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湖南三“蛮子”反腐透视
文/陈雪骅
腐败，国家和社会的“毒瘤”。在铲除一个又一个“毒瘤”的行动中，总有一些人的名字熠熠生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社会的勇士。在腐败状况仍未能有效遏制住的今天，在不少人对不断出现的腐败案件产生“审丑”疲劳的时候，他们勇于站在反腐一线的果敢坚定，值得我们宣扬、学习，他们的命运值得整个社会关注和思考。
在湖南，有三位在反腐阵地中极具代表性的人：高纯、胡卫民、孙湘隆——他们的名字曾经在众多媒体上显赫一时。综合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个人挑战腐败势力或叫板官场潜规则的英雄式悲怆，以及个人反腐在法制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方面凸显的困境，缺乏政策制度链的有力支撑，国家相关部门在褒扬、保护反腐人士方面的滞后和薄弱……
反腐斗士们的艰辛、执着，既彰显了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浩然正气，也表现了湖湘文化孕育下的新一代英杰，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不计身家、无所畏惧、敢为人先的英雄本色。同时，也暴露了现今行政、司法领域的某些阻力和黑洞，暴露了整个社会在道义、舆论支撑方面的欠缺。对于反腐斗士，我们所能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怎样健全更科学更保密的举报制度？如何在斗士们举报反映问题之初便积极介入调查？如何在贪腐问题被查处前后更好地保护反腐斗士们的权益？这些问题，当引起国家和社会特别是奋战在一线的纪检监察系统的关注和重视。
湖南三“蛮子”挺身反腐
2007年7月10日，原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郑筱萸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执行死刑。这一天，离郑筱萸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相隔了9年。而12年前，一位名叫高纯的湖南岳阳人便开始了与药监系统腐败行为的殊死争斗。
郑筱萸今日走上断头台，高纯在12年前早已给他做了铺垫。郑筱萸与高纯之间的“因缘”，在腐败与反腐败的对抗中，注定了是一种必然。在每一个反腐事件尘埃落定时，我们总能从中发现一些普遍性、符号性的现象，那些面对腐败大车隆隆驶来的反腐斗士们，无一例外总是伸出自己的手臂，试图从一开始便阻挡住势力强大的腐败之车，他们的经历，体现着某些易见的共性。
从近两年来的个人反腐事件及其后果看，反腐义士们大多仍然停留在“单打独斗”的无奈与苍凉中，如何从他们的经历，发现、求证到一些有助于“亡羊补牢”式的建设性元素，是所有关注反腐事业的人应该努力的。
这次的视线，落在三位“湖南蛮子”身上——高纯、胡卫民、孙湘隆。
药厂内部的“发难”职工
高纯的反腐路途，具有典型的“英雄风格”——时间：12年；结果：让正部级高官最终走上断头台。
反腐最难得的是反的对象与自己有着利益关联，却不因身在这个利益圈而放弃反抗。高纯打响的头一枪，就源于自己所在的药厂内部一些“黑暗的勾当”。
1995年，身为湖南省岳阳市中湘康神制药厂(原岳阳市制药一厂)研究所职工的高纯，与研究所所长罗某在“工作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新上任的这位所长要求研究所在1年内至少推出三四种新药来，而且对其中一种叫“盐酸特拉唑嗪片剂”的仿制药按新药立项，并要马上报批。这让高纯与另两名制剂室的工程师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按常规，一个新药的研发需要做完小试、中试、安全和毒理研究等试验，形成报批资料等，这个过程没有1年时间，根本无法完成。
然而利益的驱动，让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除了可预测的经济效益，一个新药科研项目如果被立项并通过审评，还可获得丰厚的科研奖金，这名所长也许至今想不通高纯为什么把自己也能“分一杯羹”的路给堵上了。
为缩短报批时间，罗某提出从外界购买报批资料，再用现成的样品去掉包装和防伪标志，改成自己的产品送检。这个提议遭到高纯等人反对后，当年2月，罗某还是坚持将人为“嫁接”出来的样品送到了湖南省药品检验所进行检测。
让高纯没想到的是，短短一个月时间，厂方就得到了“好消息”——1995年3月28日，中湘康神制药厂的“盐酸特拉唑嗪片剂”，顺利通过湖南省（原）药政局的新药审评初审。
