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写作业、吃饭被列为人生三大痛苦
“90后”：快乐是最大的奢侈
2007-05-11
本报记者 狄多华 实习生 张鹏
“别以偏概全，误读了我们”
“为啥光说坏事，好事一件不说？”13岁的舒钰噘着嘴，喘着气，先是不说话，然后吧嗒吧嗒掉眼泪。
舒钰是冯女士的儿子，看过本报4月20日刊登的报道《年轻父母：我们被孩子“捆绑”》中母亲对自己的“痛陈”，舒钰的第一反应是“愤怒”。
记者眼前的这位小男孩，文文静静，全然没有“调皮捣蛋鬼”的模样。
班上的同学曾和老师恶作剧，在门缝里夹了块海绵，老师推门死活推不开，同学们在里边死死顶住，等门“呼啦”打开的时候四散“逃窜”。这种事，舒钰是从来不干的。
舒钰不否认他们这一代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更愿意强调“90后”的优点，“别以偏概全，误读了我们”。
1990年出生的颜仰鑫，靠自己的实力成了一名“合格”的高中生，“没有给家里带来经济负担”，对此他骄傲不已。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考高中的时候，父母曾打算托关系让他进省重点，被他拒绝了。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谈判，父母最终妥协，接受儿子的意见。
回头看，颜仰鑫还“沾沾自喜”，觉得“没有给父母丢脸”。现在，他正慢慢往前冲。对化学和生物有着浓厚兴趣的他，梦想考入兰州大学，把制造生化武器之梦进行到底。
颜仰鑫时常冷静地反思自我和“90后”：不理智,太任性,太冲动，做事不计后果。这些认知源于身边的真人真事。
初中同班同学犯错误，被家长训斥，很快，训斥演变成了对骂。之后，该同学从家里“偷”出数百元离家出走，父母骑着摩托满城寻找。当同学被父母从网吧里拎出来的时候，已经身无分文。
颜仰鑫说自己能理解家长“限制我们，阻碍我们”是“为我们着想”，但总觉得这样无形中隔了一层。
“我们像低空飞行的小鸟，时时被束缚”
自称被老师打惯了的另一位“90后”，经常“享受”老师“柳丝漂浮”般的抚摸。忘带课本和作业，总逃不了老师的惩戒：趴在讲台上数着自己名字的笔划做俯卧撑，严重的时候还要乘以“三番五次”，“做得肚皮疼”。因此，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名字的笔划总和——22。
这位“90后”还说，就这样，自己还远不是典型人物。班上四分之一的同学会被罚抄课文，趴在老师办公室的窗台上，一站就是两三节课，抄不完不允许回家。
“罚得太过分了。”同学们奋起反抗，一顿唾沫星子的抱怨，但老师拄着教鞭，在讲台上笑着回应，“10年之内你们还打不过我，10年之后你们又毕业了。”
上课、写作业、吃饭被舒钰列举为人生三大痛苦。但该上的课他一节不落，该写的作业他同样要写完。舒钰是个聪明孩子，关于手机、电脑、互联网等方面的知识，他总是家人的老师。不过，代表家里电脑使用“最高水平”的他，一周只能玩上一两次。每天早晨6：20不到起床，晚上常常11点作业还没写完。冯女士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形容儿子是“早起晚睡，披星戴月”。每到周末，总不忍把孩子叫起，“能赖床多久就让赖多久”。
刚刚结束期中考试，舒钰最大的愿望是“考试成绩好点，能多活几天”。舒钰向记者掏出心里话：“其实我们不幸福，估计全班80多个学生没几个幸福的。一天除了学还是学，一说玩儿，家长就瞪大了眼睛。”
“舒子兵法”，是这个小男孩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的“应敌”经验，目标是家长和老师。
母子俩共同“制造”的一个案例是：晚上临睡前，冯女士到儿子房间探动静。只听儿子嘀咕：“奇怪，怎么同学还不给我发短信啊。”冯女士信以为真，放心而去。没料到第二天冯女士却发现，儿子昨夜手机一共收了23条短信，发了24条。
感到学习压力大，生活不幸福的远不止舒钰一个。初二学生李斌源一口气能说出父亲的口头禅：“我现在不管你，你将来肯定会恨我。我小时候成天忙着割猪草，洗衣，做饭，父母压根儿不管，只要有我管你的十分之一强，我都比现在强。”
15岁的杜易洋，每到假期总要完成双重任务。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还有家长安排的一大堆，“家里蹲”成了他对暑假最深的记忆。相似的是，李斌源在暑假常被父母反锁在家。
有“90后”孩子诉苦说：“家长像只老鹰，我们像低空飞行的小鸟，成天被盯着，吃饭被人管，做作业被人管，就连玩一会儿也被严格规定时间，一超时，准能听到妈妈来自阳台的呼喊声，稍一迟到，便会招来一顿责骂。”
众多“90后”孩子深感自己的生活被束缚，行动受牵制。玩的时间少了，玩的空间小了，自由度大大降低，就连玩伴也少了。一位姓曾的初中女生感叹：“我们像一只只被人疼爱的小鱼，放进了自家的小鱼缸里，我们游不开。”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现如今众多“90后”孩子嘴中最亲密的玩伴几乎都是表兄表姐、表弟表妹，同学和亲属之外的朋友很少很少。
大半岁的表哥来兰州奶奶家过年，让16岁的田天很是兴奋，从早到晚，俩人玩得痛快淋漓，但很快要分手了，谁都不愿意走。
“90后”痛说家史：谁真的拿我们当朋友？
尽管为话语权抗争，但田天还是深感“我的家长比较亲”，他蛮能理解父母的。全家人经常外出旅行，田天总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查看地图，判断方向，父子俩高度默契。
