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了文学的缘故罢，2002年初，我一介农民也有幸被文联选送到省里的作家班学习了半年。期满后，我不想再回老家扛犁荷锄，耕种那仅有的几分田地，便左手拿一本作家班的结业证书，右手持一叠发表过的作品，在省城各大报、刊、社频频出入，想寻份既体面又高贵的编辑或记者之类的工作。但我狼奔豕突了半个月，却连工作的影子都没摸着：省城人才济济，遍地是博士生、研究生，又有谁能看上我这半路出家的“新”农民呢?正彷徨无措之际，一位文友打来电话：某记者站招人，门槛较低，能写文章就行，你何不试试?犹如捞了根救命的稻草，我大喜，如约去了。
该记者站是一家名为 ××质量杂志设立的，站长姓木。他仔细翻了翻我的作品和简历，当场决定录用我。可我有些疑惑：杂志的来头看上去很吓人，北京许多要人都是特邀顾问，然而刊号却是香港的?木先生见我犹豫不决，拍胸脯保证：只要你脑壳灵活，除了写稿赚钱，还可以拉广告、搞发行，干上一年，你就脱贫致富奔小康啦。
于是，在交了一千五百元的记者证押金之后，公元2002年的夏天，我做梦般成了令人羡慕的“无冕之王”。
上班第二天，木站长要我去采访一起因美容而引起的医疗纠纷。事情是这样的，一爱美的女士在本市某医院整容科做丰乳术时，手术用的填充物以次充好，导致乳房畸形，找医院讨说法，反被羞辱了一顿。我经过缜密的调查和走访，很快就炮制了一篇批评医院医德医风的报道。木站长看后，连称：“写得好，写得好。”他马上把稿件传真给那家医院的院长，再拨通院长的手机，自报家门，然后话锋一转：院长先生，此篇文章我们下一期准备头条刊出，不知阁下意见如何?
院长一听慌了神，本来这起纠纷已经被省城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若继续炒下去，医院只怕要关门了。忙约我们在一家四星级酒店见面详谈。
于是，在觥筹交错之间，院长和站长达成了协议：医院赞助八千元人民币，在本刊刊登一篇正面报道，由我负责组稿。吃完饭，院长又塞给我俩一人一个大信封。我拆开一看，哇，一千块钱!木站长微笑着拍拍我的肩：尝到甜头了吗?好好干，money大大的有!
这就是记者?我惑然了。才上班那两个月，我还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做一名正义的记者。可身边同事个个抽的蓝蒂子芙蓉王，吃的山珍海味，喝的茅台穿的名牌，耳濡目染加上言传身教，我的心不禁也动摇了：靠点死工资有啥用?去他妈的正义，我也要米米喔!我本农民，万一出啥事儿，大不了回家种田去!就这样，省城多了一名撮钱的高手，媒体多了一名抹黑的记者。
我们这本杂志主要是围绕质量问题做文章的，为此，记者站专门设立了热线电话受理投诉，这使得我们的“钱途”大放光明：既吃原告又吃被告。我置身其中，更是游刃有余。
有家广告公司购买了深圳某厂生产的数码喷绘机，价格十一万多元，可使用没几天，机器就出了问题，与厂方多次协商也没谈出个所以然。公司老总心急如焚，七弯八折找到了记者站。当时是我值班，一听来意，我故做为难地说：我们社里有个规定，受理投诉，价值在五万元以上的，得先订份杂志，受理后也不一定保证解决。不过，如果是帮忙的话，我个人可以去深圳实地采访，看能不能写篇文章曝曝光。
病急乱投医，老总二话没说就掏了订阅款，又给我三千块钱，说是去深圳的差旅费。
收了人家的钱，得替人家办事。我打了个电话给厂家老总，口气强硬地告诉他：你们生产的机器质量不合格，此事如不好好解决就曝光。
听说要曝光，厂方也着了急。我一到深圳，他们便盛情款待，临走，还封了个数目不菲的红包给我。自然，这篇文章我是没写了，至于机器的问题吧，厂家售后服务的态度好着呢，随唤随修，弄得广告公司也不好再说什么。
短短几天时间就捞了近万把块钱，这相当于我过去种五年田的收入啊!此时此刻，我早已把良心、道德抛诸脑后了，变着法儿去撮钱。
省城周边有三四百家熟食厂。有段时间，站里一个投诉也没接到，没投诉就没钱啊!我们打起了熟食厂的主意。为啥?食品与人们的身心健康休戚相关，有些熟食厂急功近利，肯定存在卫生、质量等方面的问题。于是，无事可干的时候，就由木站长领队，开着他那台桑塔纳，一家家熟食厂去过筛。对没问题的厂家，我们婉言要求订几份杂志；有问题的，则以曝光相威胁，让他们乖乖地奉上红包。这样的日子，比种田可要滋润多啦。