惊讶之余，高纯决定与其“划清界限”。当年5月，高纯将罗某作假的行为举报到了湖南省（原）药政局。让他没想到的是，黑洞一旦揭开一条缝，随之而来的阴暗面越来越多，“身陷其中”的他感觉已没了退路，坚持走上了一条曲折艰难的检举上告之路。这一走，就是12年，直至最后与国家药监局的“最高掌权者”斗智斗勇，将其送上断头台。
捅开医疗黑洞的为民医生
7月23日晚8时，记者在百度搜索中输入“胡卫民”，找到相关网页57300篇。胡卫民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面可见一斑。
这名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的医生，8年来，义无返顾揭露自身所在医院“开单提成”、多开药乱收费等黑幕，公开以递交辞职报告的方式，抵制医院院长推行旨在侵害患者利益的《经济管理方案实施细则》，将自身熟悉、接触到的医疗腐败“潜规则”全部袒露给媒体；他不愿开高价提成药，还“教唆”买不起药的穷人去超市买药；他每周下社区服务，月月搞科普讲座，自费建立了6000多人的高血压社区防治网络，服务广大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与虚假医疗广告作斗争……
在反腐揭黑过程中，胡卫民承受了来自医疗系统既得利益集团的无尽打压和攻击。在年终的医院职工大会上，有人公开站出来辱骂他坏了大家的“好事”；有人指责他主动为患者考虑、开低价药是恶意“争抢患者”；有人批评他开展社区便民义诊和开办科普宣传网站是“不务正业”；有人偷偷摸摸10多次将他的心脑血管病专科门诊牌子砸掉；更有施暴者——他的同事在争吵中大打出手将其踢残。
随之而来的，还有家庭的离散、工作岗位的朝不保夕。一系列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和打击，这名40来岁的汉子都承受了。医疗系统尤其是娄底市中心医院中他的许多同事的挤压甚至施暴，丝毫没有动摇他坚持做一名“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好医生的信念。
公众的支撑成为他“坚强地、精彩地活下去”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在中央电视台、人民网等媒体举办的系列公益人物评选中，胡卫民屡屡亮相，先后当选2005年度“全国十大健康风云人物”（人民网）、2005年度“十大风范大国民”（凤凰卫视）、2005年度“全国十大法制人物”候选人（央视）。“2006中国诚信贡献个人”、“2006年度勇者”（法制周报）、“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候选人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截至目前，胡卫民的生活环境远远没有达到一种应有的“正常状态”，当地利益既得群体以及一些决策施政者，仍在以一种不承认的态度和封杀、阻挠的手段，作低劣、顽固的抵抗。
官场中艰难斡旋的“良心”
湖南郴州“2006官场地震”过后，人们在等待法院对李大伦、曾锦春等贪官严惩宣判的日子里，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孙湘隆，湖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
1997年，孙湘隆从其家乡邵阳市调任郴州市公安局局长。这一调任，让他成为与郴州市权重一方的腐败官员抗争的由来。
在市委书记李大伦和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联手遮天的日子里，郴州百余官员或为保位，或为升迁，与这两名“腐败头子”同流合污。
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大环境中，“洁身自好就已经不容易”，但孙湘隆还能坚持做人做官的原则，坚持和李大伦、曾锦春长期抗争，他被一些官员和媒体誉为“郴州官场的良心”。
孙湘隆与李大伦的抗争，始于调查李大伦情妇的地产项目。该项目最初通过李大伦之手把郴州的一块公共性质用地转为商业用地，建造商品房，李大伦情妇计划通过转手这个房地产审批项目获利500万元，她和几个人虚假注资了一家名叫盛行地产的开发公司，欲以地块作抵押向银行融资，进行空手套白狼式的房产开发。但这个项目在运作不久后就资金链断裂，这家公司的数名股东潜逃。
而郴州警方刚抓了这些潜逃的股东，李大伦就打电话给孙湘隆，要求“把人放了”但孙湘隆坚持“不想枉法”，答复李大伦说这几个嫌疑人检察院已经批捕，不好随便放人。
