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旧文重发：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读《言说抵抗沉默》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

文/涂国文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他把一种全新的文本解读的方法带入了语文课堂。把单一的作品置放于作家的整体创作体系中，置放于作家作品赖于诞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中，置放于一个互为关联、互为映衬、互为对照的文本群而形成的更为广阔的人文坐标中，通过互文性多元观照、比较和呈现，对文本进行深度阐释，这是郭初阳课堂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当然并不是郭初阳的发明，然而郭初阳却使它从课程理论的天堂下凡到了教学实践的地面，从文学批评的殿堂走进了语文课堂。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长期以来，在语文课堂中，盛行着一种就文解文的做法，语文教师的任务就是像解剖尸体一样，把一篇完整的作品“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地肢解成一块块，教给学生就万事大吉了。教师完全成了一个“产品解说员”，而不是一个边走边不断讲述故事、传说，不断给游客创造幻境、领入胜境的“景区导游员”。如果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当下的语文课堂，来比喻语文教师对教材的处理，那么绝大多数语文教师上语文课其实就是在领着学生转“呼啦圈”——尽管有的还可能转得呼呼生风，却始终钻不出教材这个圈子。郭初阳的课堂却不是如此，他是在领着学生跳高和跳远。对于郭初阳来说，教材永远只是一块帮助学生思维起跳的跳板——跳板的天职，就在于帮助起跳者到达更高更远的目标。叶圣陶先生所言“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在郭初阳的课堂上，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和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把郭初阳归为晏阳初、叶圣陶一派，尽管有点儿拔高，却也大体名至实归。

莫泊桑的《项链》，几十年来我国的语文课堂一直把它解读成“一篇关于虚荣的小说”。然而郭初阳却在引领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之后，导入莫泊桑本人的女性观和创作谈，将《项链》推置于作家思想和创作的整体背景中去显影；接着，又通过“原型上溯”，将这个故事叠影于欧洲“灰姑娘”故事的模式中去进行分析比较，并佐证以名家经典论断；之后，再引导学生将《项链》主人公玛蒂尔德的形象与电影《窈窕淑女》《奥黛丽?赫本》《流星花园》《曼哈顿女佣》四部电影的女主角和简·奥斯汀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沙白、夏绿蒂·勃朗特小说《简·爱》中的简·爱、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一一比照，最后对文本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鲜而卓越的阐释”（郭初阳语）——《项链》是“一篇关于独立对抗命运的女性小说”。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其次体现在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极高的文化品位。“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P1427）。语文课堂的品位提升之路，要跨越三个显著的台阶，即“文章”、“文学”、“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语文课堂一直在“文章”这个最低级的台阶上徘徊，偶有一些探索者的脚步踏上了“文学”这个中级台阶。“文化”被生生地从语文课堂中剥离，语文教学成了“多、慢、差、费”的代名词，学生学了多年母语，语文素养却普遍惨不忍睹，以致于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发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悲怆的慨叹。

郭初阳的课堂，却在为语文课堂的文化品位招魂。他带领学生从单一的文本中突围出来，站上文化的制高点，对文本进行全景式鸟瞰；将文化观照引入文本解读，让文化弥漫于语文课堂，让文本溶解在文化中，不断生成和丰富文本的文化内涵，以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文化家园，使语文课堂的生成羽化为人的整体生成，从而最终实现对学生文化人格的塑造。郭初阳这种勇于“为语文课堂重新立法”（蔡朝阳语）的做法，显然具有一种先锋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初阳无疑是个异数。

《愚公移山》是篇经典寓言，传统的语文课堂，多从虚词、实词、特殊句式、词类活用、通假字、寓言的特点等这一文章的层面，对文本进行解读。郭初阳的课堂则大异其趣，他先是领着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勾玄提要，进行思维的预热，探究出文本作为一个隐喻，包含着励志故事的普遍特征；接着引导学生将《愚公移山》与同类文本——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作比照，指出《愚公移山》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异同点，彰显愚公神话特有的异质；之后，又进一步将“愚公移山”的故事放置到农业时代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中国传统的生殖观、中国人的成败观、老人崇拜、家长制度与家长权威、中国古代圣贤对“诚”的有关论述等所交织成的文化大场境中，探究这一故事之所以产生并且经久不衰的深刻历史文化原因和文化内涵；最后播出采访DV，借两位年轻外教对“愚公移山”故事的评价，揭示出东西方文化特质的差异。短短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就让学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观今溯古，比照中外，审视中国文化，破译寓言密码的“文化之旅”。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更体现在他将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带进了语文课堂。批判精神，历来是人类一切创造行为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也是民族创新力的集中表征。长期以来，我国的语文课堂盛行着一种“文本拜物教”，文本的阴影遮蔽着课堂，教师成了文本的“顺民”，对着文本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一步，翻译文本成为语文课堂的唯一使命。更有甚者，一些披着华丽文字外衣的亚健康甚至病态的文本，由于编辑者的奴性心理或文化品格的缺失而潜入了教材，然而由于我们的教师缺乏批判的自觉和眼光，发现不了，任其向着青少年纯洁的心地悄悄流播思想的毒素。批判精神既然已被逐出课堂，一批批思想的懒汉、文本的奴才和创造力的侏儒被源源不断地从学校制造出来也就不足为奇。

