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媒体的眼睛该紧盯哪里
*针对公权，舆论监督远远做得不够
文/陈雪骅
近日，有几条关于旨在促使公权健康行使的新闻颇为吸引眼球。
如中央近日颁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提出了未来几年的反腐败路子，提出了要把群众意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如今天下午，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情况时透露，截至6月20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查实有违纪问题的43个人给予党纪政绩处分，其中撤职以上的重处分有12人。
这些针对公权应该正确行使的媒体资讯，在眼下腐败无孔不入的时代背景下，很及时很有分量，但相对于媒体资源的总量和表现渠道来说，仍远远不够。
随便翻一翻我们的报刊，看一看电视或者浏览一下腾讯、新浪等网站，什么“范跑跑”事件，什么“韩寒否定巴金等文坛前辈”事件等等，总是不经意闯入视野，吸引了无数目光。事实上，范某哪怕思想再有深度再怎么体现北大的兼容并包精神，他终究还是改变不了在最关键时刻抛弃学生的行为；韩寒再怎么有个性再怎么富有号召力，他终究还是改变不了巴金等前辈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这样是非分明的事件，那些一目了然的问题，用得着我们的媒体兴师动众进行辩论和报道吗？
可我们的媒体不仅这样做了，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炒作和传播。它们为的是什么，不就是炒一炒所谓的热点，提高一下电视的收视率和报纸的销量以及网站的点击量吗？不就是为了增加一些经济效益吗？可在关注这些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媒体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呢？社会效益体现在哪里？无非是将本来有序的价值体系及标准弄得模糊不清，无非是以“这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为旗号将浮躁的是非观变得更没有边界。
想一想，如果媒体继续这样“多元”下去，今天认为抛弃学生有道理，认为文坛前辈不值一提，明天是不是要彻底追求个体自由不要父母不要国家，是不是要传播“犯罪有理”的个性化言论？反正只要说话的人够知名度就行嘛，反正只要说话的人能够为媒体带来经济效益就行嘛——想一想，媒体的这种传播思维，有多可怕啊。
在我们的媒体一片浮躁地跟风炒作这些本无需再关注的新闻时，我们是否该沉静地问一问：我们对于公权的行使，是否经常进行了真刀真枪地报道呢？是否集中了优势资源对官员及其行为进行舆论监督了？我们的黄金时间、黄金版面是否留给了那些针对公权行使的新闻和评论？
就社会各领域而言，没有哪个领域比公权的行使更能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哪个领域的黑幕比公权黑幕更令人触目惊心更值得大众关注的了。美国总统布什曾经说过一段关于权力的经典话，他说美国几百年来的最大成就，就是“把权力关进了笼子”。我们的许多顶着自由民主帽子的人，是否对这句话有足够的认识？要追求普遍的自由和民主，就只有把权力当作猛兽一样关起来，驯服它，而我们的媒体，当是首先驯服它的关键工具。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媒体的驯服工作做得怎样了？
我们岂谈得上对权力的驯服？！我们整天在谈某某教师在灾难降临时该不该抛弃那些孩子！我们整天在谈该不该反对那些文坛前辈们讨论前辈们的历史地位！或者整天关注某位影星歌星是否分手了是否怀孕了！……我们的媒体，就在一次次选题的把握和取舍上，迷失了自己。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句经典的话，意即当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在面对强权人物时，都能像对待其他普通人一样不卑不亢，那这个社会就正常了、就真正有希望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媒体能否在强权人物面前表现得没有奴颜媚骨，我只知道许多媒体在报道某某领导某某官员时，不管其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都极尽肯定和赞美之能事。
媒体对公权行使的关注面是否广关注力是否深，每家报社或电视台或网站或电台，应该心里都有一本明细账。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虽然有一些人会被蒙蔽一时，但终究有更多人会站出来对媒体的自私行为予以质疑。这就好比湖南卫视，近些年它在市场开拓和经济效益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但是其在监督公权行使方面的社会责任上，却始终存在争议。
“如果一个国家是一艘船，那么新闻媒体就是这艘船上的了望者”，历史将会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媒体一个中肯的评价：到底是社会噪音的跟随者，还是勇敢智慧的了望者；到底是权力的追随者、陪侍者，还是权力的监督者、驯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