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东方列车的传奇相遇
斯维洛夫牧师是白俄的流亡贵族。苏联十月革命时，大约有二十万俄国侨民流落到了中国的东北，上海，青岛和新疆等地，其中最大的聚居地就是哈尔滨。斯维洛夫牧师少年时代便被其父母接至那里，因为有着殷实的家产和贵族头衔，在东方受到俄国与中国式的双重高等教育，很早就开始发表诗作。他是一个落落寡合的人，从不接触女人，也未曾成家，一直离群索居，一度还进过神学院当修士。以后他又到了北京，在东正教传教团的图书馆谋的一职。他异常欣赏北京的皇家园林、寺庙以及山水，游历了北海，景山，东陵，太庙，雍和宫和西山，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他着手了他一生的中国唐诗翻译。
杨彼得叙述说斯维洛夫的离京赴沪，出于某次不愉快的教会内部纠纷。可在我看来，显然这是一次与情感有关的重大事件。总之，他不得不抛弃北海的红墙黄瓦，碧水荷花，天坛的宏伟殿宇和故宫的珍稀藏品，包括他曾经描写过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北京街头夜晚低哀的胡琴声，以及南池子那笔直如线的巷街，来到了与京都风格完全迥异的十里洋场上海。
在沪上他坚持汉语写作，并在高校教授西方哲学，因而结识了不少中国学生，他甚至开始学习上海方言。有一件事情对斯维洛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开始在上海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当翻译，负责把中国的消息翻译成俄文，为此他还领取了苏联护照。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得以和中国文化界的一批精英相识相交，从而进入对中国文化更深的迷恋与研究之中。
他对上海这座城市并没有如北京一般的痴迷，南国对他最有吸引力的是杭州西湖。他常常一个人于周末乘火车来杭，下榻他的一位广州朋友在西湖的别墅穗庐。这位广州朋友早已举家搬迁，空下的房子正好做了斯维洛夫的寄寓。
正是在一次由杭回沪的火车上，他第一次见到杭州青年罗哲修，他们恰好坐在同一节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车箱里。罗哲修靠一侧窗口读一本古籍版本书，斯维洛夫坐在另一侧的窗口看到了他。快到上海时，一队缉察上来搜寻，青年突然跃窗而跳，那本书不慎落地，被斯维洛夫拾起，书上有着西泠印社的章和人名闲章。斯维洛夫连忙藏匿起来，就这样无意间救下了罗哲修。接着，他按图索骥来到杭州，找到了失书人。
关于牧师与杭州青年的首次相遇，杨彼得几乎一掠而过，因此我不得不借助于我本人的想象，来试图还原当时的场景。
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斯维洛夫诗人度过了一个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西湖周末，沉浸在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烟雨朦胧之中，心不在焉地靠窗而坐，如果不是因为临时改变时间，他是不会坐下等车厢的。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独自生活使他没有负担而又讲究。
不知过了多久，天空阴云散开，阳光从天而降，窗外大片油菜花一下子鲜明地映亮了他的心，也照耀进了昏暗的车厢。不经意间他回过头来，看到一束光芒从对面窗外斜洒进来，笼罩住那个依窗读书的青年。他穿一身月白色暗条纹的长衫，身材适中，脖颈颀长，肤色清洁，长长的眼梢，鼻翼线条硬朗，嘴角略抿，气韵沉毅，下巴略有些过于削瘦，但侧面轮廓优美沉静，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正在专心阅读。
斯维洛夫突然想起最近刚刚学到的中国成语“玉树临风”——那是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对男子风采的赞叹。当此时，读书的青年抬起头来，他们的目光相遇了，青年有些吃惊，然后示意一笑，重新低下头去。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超现实的场景，一个为了慰藉人间而显灵的神迹——斯维洛夫的心被什么轻轻地撞击了一下，一个隐秘世界像书一样被风翻开，他窥到了其中一角。他知道，他又被美击中了。
他全然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只知道说时迟那时快，青年突然像中国小说中那些浪迹江湖的武林高手一样，一跃而起，但见白光一闪，一样东西箭一样朝他嗖的射来，然后，他就消失了。
紧接着一队警察冲进车厢，他们正在寻捕这位消失的中国青年，斯维洛夫怀里紧紧抱着那本线装书，意识到自己已经回到了这个丑陋的千疮百孔的人间。他的洋人身份保全了他的体面和尊严，使他没有遭遇其余中国人的搜身。。
他是怀揣着书回到寓所的，锁上了所有能锁的门，他才敢打开书卷，那是嘉业堂藏书楼刻印的《唐诗三百首》，扉页上有着西泠印社的藏书印，还有一枚闲章：又逢君。他想，这位又逢君，想必就是那位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中国青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