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病梅馆记——被扭曲的记者群
“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
——龚自珍
100年后,在中国做记者
——写在新中国第8个记者节暨中国记协成立70周年
文/陈雪骅
在这个记者节的夜晚，我端坐麓山一隅，遥想100年后的中国新闻界，是怎样的景况——
那时候，会不会在这样的节日里，只有官方主持下的官方媒TI的热闹？是不是只有那些媒体负责人和管理者才能被评上优秀记者？那时侯，是不是还会向所有的记者划定哪些领域哪些题材是不能碰不能采写不能刊发的？会不会还要在出哪条新闻前要请示宣传部，要用统一的官方提供的稿子？那时候，是不是经常还有警察法警保安打手出来阻挡记者的正常采访？是不是还经常发生记者辛苦采访的稿子被人为撤换被压下？是不是市场化的媒T记者整天为别人鼓与呼，却仍然没有谁来呼吁保护捍卫他们的权益？？是不是在百度写博客，在腾讯QQ空间写一些诸如“政府”、“媒体”这样的字还会被屏蔽？？！！……
在这个节日里，看大小媒体替商家爆炒“性文化节”、打着艺术打着文化打着“人性”“以人为本”的幌子放肆报道浮躁放大浮躁，看一份在业界口碑还过得去的刊物跳出来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却不曾也评一个“中国最多房奴的城市”或“中国最多贫困学生的城市”或“中国最多居民看病难的城市”或“中国污染最严重城市”或“中国交通最拥挤城市”或“中国贪官最多的城市”……
在这个所谓的节日里，细数自己曾用汗水凝成的新闻文字，望着那些仍然在一线奔跑的我的同事我的同行们，心在渐渐冷却。我只能凭借一点读书时的记忆，幻想异域他邦里曾经的一场运动，借以警醒；幻想遥远的那一段岁月，那一群人，来温暖一下躯体。那段无所顾忌敢与权力叫板的岁月，那群能以新闻媒体承载的思想文化引领整个国家和社会前进的人……
100年前。
一个曾经在东方古国有过野蛮行径的国家里，一场最先被国家元首称为“扒粪”的新闻舆论监督运动在全面铺开。
在这场由新闻舆论掀起一波又一波巨浪的“扒粪运动”前，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由农业社会跃入工业社会，社会财富在总量激增的同时，也快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尖锐，拜金主义成为时尚，权钱交易、官员贪腐大肆蔓延，价值观在新旧观念交替碰撞中有颓废、沦丧之势。
一个看似偶然的时机，使得一股清泉流入这一池黑水。1905年，法国人恶作剧性地印制了一张美国地图——在这张别出心裁的地图中，美国45个州，有25个被标明为“腐化”，有13个被标明为“特别腐化”。法国人的“搞怪”，在美国进步人群中尤其在新闻界引起强烈反思，其中以《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女记者埃达·塔贝尔为首，揭开了“扒粪”的序幕，塔贝尔深入调查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通过巧取豪夺形成垄断等黑幕，以长篇系列调查报道在《麦克卢尔》杂志上连载，这些掩藏在巨大财富背后的社会黑幕当即引起轰动，杂志销路大增。其他报刊纷纷仿效，推出大量揭黑报道。
这场被称为“扒粪运动”的大规模舆论监督与其他的社会力量汇合，促成了史称“进步主义”的改革，有效地遏制了当时美国社会贪腐的滋生蔓延，为今天美国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基础。
同样，在100年前——
处于内忧外辱的中国，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以笔当剑，直指云天。一场类似于“扒粪运动”的革命运动首先在思想界、文化界风起云涌。
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扒粪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时，远隔重洋的中国也开始准备起步进入以新闻舆论传播为主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2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卷首发陈氏《敬告青年》一文，在文中，陈独秀向全国青年“谨陈六义”，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宗法传统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运动旗帜。（“六义”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行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新青年》上登载了胡适的第一篇文字，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泰来夏浦的小说《决斗》，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文。不久，胡适又陆续发表倡导文学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与陈独秀虽未谋面，却志同道合，成为神交了。这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并帮助蔡元培网罗人才。
这一网罗，就热闹了。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如此长串名单，直至百年后读之也不禁热血沸腾。这群如虎如狼的文人，都为《新青年》撰稿，《新青年》阵容一时雄厚强大之极，新文化潮流更是汹涌澎湃，不可遏挡。——每每念及此，遥想当年如数风流才子巨人相聚一地，以新锐杂志为平台，火借风势，言语交锋、观点碰撞，无尽的思想火花足可照亮半个中国，令人无限神往……
1918年，《新青年》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组织新潮社，第二年1月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传。
顺理成章，在这样一个思想雪球的滚动下，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以新闻、言论为主要日常武器的报刊在这样的浪潮下，挟新文化运动之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五四”时期及其后一段时间，新闻思想文化界一直扮演着民族灵魂的引领角色，这个圈子在那段时期的任何时候，都能从容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本色，没有任何权力或金钱可以让它变形和走样。没有。
时至今日，比起“五四”时期的景况，令人唏嘘感叹。“五四”后出现的断层居然一直延续至今，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历史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昭示这个国家和社会病了。病得还不轻。
一位哲人说过，真正优秀的人，自始至终，有三种强烈的激情在激励、贯穿他们的一生：对未知世界和知识的探求，对爱情等人世美好情感的追求，对人类苦难和社会问题的悲天悯人情怀。
正因为具备这样持久不衰的激情动力，前辈们的文字———从梁启超、章太炎到陈独秀、鲁迅，从蔡和森、毛泽东到范长江、邹韬奋———都有一种被称为“伟人气象”的东西贯穿其中。他们尽管思想性格各异，文风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文章都体现出了一种极宝贵的人生品格：注重对世界和人生本源的追问，面对纷繁的社会，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救民众于水火的责任感。这些文字反映出了这些人的胸襟，他们的心里装着民族的苦难与希望，而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利害得失。或许正因为他们有这份自信，有这样的责任感，所以他们才能从容应对艰难的世事和坎坷的人生。
100年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五四”时期的新闻思想者们，那样真切痛快地为自己活，为自己的职业理想为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自由而活，活得那样坦荡活得那样激情澎湃。可惜，那些精彩的激情活法，居然在“五四”之后再也没有以一个群体的姿态出现过。
断裂了近一个世纪的思想，断裂了近一个世纪的高贵，断裂了近一个世纪的大师级人物……
如今的媒体，比起上个世纪初同类的表现，很多已经成为官方和金钱的近侍，很多已经堕落成只为自己利益而活的文字、声像载体。他们在权力的管束下变得噤若寒蝉，他们在金钱的侵蚀下变得面目全非，于是，记者总是苦笑“戴着枷锁跳舞”，记者每每反思“谁来过问我们的权益”，记者逐渐麻木“这样的事见多了，我们怎么管得了”，记者慢慢被同化“凭什么其他的人比我们过得好？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想过好日子”……
一场断裂了近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长跑，一种凝聚了悲愤和无奈的麻木传媒生活。
100年后的中国会是怎样的，100年后的记者生存状况会怎样？……
我遥想着，疲惫着，想入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