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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腥风血雨的卅年代和动乱的文革年代】
一:回首,四十年前那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
1967年5月文革进入了高潮,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对周恩来发难,抛出当年国民党时期报刊关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并准备楸叛徒来打倒周恩来(周恩来卅年代笔名之一为伍豪),而这份"启事"实际上是国民党捏造的声明,实际为了报复周恩来而做的一个举动,因为在此前周恩来已对叛徒顾顺章的家属进行了秘密处决,虽然在1932年3月党中央已经证实这个"启事"是国民党用来诬陷周恩来并瓦解共产党的一个阴谋,并且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布告澄清了事实,但是此时周恩来心中还是不平静,调阅了卅年代年上海的旧报,把1931年到1932年报刊有关伍豪事件等内容编为[大事记]连同一封信呈交给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所谓伍豪叛变事件的全部过程,在这份呈交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上的[大事记]中周恩来如下写道:"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4月顾顺章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大事记]接着又写道"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上[大事记]接着提到当年"伍豪事件",周写道:"2月,18日起至21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243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这份信交给毛泽东后,周恩来一直心中不安,因为在那个动乱年代又有多少是非曲直的事能讲清楚?,先前有人抛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旧闻来诬陷薄一波等人,按红卫兵的话来讲是"大获全胜",使得江青得逞,现在又有人抛出"伍豪事件"有谁来保证处理事情的公正性,虽然在[大事记]中讲到处决叛徒顾顺章家属的革命行为果断性来证明"伍豪事件"的不可能性,但是毕竟要毛泽东来说一句话是不容易的,毛泽东在看了信后只是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到1967年底北京又有一学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伍豪事件"这时毛泽东才在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侮蔑"由于毛泽东这个直接表态,周恩来似乎松了一口气,
二:再回首,七十六年前那场没有流血的血案
至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信附上的[大事记]中提到"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处决案,1931年中共特科得知特科领导人之一顾顺章叛变后,决定对顾的家属秘密处决,原因是其中一些人员事前在特科工作,并掌握党的某些机密,有动摇倾向,这个行动由周恩来负责执行,行动经过周密考虑,一是考虑到枪击声响惊动周围居民和杀人后血迹溅飞处理麻烦,而用绳索勒死全部家属,二是运尸体外出怕泄漏案情,采用处决其家属后直接在住宅庭院地下深埋并铺上水泥,因考虑到顾顺章幼女顾利群年龄只有4岁,周恩来派手下人员谭钟玉送回顾的家乡上海宝山,随后秘密行动开始,特科行动组人员即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对顾的家属逐个进行处决,并在庭院挖坑深埋,由于整个行动在上海三处四个地方进行,实际掩埋地如下,一: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目前地址为上海徐汇区余庆路102号,110号),二:武定路修德坊6号(目前地址为上海静安区930弄14号)三: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目前地址上海静安区泰兴路383弄91号,已拆除),严格一点讲陈家巷的埋尸不是顾的家属,时间上不是同一时段,或先或后,只是告密者一次交代了三个地方,但是这三个地方处置性质是一样的,即中共特科对叛徒和告密者惩治行为.上述"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的地址实际是当时报刊连续报道案情采用的地址名,查30年代弄堂地形图,实际上当时案发埋尸地址名应该称姚主教路125弄大同坊37号,33号,(余庆路初名爱棠路也是案发后十年才筑路,筑路后才把大同坊37号定为余庆路102号,大同坊33号定为余庆路110号)现查看了当年地形图,得知33号和37号门前为荒芜地且无路可通行,该路段白天也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漆黑一片,该里弄1930年刚建成,为三层楼新式里弄建筑,每月租金为银42两,租用该弄房子只有九户,据案发后该弄看门人反映,4月时有一男的来租37号,父母妻女同来,同时33号亦有一对夫妇及儿女搬进来,另有女佣宁波口音,汽车进出,31号一周后迁出,33号一月后迁出,从上述当年地理环境来看是相当冷僻的,所以周恩来的行动组进行活动可以无人知晓极为隐蔽的.