《珍珠鸟》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名篇，立意为“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世界”，文字明丽而温暖，被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初中语文课本。这篇文章不仅文字优美，而且主题健康，契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应该说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课文——绝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正是这样解读的。然而在教学中，郭初阳的弟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把文章放置于一个由马筱敏的《鸟儿的理想主义》（抒发对“鸟儿的理想主义”的敬意）、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拍摄的影片《群鸟》（反思鸟群对人类展开的报复性攻击）、黄永玉的《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表达对自己想囚禁金丝雀的反思与忏悔）和鲍尔吉·原野的《啄露而歌》（歌颂鸟儿灵异的神性）所构成的文本群中去比照，发现作者笔下温情脉脉的“信赖”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欣赏囚禁”的残酷和血腥：《珍珠鸟》事实上阐发的是一个双重悲剧——小鸟被囚而不自知，反以为安全；人作恶而不自知，反而欣赏把玩。于是他们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珍珠鸟》一文，“实在是研究中国作家自由缺失的下意识表现的最好案例”（郭初阳语）。

郭初阳就是这样：他常常在自己的课堂中，一步步带领学生去“颠覆”课文，把课堂变成一场思想的历险。他的课堂，是对传统语文课堂的强有力的“爆破”。他以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的目光，重新为语文教学找回了尊严——思想的尊严！他把传统语文课堂中那种被动的接受，变为了一种主动、惊险而有趣的发现和创造。他的目标，是要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背后拖着一根大辫子的“大清国子民”。有人用“叛逆”来形容郭初阳的课堂，真是一语中的。郭初阳的“叛逆”，还表现在他的狂狷上，他曾说过自己从来不看教育类期刊，他认为一切中学生作文选都没有流传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类似于那位年轻时“横扫清华图书馆”的钱锺书先生。

郭初阳课堂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为教师的才、学、识树立了一个标杆。语文教师才、学、识的高度，既是语文课堂取得高效优质的教学成果的前提条件，又代表着语文课堂的文化高度。郭初阳说：“教师只有成为学者，或者至少在往学者的方向行进，才、学、识三方面都具备，才能营造好的课堂。”他的学者型课堂，对普通教师的学识储备提出了一种挑战，形成了一种“威压”。在这一榜样和镜子面前，任何遁词都是苍白无力的。郭初阳课堂的意义，其次在于他为语文课堂开辟了一条新路，给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借鉴。郭初阳的探索，目前当然还谈不上代表了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他也没有充当“方向”的义务和野心，但它却在真真切切地昭示我们：好的语文课堂应该是一种“思想的课堂”、“文化的课堂”。第三，郭初阳以他自己受到所有学生欢迎的语文课堂告诉我们：语文课堂成为一种师生共同的“幸福乐园”时代的到来，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诚如蔡朝阳老师所言，要真切地领略郭初阳课堂的精彩，唯有深入他的教室，亲眼看一看他上课。用“享受”一词来评价郭初阳的课堂，显然是不够的，是过于简单的。对于一般的老师来说，能从听课者口中收获到“享受”这个赞誉词，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因为这证明了自己课堂的成功；如果郭初阳仅仅满足于这一点，那他就不是郭初阳了。郭初阳的课堂，是一种高度紧张中的新奇历险，一种新奇历险中的意外惊喜，一种意外惊喜后的深刻启迪，一种深刻启迪后的满载而归，一种满载而归后的志得意满，一种志得意满后的深深陶醉。能够认识郭初阳是一种幸运，能够与郭初阳同事更是一种幸运，能够做郭初阳的学生则是一种幸运中的幸运。

当大多数中学语文教师在应试的五指山下匍匐挣扎的时候，我却欣喜地看到，郭初阳正背离应试的五指山而去，走向一座思想和文化的金字塔……

神说，要有光，于是天地间便有了光。

郭初阳当然不是神。但他的语文课堂，具有一种神性光辉——一种思想的光辉！文化的光辉！

                              ——节选自拙作《言说引爆沉默——解读郭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