沓的社会现象，在他功力深厚的梳理之下，呈现出悖谬和丑陋；而经过张广天极具煽动性的二度处理，这种悖谬和丑陋，为一直积蕴着的群体性焦灼，找到了最恰当的愤怒对象。当演员们激昂地向着“富人”们发出愤怒的吼声时，剧场里一定有人如芒在背——至少在此情此景中，“富人”面临着来自正义的道德谴责。连我这个刚刚混到能打车前来看戏的准穷人，都暗自反思着自己是否堕落成了格瓦拉和他的穷兄弟们嘲讽和谴责的对象。直到戏终人散，看到演员们从舞台上的愤怒中醒来，换上时尚的衣装各自驾车离去，才不无沮丧地相信革命其实还远。

要紧的还不在于此。以黄纪苏的敏感和深刻，其思考显然不会止步于愤怒，而是必然地深入到“革命之后怎么办”的诘问。而恰是在这样的诘问中，他给不出足够有力和完整的回答：

从前，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皇宫并住在里面

把老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皇宫并住在里面

把新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终于一天有个纯真的声音说道

从今往后再不分什么国王和奴隶

从今往后谁也不比谁低谁也不比谁高

奴隶们都说这样最好

于是同心协力

把监牢宫殿一齐推倒

他们想要盖一座新房子

新房子不是宫殿也不是监牢

但究竟什么样还没人知道

奴隶们只见过宫殿只住过监牢

只被人踩过只会再踩人一脚

一抬腿就是老路，一张嘴就是老调

盖了推推了盖总也没弄好

雨在淋风在吹黄叶满眼飘

地在转天在旋岁月催人老

终于一天有个聪明的声音说道

房子新不新其实不重要

关键是要看房子好不好

……

奴隶们穿过大陆绕过海角

世上的房子的确千千万万

但总不过监牢宫殿那一套

于是何去何从路只剩两条

奴隶们有的坚持有的后退

有的犹犹豫豫不住地动摇

那边阳光下大厦很快盖起既现代又古老

地上地下一共有十层装十等人不多不少

结构绝不允许改变但据说楼层随时可调

这边夜色中新房子依旧没有摸出门道

但远方的星星依旧在奴隶们眼中闪耀

他们一次次修一次次改一次次重新推倒……

这段不无诗意的台词极其简略而又生动地道出了所有革命的悖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其意义究竟只是“江山轮流坐”式的轮回，还是大同理想的实现？在二度创作中，舞台上的革命理想一律由正义化身的主角阐述，对革命的质疑则由两位妖声冶气的女角阴阳怪气地提出。但这种喜剧化的处理并不能从根本上颠覆她们的质疑，况且前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也使她们的轻薄反而得到现实的支撑。现场的愤怒和激情暂时遮蔽了观众对这一悖论的发现和思考，但走出剧院，被冷风一吹，人们不能不沮丧地自问：现实如此丑恶，而出路究竟何在？再次革命以完成再一次轮回？再次轮回之后，谁会有幸成为新一拨住进“宫殿”的新国王？今天反抗剥削、投身革命的大多数“奴隶”，真的能在革命中获得解放？

其实，格瓦拉本人就没能解开这一悖论，在相当程度上，他是用不断主动寻找革命的方式，躲避着对“革命之后”的失望，和对“革命之后怎么办”的回答。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他的选择具有伟大的悲剧力量，但追求公平和大同之道的人类理想，却不能不直面严峻的挑战。对于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的行为，世人有着各种解释，其中的一种，就是认为他的各种看似悖谬的行为，其实都是在试图走出上述令人沮丧的轮回。可惜的是他不但没有实现其目标，最终连他自己也走向了自己理想的反面。

黄纪苏并不比格瓦拉、毛泽东具备更深刻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他没能绕开自己为自己挖掘的陷阱。如果你能稍微冷静些地跳出演出现场的激昂，就不难发现他不断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解构着自己的激情表达，尽管化身为正、邪两种不同的角色，其实只是他内心矛盾的外化。