秘密行动经过一个炎夏一直没被察觉,实际上顾顺章一直在四处打听家属下落而无结果,而顾也渐渐感到事情不妙而极度不安,只是无确切证据,终于在1931年11月中共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他供出了案情和埋尸具体地址,警方派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以及法医魏立功,姜璩和书记官彭珊先后到场查看,随后先对上述几个地点中37号和33号进行开挖,开挖刚开始时不见起色,并再次盘问告密者,得知确切无误后便明确挖掘,随着一具尸体出现,一股恶性臭气冲出,使得围观居民纷纷掩鼻而逃,因开挖开始时任凭警方怎样驱散围观者都不见效,这些尸体大都赤裸身体,或背心短裤,绳索在尸身颈部和肢体上均绕上几股,而后请来顾顺章的15岁的因那天不在场而尚未遇险的小舅子张长庚来辨认尸体,虽尸体经过数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烂,但是张长庚讲这些亲戚也不是全认识,再说当时有些遇难者只是偶尔走亲戚串门打打麻将而遭厄运的,其中叶小妹的丈夫在她失踪后,曾经到爱棠村找寻过,但是已无人居住.后验尸查证在37号(即现在余庆路102号)掩埋尸身为顾维贞吴韶兰夫妇(顾顺章兄与嫂),张阿桃(顾的岳父),张爱宝(顾的妻妹)共四具,在33号(现余庆路110号)掩埋尸身为男佣,脸有麻皮,名不详,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吴克昌妻子(顾顺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尸体,接着尸体运往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接着武定路修德坊6号(现武定路930弄14号)掘尸工作也进行,
修德坊6号在该弄底独立一幢,该弄共双间楼五幢,延街二幢当时门牌定为武定路98a和99号,弄堂中间二幢为2号与4号,案发的6号在弄底独立一幢,西首为汽车间,1930年底完工,为大陆银行地产部建造,每月租金为银90两,据查:1931年5月有个叫黄维国,特征是留八字胡的来租房,一次付清三个月租金,一共银270两,案发后黄维国不知去向,事后曾一度查到担保人即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实际上该处为特科
在上海活动据点一个,但是张慌称不认识那个姓黄的,是他人转托的,称是地产部收了三个月租金后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实际在泰兴路召开,因有些回忆文章讲"另一说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开"的假设,现在看来当年1月尚未租房,实际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发,这个说法有依据),
警备司令部会同戈登路捕房探捕前往6号发掘,同时附近派武装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处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尸,尸身穿布背心,手脚用麻绳反搏,为斯励尸体.后挖出3具尸体,后查证为张杏华(顾顺章妻),张陆氏(顾的岳母),吴克昌(顾顺章嫂子的弟弟),斯励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以前为中共党员,顾顺章与斯励非常熟识的,某次顾在上海被当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转告当局说情保出,所以两家常往来,中共特科估计斯励可能会随顾投诚敌方,于是在7月24日下午三时上海方面特科去闸北斯家,引诱他至武定路修德坊6号楼下,四时左右动手勒毙斯励,深夜埋尸地下,同时特科人员以公务人员身份对斯家搜查,当报纸披露案情后,其妻陈佩英于11月24日下午一时赶到修德坊,见到刚被挖掘出丈夫的尸体后便号啕大哭,四时左右被陪来者劝回家,斯有二子,长三岁,幼儿尚在襁褓中,随后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尸被移送斐伦路(现九龙路)验尸所.(陈佩英以后则把丈夫斯励尸体送万国殡仪馆大殓),上面提到的顾顺章妻子与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骗至修德坊后被勒死的,估计爱棠村埋尸地方不够了,由于用绳索勒死,这批遇难者连惨叫一声都不能,因为这批死尸的恶臭程度实在厉害,验尸所不得不点上芸香檀降香苍术来驱散一下窒息的味道,顾的被杀家属尸体后来安葬在闸北延绪山庄公墓(天下会馆).现上海老沪太路203弄2号延绪山庄旧址
被列为历史保护建筑，入口的牌坊还在，牌坊背面“阴阳合德”字迹仍在 ，前面提到顾的女儿小名毛毛被藏匿 匿在金山张堰乡东约十里地方.据了解,在周恩来一行的行动刚开始时,顾的家属已被监视,4岁幼女一直
大哭,并强行外出游玩,行刑者怕泄漏机密又不忍惨杀幼女,周恩来下令派人将她送到宝山家乡,但是实际上途中改变方向,送金山张堰东十里一乡民家,对人慌称该女孩父母病亡无人抚养,不得不送人.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得知原委后,于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顾顺章妻弟张长庚,去乡下寻回顾女,午后到了闵行,再派专车送往市区后上火车至南京.