李大伦的报复来得很快：提议市委组织部把孙湘隆提拔为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但又把他从公安局党组书记降为党组副书记，另提一名副局长担任党组书记，以此架空孙的权力。闻讯后，孙湘隆直接跑到李大伦的办公室，质问他“政法委的副书记到了公安局里反而变成党组副书记，做‘老子’的为什么反而做成了‘儿子’”。
在孙湘隆大义凛然的问责下，同时也碍于省公安厅直管干部的约束影响力，李大伦做了妥协，取消了对孙湘隆的人事安排。但孙湘隆并没有因李大伦的“让步”而投桃报李、放弃自己的做人办事原则。
随后的2003年，李大伦的一个老乡拿着李的批条，要求郴州市公安局买下1000件防弹衣，计价380万元。孙湘隆查证后发现，这批防弹衣居然是常德市一家农机厂生产的，根本没在公安部备案，他坚决予以拒绝。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将就一下“抬抬眼”就过去了的事，没必要与权重一方的市委书记“结下梁子”，但孙湘隆自始至终，在许多与李大伦的直接冲突中都挺直了腰杆做人做事，与腐败官员“硬扛”到底。
与曾锦春的争斗同样激烈。在曾主动示好的时候，孙湘隆拒绝提拔其在基层派出所的女婿；在查处曾锦春亲戚开的矿偷税40余万的案件中，孙湘隆也与其有过毫不让步的针锋相对。
价值取向殊途同归
也许仅仅是巧合，向强势腐败群体和贪官大声说“不”的这三位湖南人，因他们各自的身份不同在反腐前后而富有代表性：或企业职工，或行业精英，或官场中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呈现了许多共同的特性。
这三位斗士所进行的或举报或抗争的行为，无一不是面对拥有广泛社会资源的腐败利益群体或位高权重的腐败官员，其在整个事件出现之初以及与“对手”较劲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超乎常人想象，甚至经常面临生命威胁的风险。
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全力以赴抗争的事件，都没有涉及他们自身的任何私利，相反，更多的时候是将自己置身那个利益圈子的好处也“统统舍弃”了——高纯置自己的“即得利益”不顾，从举报药厂内部造假到揭露药品监督管理领域的黑幕，饱受赶出厂门、颠沛流离、家庭分散、人身伤害等苦楚；胡卫民坚持将医疗界拿药品提成吃回扣的黑暗面曝光，与虚假医药广告抗争，不惜丢弃工作，忍看家庭分离；孙湘隆拒绝市委书记和纪委书记的拉拢，顶着巨大压力坚持秉公办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三人抗争的前提和目的都是为大众谋利谋公正，其一言一行都直指公益价值取向。
正义力量终占上风
另一个相同之处，是高纯等三位反腐者在内心深处都相信“总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在长期与腐败势力作抗争时，始终坚持向“上”反映问题，“哪怕告到中央，也要把黑洞抖出来”，始终相信中央高层领导坚强的反腐决心是他们赖以倚靠的最后屏障。
高纯在被中纪委专案组负责人请到中纪委办案点，刚开始他的抵触心理很强，这个历经10余年与腐败势力周旋战斗得筋疲力尽的汉子，养成了一种超乎常人的谨慎和敏感：他几乎怀疑所有试图接近他的陌生人，因为以郑筱萸为首的腐败官僚给他制造的假象太多了，对他的欺骗太多了。所以，当中纪委办案人员将高纯请到“门口没悬挂任何牌子”的中纪委专门办案地点时，他忐忑不安——没准是郑筱萸党羽设的陷阱，他甚至给在外面守侯的朋友作了“后事安排”，认为每跨进一扇举报上告的陌生的门，便有“阴阳两隔”的危险可能。但这一次，“真的假不了”，中纪委的办案人员在极力打消高纯的顾虑后，高纯带着受尽冤屈的几乎是怒吼加谩骂的语气，从中湘康神药品注册作假，到八省市药品注册作假，谈全国药品注册作假的普遍性，从省市药监局、国家药监局包庇纵容作假，谈全国药品系统包庇纵容作假，买卖批文的普遍性，谈到医疗的市场化商业化，谈到医疗的公益性公平性和民权民生……——几个小时的怒吼过后，“中纪委的领导也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到这时，高纯开始把他们与以前见过的“凶神恶煞”般的官员区分开来，“开始接受他们了”。
胡卫民、孙湘隆与高纯也一样，在他们苦苦支撑时，在官场在权利体系中最终总有“正义的力量”站出来，尽管站出来的人极其稀少。在三位湖南人的反腐历程中，有中央高层领导对反腐的重视与“批示”，有公开表态支持的“医院纪委书记”，有敢于提拔保护、重用下属的两任“省公安厅厅长”，以及一批热心反腐的老干部等，无疑成了支持他们的最好后盾。而正是有这些难得的后盾支持，反腐斗士的路才走得更远，这也是三位湖南“蛮子”坚信反腐必胜的共同支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