到这一次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作者似乎陷入更大的困惑之中。

演出过半，剧场中开始出现掌声和笑声，舞台上的富人再次以小丑和恶棍的双重形象，成为观众嘲讽和愤怒的对象：

公安局长过命的交情道儿上的兄弟

市委书记给把米就点头丫整个一鸡

别看咱一无所有咱就是有钱――哎

别看咱啥不是咱就是一牛B――操

我这儿还没脱裤子呢一个个就紧着劈腿

我这儿还没点票子呢一个个就争当咱的代理

撞死丫白撞！弄帮记者学者说道说道然后擩进法律

凤凰26永久28的傻B东西也敢跟奔驰六零零起腻

声名狼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主流经济学家”，也没能逃脱类似的谴责和嘲讽：

知识的价值终于实现了：

这兜股票这兜党票

又独立董事又人大代表

刚更新老婆正装修糖号（townhouse）

――我倒想穷困潦倒呢，无奈机率太小啊

还有马克还有美元

还有因私因公两本护照

还有哈佛剑桥的邀请信

——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

推出过力作多篇为剥削正名

正working on一部专著证明腐败之必要

边缘知识分子要盯紧，社会公正大旗要抓到

而穷人则成为这个“精彩”时代的无辜弃儿：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

如此鲜明而又残酷的对比，既符合观众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想象（在场的观众中，显然没有“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的下岗工人），也切合了社会主流民意对贫富差距过大的道德谴责。虽然剧场里激昂着的，依然是与《切》相似的“沙龙里的愤怒”，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被呈现得如此尖锐和强烈，以至于无论是逻辑演进和情感走向，都只能指向唯一的结论：革命。

但令人意外的是，就在观众的情绪被推向高潮的时刻，舞台上的富人与穷人却突然走向了和解：

一起走――

只能一起

就该一块

一起走――

谁都只有这一场

谁都只走这一趟

以相互的微笑为微笑

以共同的行走为行走

一起走――

走了八千里

走了五千年

一起走――

走同一个夜

圆同一个梦

渡同一条河

翻同一座山

一起走――

就一块混吧，就一快奔吧

就一块跳吧，就一块唱吧

　一起走，一起走，一起走！

这一转折是如此的突兀，前一刻还你死我活的敌人，突然就成了同舟共济、携手同行的伙伴，既没有感情的铺垫，也缺乏逻辑的支撑，更没有现实的基础。一群宣称要“收买法官，收买法院，收买法律”的恶棍，与一群被他们所收买的法官、法院、法律所欺压的贱民，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拥有同一个夜、同一个梦？才会面对同一条河、同一座山？好不容易“进戏”的我，有一种突然被“晾”在台上的感觉——我正仇恨着呢，你们怎么就和解了？

曾经因为思考而无情地解构着自己的黄纪苏，却在这里出现了思考的“短路”。

我不相信这样的处理是黄纪苏对“和谐社会”口号的拙劣迎合，也不太相信他会在如此紧要的问题上放弃思考，我以为更大的可能是，沿着一个社会观察者的思路一路迅跑之后，他突然在自己所描摹的景象面前不知所措。当“革命”不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他的愤怒也就被逼上了逻辑的悬崖——前进一步走向革命，还是就此止步走向妥协。无论是“走同一个夜/圆同一个梦/渡同一条河/翻同一座山”式的“和谐”，还是“就一块混吧，就一快奔吧/就一块跳吧，就一块唱吧”的玩世，都不过是掩盖妥协的自欺。

这不仅是黄纪苏一人的困境，也是目前左派所面临的普遍尴尬。

在黄纪苏的笔下，对富人的谴责和对“右派”的嘲讽是两条并行的主线，对“三哈”（哈维尔、哈耶克、哈贝马斯）的调侃，对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暗讽，在近年来中国学界左右之争的背景下，都有特别的含义。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尖锐，使左派观点逐渐获得更多支持，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转向，也让左派的境遇和心境大有好转，于是上述调侃中不无心理和道德优势。

我不敢确认的是，中国的左、右两派究竟何时在表面尖锐的冲突下，就“只能渐进，不能革命”达成了共识。坦白地说，这样的“共识”对右派毫无影响，却成为左派致命的逻辑陷阱，黄纪苏就是在这个陷阱边上不得不紧急刹车。

或许左派内部还可以有温和与激进之分，但如果温和的左派就是“不革命”的左派，则只能沦为不断无力地呼吁公平、和谐的乡愿，严格说来其实也与右派无异。至于激进的、不反对革命的左派或许也有，但我们至今没有，大概也注定，看不到他们。至于《我们走在大路上》，基本上重复了“伪激进”左派的老路：以最犀利的观察、最激进的表达剖析社会、提出问题，却在解决问题的大考验面前却步。

剧场里的所有情绪和逻辑都可以调控、刹车，但现实的矛盾却未必如作者所愿的那般收放自如。无论穷人或者富人，都可能并不情愿和对方一同“走在大路上”，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一直坚信自己“我为穷人鼓与呼”的左派们该做何取舍？

右派们其实倒不必面对如此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