陈家巷挖尸工作也基本上同时进行,据中共告密者指认,上海方面接电报,明确得知在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地下有黄弟洪,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四具尸体,(后来得知有一名字王盘的青年也埋在91号),该91号大房东为姓蒋的,(据认为中共六届四中曾在此举行),前后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种花草,另一幢洋房后面东北角有空地一方,以前空地上搭芦席,1931年夏前房客迁出,后由新中华实业社迁入,前幢为办公处,后幢为家属宿舍,将芦席拆去,改为铁皮房,内铺木板此时大批花露水生发水等化妆品置于其中,浑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尸,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现场查看过,第二天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总司令部汉口行营参议黄凯会同凇沪警备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来,上午八时先掘该地东北角发现草拖鞋一只,直至下午三时尚无结果,当时围观的新中华实业社员工嚷着没有出现尸体,乱挖弄坏地面要求赔偿,于是在斜对面西南角发掘,又发现草拖鞋一只,但是仍没有发现死尸,于是又调往东北角挖掘,后挖出脚趾一段,直到五时许才在东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见一席子,掀开一看为尸体一具,赤身大半溃烂,经风吹后发黑,此时围观者才掩鼻纷纷离开,被挖尸身开始认为是男尸为朱完白尸体,后来验尸表明为女尸,是邹志淑尸体,此时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继续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尸,初步认定为黄弟洪尸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子挖出三具尸体,其中男尸一具是在离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尸身中等身材,皮肤惨白,奇臭难挡,尸旁衣包一个内有血布,为王盘,是一位留俄学生,另二具为赤身男女裸体,并头并脚在一起,将二尸翻转,为朱完白夫妇,朱完白尸身头颈绕有长绳,四肢用布绑住,女尸皮肤灰白尚未全腐烂,身材纤细,据验尸官称,这批遇难者头颈被勒打结手法和尸身捆绑均一个式样,故一人所致.后来这批勒死人的麻绳全送入法院贼物库,最后验尸确认这五具尸体分别为黄弟洪,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湖南平江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投奔敌方,后陈庚派特科行动组人员将黄弟洪在91号秘密处死,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据熟悉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故被特科勒死,朱完白夫妇二人,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朱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王盘(亦有称王培),男,曾留学苏联.有关他更详细资料未找到,后来据案发地新中华实业社人员讲,自迁入91号后每至深夜闻哭声,并有开门声拖鞋声等恐怖现象,该社准备另迁它处.
最后法官通知蒋姓大房东购买石灰十担,把被挖地填没,并施苍术等药物以驱臭气,该处附近居民下午四时左右购买鞭炮,在91号前燃放,扫一下晦气.虽然还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尸的传闻,但种种原因缘故,挖掘工作到此暂停.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的尸体因为无亲属认领，后来安葬在普善山庄。
三:往事不堪回首,一个特殊的女烈士
在上面陈家巷被处死而后又被就地掩埋的五人中,不得不提到一下其中的邹志淑,这位1897年出生的女特科成员,现在作为革命烈士安葬在上海中春路闵行区烈士陵园,至于是否是遗骨安葬还是纪念碑形式,这看来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1931年这腥风血雨中被冤杀或误杀的女魂得到安置,提到邹志淑不得不提一下她的丈夫宋再生(宋启荣),邹志淑是在陈庚的介绍下与宋再生(宋启荣)结婚的,婚后邹志淑介绍丈夫宋再生加入共产党,宋再生(宋启荣)公开身份是凇沪警备一个探目,实际上暗底里为中共特科提供有价值情报,现在一些地下党革命回忆录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历史访谈和一些反映地下党斗争的电视剧原型人物都可以看到这个名字,但是他妻子邹志淑极少被现在回忆录提到,多半是她死因的特殊性,死得那么不明不白,现在被称为烈士使人感到凄婉与悲哀,据现在在上海闵行区民政局中关于邹志淑烈士的经历中讲到她是在"1931年4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爱棠新村"(而1931年4月在爱棠村中被掩埋的是被中共特科处决的叛徒顾顺章家属),烈士简历有又讲到"解放后在周恩来关心下,在梅陇公社华二大队找到烈士女儿宋报苏(其母遇难时她只有三岁),"等等,想象一下,既然1967年周恩来写给毛泽东信中附上的[大事记]对于1931年中共特科在上述三个地方的处决行为的性质没有提出否定和任何质疑,那么邹志淑死在上述三个地方的其中任何一个,均属中央特科处决行为的结果,因此"国民党特务杀害邹志淑"说发不能成立.
以上内容均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历史原始资料和目前中央公布有关周恩来和上海闵行区民政局的烈士
档案以及卅年代上海法租界弄堂地形和门牌图写成,为非文学创作.转载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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