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钦白

　　　

　　季节交替是自然规律，本不必惜春、伤春。但花苞尚未绽放，就被风暴侵袭凋零，总让人痛心不已。截止6月上旬，汶川地震死难人数已达到69 000多人，这个数字很可能还会继续增加。天灾不可抗拒，伤亡难免，但最让人痛惜的是中小学生死亡人数比例之大，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学生死亡人数达4737人，伤者1.6万余人，占死亡人数的7%。都江堰市的向峨中学死亡学生327名，占全乡3/4；绵竹市汉旺镇，汉旺幼儿园、汉旺小学、东方汽轮机厂附中全部垮塌，遇难学生过千人；都江堰市聚源镇聚源中学、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周围的民房基本没有垮塌，学校却在瞬间变成废墟；北川中学旁边几栋20多年的楼房没倒，北川中学却整体垮塌了……在汶川、北川等震中重灾县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据四川省教育部门的初步　　统计，倒塌的校舍就已达到6898间。学校成为最脆弱、最令人心碎的地方。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国家的未来。这些年，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然而，在灾区，人们看到的许多现实却与这样的宣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任何人都难以接受，遑论家长。

　　家长们在学校的废墟间看到，一些残砖上的水泥可随意掰开，一些折断的预制板里竟然没有一根钢筋甚至铁丝……

天灾可以认命，但人祸却无论如何无法接受。家长们愤怒了，绵竹市的数百名家长冒着余震向市政府请愿，要求调查学校垮塌原因，严惩“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媒体和网络舆论也发出了一致的谴责和追究责任声，他们还将一些灾后完好的学校与之对比，证明并非所有的学校都不堪一击。

　　笔者完全赞同媒体对一些垮塌学校建筑存在人为质量问题的调查结论，也强烈要求政府部门对所有垮塌学校建筑和公共建筑进行彻底的调查，如系豆腐渣工程，不论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应严肃追究责任，触犯刑律的，必须绳之以法，以儆效尤，以慰逝者和生者。

　　但是，笔者认为，在悲痛的时候，还应保持理性；在进行道德谴责和法律追究的时候，应该冷静反思，造成如此普遍、严重的学校等公共建筑质量问题背后的制度原因。

　　5月29日《南方周末》一篇《建设部专家认定聚源中学是问题建筑》的调查中透露出的许多信息，很值得读者深长思之。

　　在报道聚源中学校舍存在质量问题的调查以后，记者又深入采访了该中学的两任校长及都江堰市教育局及成都市教育局的官员。他们谈到倒塌的三层教学楼建成于1986年，当时我国中小学的教育资金主要由乡镇投入，而贫困的乡村常常连民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更别提校舍建设。建造这幢教学楼的资金只有1万，建筑成本被压到极低，承建商还要赚钱，质量就可想而知了，聚源中学还倒塌了一幢建于1996年的四层教学楼，这是为迎接“普九”达标而建的。当时镇政府财力不足，但为了达标硬着头皮也要上，造价被压得很低，因此造成的债务“好几年没翻过身来”。这种欠债搞“普九”，低价建校舍的情况，在国内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普遍。都江堰市在去年还没有化解“普九”债务。四川省至2007年底还有约40亿“普九”债务。

　　教育特别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属于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但是多年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保健、五保户等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通过农民自己集资、投劳来解决……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在财政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固化为一种制度合排。即便2002年以后，农村教育公共产品改由县级财政提供，但由于县级财政一直是我国四级政府中最薄弱的，事权与财权严重不符。这是造成乡镇中小学教学楼投入偏低的重要原因，成都市教育局普教处处长何荣说：“这实际上是最低水平的运转——只要能把学生装进一个房子就行。”

　　就全国而言，我国教育的投入在世界一直属于偏低水平，中央1993年就提出：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纪末要达到4%，但十几年过去了，尽管绝对额有所增加，但比例一直没有达到。十七大报告中，中央特别强调，今后要加大财政支出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类产品的倾斜。

　　由此可见，从制度面分析，基本公共产品的分配未能做到不分城乡、不分地区的平等分配，教育资金投入不足也是造成灾区学校建筑垮塌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所以，人们在反思灾难的时候，也绝对不能忽略公共财政体制方面的原因，并且应在重建中，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放在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