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穷人回得起家的政治经济学
铁道部宣布从今年开始，“春运”不再涨价，引得舆论一片叫好。虽然对铁道部的动机亦有不同猜测，或曰“迫于”民意，或曰“顺应”民意，但对“春运不涨价”本身，却还是鲜有异议。
一片赞同声中，似乎惟有经济学家薛兆丰先生的观点与众不同。薛在某著名网络论坛发帖曰：《二零零七“铁路职工暨黄牛党年” 》。此帖是他以往数篇文章的集合，其中，发表于2001年的《火车票价还不够高》，论证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经济学基 础原理，并由春运涨价而黄牛党依然猖獗，推导出“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结论；随后发表于同一报纸专栏的《康德未曾出远门》，则以康德不曾出远门而依然能纵论天下，论证春节回家并非刚性需求，以此证明价格形成机制在春运期间并未失灵，也间接回应了别人对他前一篇文章的质疑。
薛乃经济学新锐，一向长于以标准的古典经济学原理解释各种经济现象，此次也不例外。在他对春运的分析中，车票供给恒定且严重供不应求，因此，包括民工返乡在内的出行需求与春运票价之间，就成了一个简单的跷跷板游戏，价高则需求减少，直至达到供求平衡。而按照他的测算，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平衡点不是以往实际涨价的20%到30%，而是100%到200%，公开涨价不足部分，则由参与黑市交易的铁路职工和黄牛党补足，这既是他主张“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全部理由，也是他认为2007年是“铁路职工暨黄牛党年”的依据。
“回家过年”并非刚性需求，是薛文观点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也是他的观点最受质疑之处。
而在笔者看来，每个人回家过年的需求，确实没有“刚”到毫无弹性，如果打工一年所得，尚不值一张火车票钱，回家过年的念头自然只好打消。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回家过年”却是一种刚性的社会需求，是否有利于帮助经济能力低下的民工实现回家过年的愿望，几乎可以成为判断铁路部门决策正当与否的唯一依据。近年来铁道部春运涨价策略之所以千夫所指，就是因为在这一点上犯了大忌，“政治”上一错，所有诸如“削峰移谷”之类的经济学解释就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显得别有用心。
当然，泛泛的政治议论，不能代替具体的技术分析，如果完全不能得到现实的支持，则再正当的政治诉求也很难实现。
在目前春节期间铁路运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春运不涨价确实会进一步激化供求关系的失衡，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对车票分配机制的改变。如果说，排队买原价票、从黄牛手里买高价票，和托关系“搞票”，是获得车票的三种可能途径，则民工们最可能也最偏好的，是自己排队买票，其他的人则可能有权的弄权、有钱的花钱。薛先生称，在春运票价一事上，无论铁路部门如何定价，“乘客支付的总代价不变”，是确乎不错的，但不同群体掌握的资源和可支配的代价不同，也就决定了他们对铁路部门定价策略，和由此导致的车票分配机制的喜好不同。只要铁路职工和黄牛党没有垄断所有的票源，民工们就肯定比薛先生更倾向于在窗口排队，政府对铁路职工整肃越严、对黄牛党打击越历，民工在窗口买票所付出的“总成本”就越小，从春运不涨价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大。而对于日常挣钱能力远远远远高于民工的薛先生，不但对春运不涨价不以为然，甚至希望票价涨到无需排队就能买到的“合理”水平，如果铁路部门不肯涨到这个水平，则黄牛党就成了一群可爱的天使——他们帮助薛先生实现了“出价高者先得”的“合理诉求”。虽然薛先生如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宣称经济学与政治、道德等统统无关，但这种对定价策略的不同偏好，却很难在于政治无关的经济学项下得到解释，所以这世上才需要穷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排队买票，一点都不愿意。但让更多愿意且只能排队买票的人买到票，是春运车票分配机制唯一正确的出发点，这事儿没得商量，因此我的选择是春节期间不出门，而不是诅咒春运不涨价。在这一点上，我比薛先生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