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本文原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4期，题目《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
进入21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各方面产生了空前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给与人们审美活动最为紧密的文化艺术领域带来了新的面貌。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不仅影响审美风格、审美趣味的变化，也使人的文化艺术活动日常生活化，产生新的创作、传播与交流的方式。如何认识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在以商业目的为主要推动力的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在以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技术带来的全新的艺术创造和传播方式面前，我们的审美教育要关注什么？意义何在？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其中，有激发无限想象的空间和令人神往的憧憬，也有让人困惑不安和深深的忧虑。
一位曾对网络社会作过深入思考的“网络空间哲学家”告诫过我们：“计算机一开始或许会通过增加通信而解放社会，甚至煽动革命。然而，它们还有另外一面，阴暗面”。“当文明达到某种密度时，从这个文明内部就会生出野蛮部落。”“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村，靠加速竞争过日子，靠信息驱动，可能会培育出亘古未有的野蛮来。”①面对网络时代大众文化这个“天使”与“魔鬼”的共生体，我们为科学技术创造的奇迹、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感到鼓舞、产生憧憬，也有担忧与困惑。在高度信息化和传播媒体多样化的今天，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文化资本的强势推进，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断翻新的各种大众文化，对于社会普通民众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对于青少年一代人生价值取向、人格品德的形成、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生活态度、行为习惯、人际交往、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都造成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可能超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让许多负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高度关注。解决当今网络时代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一代的消极影响，并不是单纯靠学校教育和审美教育就可以完全解决，但是，我们也不是无所作为，而应该迎难而上，勇于面对。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让全体学生能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审美教育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青少年在接触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时，作为学校和教师的引导与介入是绝不能放弃的，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如何使我们的引导能得法、介入能有效。其中，关键是如何准确把握对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在参加这场“大众狂欢的盛宴”中始终保持必须的冷静与清醒。这些问题，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仅选三个角度展开讨论。
1、全球化共时性的大众文化形态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
时下中国的大地上，可以看到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浪潮猛烈撞击下汇集成的文化大观：一股来自外部世界，构筑于信息社会的互联网基础上的全球化趋势，西方人的说法：推动“世界是平的”的力量；另一股则是肇始于1970年代末1990年代始提速的中国社会追赶现代化的冲动，用理论界的表述：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西方世界经过长期历时性发展形成的文化景观，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在当下的中国的文化领域，共时性地呈现，当代中国人能在极短暂的时差里，共享了全球（主要是西方社会）大众文化发展的成果。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中散透出时尚、新奇、靓丽的生活景观，对于身处现代化迟到者国家中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也会让一些人在尽享愉快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或忘记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别。杰姆逊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揭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划分基础，将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与文化发展阶段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对应。②当我们面对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网络时代，我们在庆幸今天能够紧跟世界文化潮流、追随全球文化时尚、几乎是实时共享当代西方文化（主要还是杰姆逊所称的后现主义大众文化）的时候，不要忘记十多年前一位西方社会学家曾经给予我们非常善意的告诫：“中国人许多有关新信息社会的观点，大都取自美国的意识形态专家——未来学家。这些人是商业作家，他们的观点多半是没有学术研究根据的臆测，以一种新版的文化殖民主义，将美国所发生的经验推延至世界各地。”③也许看到“文化殖民主义”的字眼，会让人觉得这个话题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我们则可以转向从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现实的层面去思考。西方当代大众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丰裕富足的消费社会阶段出现的一种消费形态，如果我们不顾中国社会经济整体上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现实，忽视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仍然存在巨大差别的实际国情，放纵或者怂恿年轻一代去效仿和追随西方生活的时尚和潮流，结果将是悲剧性的。前不久，一位痴迷香港某歌星13年的超级女歌迷之父在港跳海身亡的事件，也许属极端的个案，却让人看到大众娱乐时代一家两代人的悲剧人生。