“作为一个男人，我也应该像我爸那样向不文明行为宣战，勇敢地揭露和批判。”言语之间，田天抑制不住对爱好新闻写作、时常主持正义的父亲的敬佩，他感觉深受父亲人格魅力之影响。
作为父亲的田敬峰，对儿子田天很是宽容。儿子爱上网看动漫，他支持，原则是“不上瘾就行”。儿子偏爱理科，作文稍弱，他鼓励儿子开博客。
看完本报之前关于“90后”的两篇报道，不少“90后”希望遇到王恺、李娟式的老师和黄剑华式的家长。对照自己的“生活境遇”，一些“90后”学生纷纷打开话匣子，“痛说家史”。
“谁拿我们当朋友，我们欢迎谁。”这是不少“90后”的心里话。他们反感家长姿态式的做朋友和老师策略式的做朋友，同时身边的玩伴越来越少，越来越单一，所以他们内心有疑问：有谁真正拿我们当朋友？
母亲总爱检查女儿的日记，为此母女俩没少吵架。感到隐私受侵犯的这位女生故意在日记里留下侮辱母亲的字句，导致俩人矛盾升级，母女关系更加恶化。
李斌源对班主任有意见，曾写进周记，之后班主任在办公室与他单独谈话，批评他“幼稚不幼稚”。从此，李斌源再也没敢反映过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难沟通，只要大人们放下架子，拉下面子，我们是好说话的，我们会更加尊重他们。”“90后”陈晓婧调皮地把中指和食指交织在一起，借此注解自己的意思。
陈晓婧的同学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每逢老师训人，自己嘴上不说，心里不服，“老师训老师的，我们想我们的”，老师在上面认真批评，自己则在回顾刚看过的小说情节。
颜仰鑫和聂鑫都是王恺老师班上的学生。王老师的名言他们俩再熟悉不过：“喜欢我这个人，再喜欢我这门课。”他俩的心目中，“王老师的眼里还有我”。
“老师必须牵引着学生，主地伸出手递给学生，学生才会搭上自己的手跟老师做朋友。”颜仰鑫说，父母也需要“认知”我们，“人是有情感的”。
本报兰州5月10日电
在城市孩子感叹玩伴越来越少、自由空间越来越小，快乐变得奢侈时，不少农村的孩子继续着自己简单的快乐。 本报记者 狄多华 摄
童年快乐将来就不快乐？
2007-05-11
本报记者 狄多华 实习生 张鹏
“张超，快过来，这边‘大头鬼’特别多。”乔大海焦急地呼唤着同伴。“五一”刚放假，兰州大学本部人工湖的石桥下，乔大海一渔网捞了11只小蝌蚪。不远处，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拿起矿泉水瓶，满脸喜悦，细数“战果”。
“五一”期间，阳光明媚，柳絮轻飞，这座人工湖俨然成了孩子的乐园。“平时哪有时间来玩儿”，乔大海顾不上和记者的搭话，疯跑而去。
城市里长大的李斌源，特羡慕农村表弟的童年。爬白杨树可以爬到最高处，一米高的土墙上能跳能跑，光着脚丫子在石子路上不怕疼，“特无忧无虑”。
同样喜欢农村的颜仰鑫，每到寒暑假总爱往老家跑。讲起农村的社火，他“眉飞色舞”：好几个村子办社火，社火到哪跟到哪。扮演狮娃子的经历成了他最美好的回忆。
快乐，一个简单的字眼，却是许多“90后”孩子最感奢侈的东西。他们的童年没了许多父辈曾拥有的那些“掏鸟窝、穿新衣、吃雪糕”等简单的快乐，而他们的父母又为了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绞尽脑汁地规划着他们的未来，实施着深信不疑的教育方式，心甘情愿地和孩子“捆绑”在一起。有家长也感叹：这代孩子的童年被提前消费了，小小年纪感受到的是成人世界的精神压力，他们的快乐显得是那么沉重。
他们真的无法快乐生活吗？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薛晓珑是14岁男孩的母亲，她的回答透着无奈：“孩子童年快乐了，将来就不快乐了。要将来快乐，童年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社会不会因为你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就对你另眼相看，不因童年无忧无虑，把学习扔掉，这个社会就会同情你。”面对社会现实，薛晓珑时常困惑孩子的教育问题。
不得已，薛晓珑对儿子推行“严厉教育”，不惜举起“法西斯教育”的大棒。“五一”期间，孩子仍呆在家中学习。有时候，薛晓珑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对儿子太不公平了？”但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儿子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同在兰州大学教书的许小平老师，尽管自己的孩子心智健康、品行端正，仍宣称自己信奉的“自然教育”失败了。“自然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由着孩子的性子，尽可能不去约束和管束孩子，让孩子在自然的状态下长大。
许老师感慨，自然教育的成果与现行教育的评价体系格格不入，与应试教育无法兼容，所以说，所谓“自然教育”和快乐教育，在中国，也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其实就孩子天性而言，靠自身成长是没问题的。”
薛晓珑老师也认为：“‘自然教育’必须要有一个理想的外部环境，不能推广。‘自然教育’的失败，是在社会造就的现实教育框架下的失败。”
本报兰州5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