我老家有句俗话：夜路走多了总会撞到鬼。好几次，我就碰到了不怕事的主儿，所幸有惊无险，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
本市某居民买了一张安徽产的防盗门，刚一安装，门就变形裂缝，他找了销售商，找了厂家，都置之不理。无奈之下，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何况，我也有利可图呢，便向厂家转述了他的要求。不料，厂家硬梆梆一句：我们是国家优质企业，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好啊，你跟我较上劲了，我们就掰掰手腕吧。我据实写了篇批评报道，在当月的杂志发表了。
没几天，该厂老板领着一大帮子人飞到了本市，又是赔礼，又是红包，还答应担任本刊的理事单位。见好就收呗，第二期的杂志，刊发了我给该厂歌功颂德的后续报道。
最富戏剧性的是在某熟食厂。那天，我们几个无所事事，便开车去该熟食厂“检查工作”。这厂名气颇大，产品亦很畅销。谁想这一参观，却害得我们几天都不想吃饭：其卫生状况太糟糕啦!工作间和厕所紧密相连，臭气熏天．成品车间污水横流，苍蝇满天飞；女工们长发飘飘，在熟食上荡来荡去。木站长边拍照边讲：哥几个啊，咱今年的奖金，指望就在这里了。
闻讯赶来的老板召集工人把我们团团围住，喝令木站长交出胶卷。
木站长轻蔑地一笑：老板，你犯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吧。咱向来是求财不求祸，如果你不小心动了咱一根毫毛，我敢保证，明儿个省城所有的媒体都会有贵厂的免费形象宣传。
老板面皮青一阵紫一阵。我赶紧圆场：老板，你只要话说得过去，我们是不会披露的。你这么一闹，我们倒无所谓，反正是烂命一条，可你仔细想想，即算你家大业大，一旦闹得不可收拾，工商、质监、卫生等部门闻风而来，给你一张张红条子，你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老板瞠目结舌，半晌无言。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那筒胶卷以不可思议的价格转让给了熟食厂。
不知不觉，我在 X X质量杂志做记者已有一年了。表面上我风风光光，可每每夜深人静，回想自己这一年的所作所为，我的脸上便火辣辣的，心里头还残留的那点良知便提醒我：你不是记者，你只是一个往记者脸上抹黑的农民啊!一念至此，我产生了辞职的强烈想法。
2003年10月的一天，一位市民打来电话，举报其邻家租房有人生产“三无”食品。去瞧瞧，兴许能逮一条大鱼。晚上8点，我和木站长霸蛮敲开了那户人家的门。
屋内凌乱不堪，冰箱、包装机扔在门角；塑料桶、脸盆东一只西一只；肉丸子、豆腐皮堆得到处都是。内行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三无(无工商营业执照、无卫生许可证、无健康证)”。当事人是一对夫妇，都不到30岁，女的还挺着个大肚子。
木站长略略看了一下情形，便掏出手机，装模做样要给质监局打电话。“砰”地一声，那对夫妇双双跪在了木站长面前：求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不是我们不办证，我们刚从边远山区来，实在是拿不出办证的钱。
我呆了。做记者一年多，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下跪的情景。我本农民!我的心忽然好酸好酸的，忙找个借口退了出来。
屋外霓虹闪烁，甚是耀眼。一边是灯红酒绿的世界，一边是为生活而下跪的农民，我到底在干些什么?
这件事更加让我坚定了辞职的决心。第二天清早，当我把辞职报告摆在木站长的办公桌上时，心里如释重负。
2004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了全面清理整顿记者站的通知， X X质量杂志驻本省记者站因违规违纪被勒令停办。我知道，这一天是迟早要来的。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一位新闻前辈的话：做记者，首先要学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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