崇拜明星是青少年普遍而正常的心理现象，在大众文化占主体的时代，文化已经商品化，娱乐本身也是消费生产，对于电影、唱片娱乐公司（当然还有他们的同谋——部分媒体）喜欢搞的造星活动，我们没有必要作过多的批评，这是文化工业发展和文化资本运行的必然逻辑。70多年前，电影艺术兴起不久，本雅明在他那篇富于天才远见的长篇论文《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已经非常精辟地分析过这些现象：技术复制时代的电影艺术，与传统的舞台艺术不同，演员的表演与观众的欣赏是分离的，艺术的“灵晕”（Aura，这是本雅明独创的艺术概念，也译作灵光、灵韵、光韵、韵味）容易消失，就需要通过电影资本创造的“明星”崇拜来保存名流的魅力。④娱乐公司和媒体推动的造星活动，是文化资本实现增值和利润最大化的最有效手段。文化资本的拥有者都知道，只有通过制造“明星效应”，才能让影星、歌星以及他们的表演，在文化市场上尽快完成其作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过的一个经典比喻）。至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当前颇受争议的“学术明星”和“少年作家”现象，“学术明星”和“少年作家”的成功，并非只是学术本身的魅力和写作才华所致，更多的是出版商成功地借用制片商和唱片商常用的造星手法，如签名售书、读者见面会、媒体不间断地追踪报道等等。
歌迷父亲跳海事件发生后，许多专家和媒体已经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不同层面进行讨论，对其产生原因也从社会环境、个人心理和性格缺陷等方面作了深入分析。我只想从一个最基本的唯物论立场切入思考：在西方发达国家，更加疯狂的歌迷可能还可以找到许多，但是，在一个经济文化仍相当落后、社会成员物质生活仍普遍很不宽裕、完善的社会基本保障系统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的国度里，其结局必然是可悲的。在文化资本轰轰烈烈造星的背后，真正关心的是销量与票房。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个不幸的家庭给予过多的指责，但是，还是有必要提醒生活在当下中国现实中的人们，不要忘记唯物论所揭示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⑤今天我们在中国城市见到流浪汉，总会让人感到他们流浪街头是生活所迫，让人怜悯与同情，而在西方街头看到那些牵着一只狗，背着一个睡袋的流浪汉，知情者会悄悄地告诉你，这是他个人选择的一种生活体验，甚至是一个生活乐趣，那些露宿街头或乡间荒野的流浪者，很可能还是一个时尚的“布波族”（BOBOS，布尔乔亚的波希米亚人），正在做“丰富内涵的苦难”体验。⑥同样是“流浪汉”这种共时态的街头现象，却包含着巨大的社会历时差异。青少年可以有崇拜的心理和狂迷的举动，作为教育工作者、家长，则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明确的立场和必要的介入，还有不可缺少的审美引导，特别要提醒年轻人，在投入全球化共时态的大众文化的狂欢中，虽然不可回避文化资本的巨大推动力，但是，不能总是随着文化资本的节拍起舞，不要忘记我们所处的实际生存境遇。
2、娱乐、轻松、戏谑、恶搞：意义的消解与责任的缺失
大众文化进入后现代以后，以娱乐消费为功能和价值的大众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平面化、表层化、破碎化、同一化、庸俗化。文化深度的削平、意义的消解，反对阐释，搁置价值判断，给审美主体带来更多的轻松愉悦。1990年代中国文学界喊出“告别崇高”的宣言，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风向标。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文化现象：强调娱乐、追求轻松、戏谑风格、游戏态度，甚至恶搞成风，都是后现代时期大众文化基本特征的表现和凸显。大众文化的发展，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宽松自由、多元化需求的满足，摆脱传统上过于严肃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伦理道德化的束缚，实现审美趣味、功能、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对抗过于严肃、高雅、精英化的文化，有利于实现文化的平等、民主化和身份确认，更好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能让处于生活节奏紧张、生存竞争日益激烈的人们，自由支配闲暇时间，身心获得片刻的舒缓和放松，从束缚中得到解放。当代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义取向，一方面，为文化资本的运营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旺盛的消费需求，为社会大众提供多元的审美选择，另一方面，大众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的影响之后，陷入了一种异化状况：“娱乐至死”（美国文化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的警告）。如果说，反讽、戏谑、游戏等，开始还是对传统的叛逆和反抗，是自由的追求、个性的张扬、创新的冲动，发展到后来，在一些电视滥俗的真人秀节目和网络流行的恶搞成风之中，则是美的颠覆，品味的错乱，价值的虚无。一些年轻人，对于主导文化和内容较有意义的大众文化，总是以宏大叙事、矫情、太严肃、太沉重为理由而拒绝、排斥。在网络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中，所见到的是：能指的游移，所指的迷在。我们看到的文化现象是：议论影星更多于影片的人物、故事和艺术，关注戏外的“绯闻”更胜于其表演的技艺；“红色经典”遭到极不尊重的恶搞，甚至庄严的《国歌》也被改编为让人啼笑皆非的《股歌》；哗众取宠成为主要创意，赤裸裸的媚俗成为艺术的价值取向，艺术取巧的策略代替了艺术技巧和表现力的创新。意义消解以后，则是价值的失落，思考的停止，理想的丧失，崇高的颠覆，信念的瓦解，道德的失范，判断力的迷失，创造力的死亡，更甚者则把玩世不恭、逢场作戏、懒散懈怠、享乐至上奉为人生准则和生活态度，最终是人的社会主体的责任缺失。
伴随着形形色色娱乐文化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不少人的心中：只有“自我”，没有“他人”；只有“当下”，没有“未来”。在个别行为极端者的“自我”视界中，往往连至亲至爱的父母、亲友都可以排斥。美国当代著名记者马斯·弗里德曼所写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对全球化取得的成功和面临的挑战问题有着独特的洞察力，他分析了美国社会“静悄悄的危机”以后，特别引述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A·萨缪尔森接受德国《明镜周刊》（2005年12月）的采访：“美国作为领先国家的地位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我们已成为一个低储蓄的社会。我们是一个只关注自我和眼前的社会，不考虑他人和明天。我认为问题出自选民而非领导人……过去聪明孩子都在玩有挑战性的拼字游戏，今天孩子在看电视，有太多分心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关注自我和眼前的另一个原因”。⑦中国的国情与美国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位西方主流经济学泰斗的话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现实、虚拟界限的取消与社会禁忌的突破
