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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林飞:慈善立法保障了哪些人的权益?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贺林飞 |  浏览(918)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6-03-11 21:41:28 最后更新时间:2016-03-11 21: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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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从2005年民政部提出立法建议至今,我国首部慈善领域的专门法律“怀胎十一年”终于提交审议。据悉,自2008年以来,共有全国人大代表800多人次提出制定慈善法的议案27件、建议29件,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热切期盼。2013年以来,全国人大、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慈善组织广泛参与,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在内的各类机构共提供6个民间建议稿。启动人大立法程序后,慈善法草案分别于2015年10月和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初次和再次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

  慈善立法的定位争议被认为是慈善立法延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慈善法》草案之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二是靠“大款”还是靠大众。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曾专门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要践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办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办,逐步实行管办分离。”

  慈善立法延缓的另一个理由是郑功成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立法机关必须保证一些重要的或者发展进程中需要急切规范的立法项目优先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慈善事业立法虽然很重要,但在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还未制定之前,显然不可能将慈善事业立法摆到优先位置。”但是,属于政府责任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是否就具有优先于慈善法的理由呢?郑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对巨大的灾难,慈善行为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呢?

  争议尚未统一认识,“郭美美”、“卢美美”事件让公众对国内慈善机构产生信任危机。201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募款5亿元,而去年的募款预算是3亿元,最后仅募得2.5亿元,完成目标的80%。有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内地各级红十字会共募集款物41.98亿元人民币。其中红总会募集10.49亿元。与前年红总会募集的30.12亿元相比减少了19.63亿元。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深圳、佛山等地红十字会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2012年全国政协委员杨澜在提案中表示,我国年慈善捐赠总额已两度超2000亿元,非盈利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5万家,专业从业人员达到600多万人,志愿服务人数数以亿计。但这么大一项事业却没有一部系统的法律规范。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虽然针对公益捐赠,但捐赠只是慈善公益事业的一个环节,该法对于募捐、捐赠人的权益等缺少规范。“就像建了一个院子,只修好大门,却未建成完整的围墙。”杨澜说。而2009年财政部出台的《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为企业家股权捐赠提供了依据,但与以股权捐赠方式设立基金会等缺乏必要的衔接,往往只能靠个人途径来解决。

  智慧侠认为,只有通过慈善立法才能保障捐赠者和受赠者的权益。而现在的乱象之一,有些慈善机构公私不分。一是有些慈善组织自身性质和定位不清。“有些慈善组织"一会两制",哪些钱是官方给的,哪些钱是社会上捐赠的,并不明确。二是有些慈善组织自身制度不健全。接到捐款,就往下拨,很多项目都不是自己做的,钱怎么花的都不知道,捐赠者也不能参与全过程。还有些慈善机构想赚钱,这是没弄清楚自己的非盈利性质。三是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度还远远不够。一旦相关数据有问题,会很麻烦,让人怀疑你的公信力。

  乱象之二,公益竟成了某些机构牟利“马甲”。从媒体曝光的许多丑闻看,都说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在管理体制和监督问责上存在严重问题。有些慈善组织游走在市场和公益之间,规避了现行法律法规的约束,公益显然成了这些组织牟利的马甲。一是公益慈善组织登记管理体制不统一,职责不明确,监管不到位。管理体制具有很强的部门管理色彩,形成重入口登记、轻过程监管,重部门风险,轻国家责任的弊端。二是公益慈善领域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善行缺乏保障,恶行得不到惩治。由于沒有慈善立法,致使公益慈善领域出现许多超越底线的丑恶现象。

  因此慈善立法 ,首先是保障了弱势群体权益。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如果人大这次通过《慈善法》,那将为十三五全面小康注入强大动能。慈善事业是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是充满爱心、充满激情的光荣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发展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补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保障了捐赠者的权益。即法律监管手段方可让捐赠者放心,安心。慈善法的出台一是明确了基本概念和外延。比如说主体、对象、性质、范围、原则、规则、要求、禁止条款、鼓励机制、退出和处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等。二是对慈善组织进行了松绑。比如放低注册门槛,不再要求业务主管单位等等,这有助于更多人发起成立慈善组织,也鼓励更多人在慈善组织从业。三是赋予了慈善组织相应的权利,尤其是政府优先购买的权利。

  再次,慈善立法保证了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健康有效持续发展。此次慈善法提请全国人大会审议绝非一时兴致使然,而是历经了长期锤炼、顺应了人民意愿,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可以这样说,把慈善法摆上“由全国人大大会审议的基本法律”这样一个前所未有高度,其立法方式开创了我国法制文明的先河,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提升。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作草案说明时所说,制定慈善法,是发展慈善事业、规范慈善活动的客观需要,是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措施,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促进慈善行为规范化,一靠自律,二靠严管。严管的基本要义是严格执法。草案除明确监管主体、年度报告、行业监督外,还明确了社会监督的作用。国家鼓励公众、媒体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对假冒慈善名义骗取财产或者慈善组织、慈善信托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曝光,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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