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灯
1969年初，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我所在的运城援越路小学号召我们做灯笼庆祝“九大”。小孩往往都把老师的话当作“圣旨”。于是，我把家里的旧竹帘子拆了，想用竹篾子当骨架做一个五角星灯，但十二岁的我哪有这样的才能和耐心呀？加上缺这少那的，最后做了半截也只能不了了之了。正当我发愁之际，不知哪家组织施放的天灯（后来我知道也叫孔明灯）落在了邻居的房上。正瞌睡有人送枕头。我和小伙伴赶紧爬上房取了下来，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庆祝“九大”了！在“九大”召开前夕，我们用纸把破了的天灯糊好，一位同学找来了工业机油，一位同学从家里“偷”来了破棉花套子，然后把棉花绑在灯下中间的骨架上，浇上油、点着火，然后把灯压着，等烟达到一定浓度后一撒手，我们的“航天飞机”就上天了！我们刚要欢呼雀跃，可能是灯不太平衡或者是火太大了，反正灯是烧着了落了下来。面前失败，我们没有善罢甘休，而是不停地总结经验、反复试验，直到麦子熟了，我们还在设法放天灯。一次我们在同学王留胜（现为影视演员，曾在电视连续剧《双枪李向阳》中饰演老村长）家折腾时，其母告诫我们不能放，把麦子烧着了怎么办！表面上偃旗息鼓，背地里我们却自作聪明地把天灯底下拴上风筝线继续偷偷放。这次总算是成功了，可灯升到空中后我们拽风筝线后，灯失去了平衡燃烧了落了下来。我们当时沮丧之至，现在应该庆幸！天灯若落到麦地里，我们就是该劳教的纵火犯了。
火药
天灯玩不成了，我又想玩游行队伍中大人使用的三眼铳。火药怎么办呢？我先用电影《地雷战》中的“一硝二磺三木炭”火药配方试一试。运城可能有盐池所故，许多砖墙上都长着白花花据说是硝的物质。于是，我刮了不少“硝”，烧了一些“木炭”，并找了一些硫磺按比例配了起来，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火药”根本不能用。一天，一位同学不知从哪个派性组织处搞到了一包火药，我们欣喜若狂。他把火药藏在家里的床底下，玩一次拿一点。他本来想找一只较细的铁管做杆铳，这样可以节约火药多玩几次，但这又不是花钱订货，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根挺粗的管子来代用。他不知用什么方法在管子上钻了一个小眼，也不知拿啥把一头堵住，最后他把管子用铁丝绑在木柄上，这杆铳子就造好了。我们放铳子时，别看有的同学平时挺二杆的，但到关键时候谁也不敢手持。我们只好把木柄埋在土里，把引线点着。只听“轰”的一声，我们的铳子威力还可以，就是管子的堵头安得不结实也蹦了出来。幸好没手持，不然就相当于自杀。没关系，我们用榔头把它修好了接着玩。玩了几次，我们的脸就和街上拉风箱补锅孩子的脸一样黑了。正当我们玩到兴头时，一位家长吼着过来了，他说这样玩太危险，用榔头两下就把铳子砸坏了。原来不久前，有两个和我们一起在盐化局捡煤渣的小伙伴在电焊工具上点火被炸死，所以家长是什么火都不许我们点了。我姥姥吓得都不许我到盐化局捡煤渣，只让我到南门外割蒿烧火做饭，结果割半天蒿都不够做一顿饭，使我玩的时间少了许多。
手榴弹
正当我们这些“逛鬼”无所事事时，一位同学拿出了一颗手榴弹向我们炫耀，这可是派性组织制造的正儿八经手榴弹。于是，放学后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一座废弃的砖瓦窑里投实弹。说是投实弹，可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把弦一拉，把手榴弹从容地扔出去；而是大家趴在远处，一位胆大心细的同学把手榴弹的后盖拧开，把拉环掏出来拴上绳子，然后爬到远处拉，我们都捂着耳朵静静地等着爆炸。不好！是颗“臭弹”，可我们都不敢冒然上去看。因为前两年，街上一位小钉鞋匠在放爆竹时，曾因急着去看未爆的“二踢脚”而把一只眼睛炸瞎。耐心地等了好长时间，我们确信不会炸了，一位勇敢的同学才过去把手榴弹收好，拿回家研究未爆的原因。过了两天的一个傍晚，这位同学见到我们后掀开棉衣，露出了别在绳子裤带上那颗让我们羡慕的手榴弹。他穿着中式免档棉裤，腰里鼓鼓囊囊地掩盖了真相；若露馅了，他的家长早打他个半死。我们来到南门外的小树林里，记得当时我正想随地尿一泡，往周围一看，我们同学六岁的妹妹也趴着旁边，只好打消了念头。这次大家像上次如法炮制，只见火光一闪，和哨声有点像的纷飞弹片声划破了小树林的寂静。我们在欢呼之余有点失望，它的响声还不如我们的铳子呢。八年后，我当兵曾投了近十颗手榴弹，实话说每次都比小时候紧张。
战火
“九大”召开之际，我来到了炮火连天的临汾看望父母。此时城市俨然在战争状态：白天有两派荷枪实弹的群众队伍来回穿梭巡逻， 后面还常有两位背着药箱的“女兵”；晚上是两派队员在盘踞的高层建筑上用机枪和小炮对打。群众是能疏散的都投亲靠友到外地躲起来，实在没地方跑了也尽可能不出门；为了防止流弹射入家中，多数窗户已用砖头堵住；我们院中还曾落了一颗未炸的炮弹。一次，母亲带我去派性组织的据点师范学校探望亲属。来到古香古色还有座宝塔的昔日校园，就好像走进了军营，门口有持枪的双岗，墙上安着铁丝网。这些穿着百姓衣服的武斗队员使用武器五花八门，许多武器都是二战时期的，诸如歪把子机枪和日本指挥刀。我的亲属见到我很高兴，专门为我煮了两颗当时很稀罕的鸡蛋。母亲用自行车带我返回时，天刚擦黑，平时到夜里才发生的战斗提前打响了。子弹在我们的头上嗖嗖的乱飞，炮弹在不远处时有爆炸。幸好这些土造的炮弹杀伤力不强，不然的话，我的生命当时就戛然而止了。母亲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拼命地骑车冲过了封锁线。当我们下着坡就快到家时，刚刚松了一口气，突然从草丛里伸出了一枝上着刺刀、闪着寒光的三八大盖枪，“站住！”母亲一个急刹车，我从后面的车座上扑通一声摔下来跪倒在地上，腿软的半天都起不来。这位武斗队员训斥我们:“戒严了还出来!”母亲先问他是哪一派，然后说我们是一派的。对方马上换了态度，让我们赶紧回家。回家后，我坐在床上发呆。母亲安慰了我半天，只怕把我吓出了毛病。 当年的7月23日，党中央颁发布告，调动军队对两派组织缴械，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冲突。从此，混乱就逐渐平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