与麦克卢汉（McLuhan）所看到的电子传播媒体时代相比，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其特有的实时互动功能，不仅使传播更为便捷、广泛和多样化，虚拟现实的效果更加逼真，想像力更为丰富，被压抑的愿望和各种幻想可以得到镜像和模拟，也很容易让人将现实与虚拟混淆，陷入“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梦为周与？”的迷惑之中。网络传播具有隐匿性和无界性的特点，在网络虚拟的世界中，参与者往往都是以匿名方式出现的，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如《纽约客》一幅漫画所说：“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新的数字技术，通过文本、声音、视像等创造的虚拟效果，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可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虚拟体验，还包括精神和社会关系层面的、能够作用于人的情感方面的虚拟体验。正是这种互相匿名和非现场实时交流的特点，使得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禁忌在网络虚拟的世界中被彻底突破。禁忌的突破，源自于道德自律和内心信念的自我约束也就荡然无存。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一些禁忌，可以作为社会规范约束，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随意去突破这些禁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扩散，软、硬件成本的降低，信息高速公路上大量不良信息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在数字化网络世界毫不遮掩、不受限制地传播。在网络世界中，人们如同加入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每个人都带着面具，可以无所顾忌，尽情地狂欢作乐。如网上流行的网恋、网婚、裸聊、木子美的网络写作等，都是可以看到一些大胆挑战道德规范、突破社会禁忌的举动，至于色情网站,更不必言说。网络中形形色色、亦真亦幻的世界所产生的吸引力，让不少人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网瘾已经成为一种危害身心健康的新病症，计算机网络世界对于一些人的心智和意志的控制，并不亚于毒品海洛因。在印刷媒介时代，沉迷于文学虚构中，也只会出现如鲁迅说过的情况，一些人读《红楼梦》，自己钻进书中，硬是充当其中角色。而电子与网络媒介高度普及的时代，如果把虚拟与现实混淆，或者把虚拟引入现实，悲剧就更容易萌生，近些年国内外已经有过不少可怕的个案。
4、分辨良莠，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接受网络时代大众文化这个“天使”与“魔鬼”共生体的捉弄，也许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可逃避的历史安排，我们不必将其看作洪水猛兽，作为一个负责的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地引导与介入。不少教师过去对网络世界比较陌生，现在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能有机会比较多地接触和了解计算机网络，信息素养能得到培养和提高，⑧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熟悉网络世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在网络环境下审美教育的问题。
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具有正、负面的不确定性，也为我们审美教育留下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带来新的课题、新的视界。利奥塔在描述后现代状态下学校教育的变化时，讲过一件事：1970年代未法国教育部门为了抵制电视节目对青少的消极影响，尝试建立一个独立频道，后来，教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宣布尝试失败，并且说，“教育的第一个任务是告诉儿童怎样选择他们的电视节目”。⑨教育工作者要有反省的意识和责任意识，有不同于大众文化生产者的立场和自己的选择取向与标准。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提出审美教育的要求，其实可以理解为：在制度的设立上为我们的引导和介入提供充分的正当性和资源保证。我们要主动掌握发展的趋势和动态，整合资源，分辨良莠，因势利导，积极寻找趋利避害的对策。
审美教育需要感性、渗透、体验、领悟，需要通过交流和对话找年轻人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创设沟通的语境，进行有效的介入和引导。应该承认，在接受和掌握新技术、新知识方面，年轻一代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们的审美教育应该放弃居高临下、单向灌输的传统教化模式，引入平等、互动的交流模式，我们要倡导在网络时代“两代人共同成长”的教育新理念，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与孩子们一起寻找和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享受和消费大众文化时，让孩子们懂得：仰慕时尚、娱乐狂欢、畅游虚拟世界,不能忘记我们的实际生存境遇与奋斗路程，不能放弃必要的思考与追问，更不能忽略物理现实世界——我们无法超脱的依赖和归宿。怨天尤人、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态度，都无济于事，只有以实际行动、从身边做起，才能有利于年轻一代健康成长，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的目标。这也许是一种理想，但也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是教师职业的意义与魅力之所在。□
①［美］迈克尔·海姆，金吾伦、刘钢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103—106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美］詹明信、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48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③［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④［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胡不适译《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12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⑤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美］大卫·布鲁克斯著、徐子超译《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第223页，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2年版。
⑦［美］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第311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⑧陈更海《论远程开放教育中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中国远程教育》2002年第10期。
⑨［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完成于200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