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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小夜曲
公丕才词、陶然曲、禹虹唱
风儿收起了飞翔的翅膀
小河儿还在静静地流淌
白桦林里走着淡淡的月光
界河对岸的姑娘情歌轻唱
战火曾经烧过这片疆场
硝烟已作祥云浮在天上
河中锈迹斑驳的铁丝网上
一对白鸽拥吻在摇晃的界桩
边境的月色弥漫着吉祥
草滩上四散野花的芬芳
弹琴的小伙和着对岸的歌唱
明天他要迎娶异国的新娘
战火曾经烧过这片疆场
硝烟已作祥云浮在天上
坍塌的战壕里长出了高高的白杨
昔日的弹坑旁开满了紫色的丁香
边境的月色弥漫着吉祥
草滩上四散野花的芬芳
两岸的村庄灯火辉映着友谊的目光
和平的歌声空中挽手飞翔
2002年8月作于中哈边境
原中苏阿拉克别克争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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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阿拉克别克争议区见闻（选自本人《边地母亲》）
一、边境管理区的特殊的礼遇
阿勒泰山的秋风，熟透桦叶。
我，此时，就真实地站中国西北最端的边境线上。
这里是“雄鸡”尾巴上，那支最长、最美的羽毛尖尖。
在秋草掩映的阿拉克别克河岸，望着一河静静的秋水，恋恋不舍地穿越我国境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时，我在寻找一种方式，向亲爱的读者朋友报告我此时所处的位置。
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从阿勒泰到北屯，又从北屯到布尔津，再从布尔津到哈巴河，然后再经越大片的荒野河流，我的双脚才踏在了“雄鸡”尾巴羽毛的尖尖上。
我只能用这一最原始、最简洁的方法报告我的位置。因为，除此之外，我找不出任何一种办法，更能说明这里的遥远和偏僻。
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我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村落（确切地讲，应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边远的一个连队），寻找一位叫刘秀芹的山东女兵。
走近这个边境村落时候，是2002年9月18日的北京时间20时。
此时，北京的街道上早已是华灯初放。这里的太阳，却还高高的挂在天上。
远处，一湾浅浅的河水闪着金色的光芒，蜿蜒流向远方，河滩里长着挺拔的白桦，树冠上挂满金币一样灿烂的叶子。
白桦林子的尽头，是大片、大片的极度平整的田畴，几台“康拜因”正在收割晚秋的油葵……
四周静悄悄的，一片祥和宁静的边地风光。
毫无知觉间，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车上下来四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士兵和一位少尉军官。
军官和陪同我的185团政治处王主任打了的短促的招呼后，径直向我走来，极不客气命令我出示证件。
当我将军官证毕恭毕敬地递到他手里后，少尉认真地看了证件，又反复将活的我和证件照片的我，进行了核对后，向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对不起上校同志，谢谢你的合作。这里是边境管理区，我们也是在执行公务。”
少尉告诉我，他是边防武警派出所的参谋。他说，按规定进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必须在他们那里登记。
刚才我们路过边检站时，哨兵见是185团首长的车子，就放行了。但是，等他们从望远镜里发现王主任的车上，又下来一个穿便衣的人时，就赶了过来。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武警和解放军干上了。
不过，我还是按规定极为认真地，在少尉递过来的登记簿上，填上了我的姓名、职务和来边境的理由。在进入边境管理区事由一栏里我填的是：“探亲访友”。在被访问人一栏中，我填的是：“185团山东女兵刘秀芹。”
少尉接过登记本后，再次向我行礼，并热情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送走武警的兄弟们后，我才发现路边立着一块：“您已进入边境管理区，请主动接受检查并自觉遵守边境管理规定”的牌子。
牌子的不远处是一座高大的碑墙，碑墙上刻着：“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牛羊”四行鲜红的大字。
碑墙的后面不远处，就是那条叫阿拉克别克的小河。
河边威严的树立着刻有“中国”二字的界碑。
界碑的标号为了32号。
界河、界碑再次提醒我：这里是非常地区。
二、刘秀芹把孩子生在了争议区的麦地里
秋日的边陲，蓝天如洗，白云悠悠。高天流云，一片洁净深邃。
能听得见水声的阿拉克别克河，如同一条白色的缎带，蜿蜒着从西北往东南流去。河滩上高大的胡树、野柳、红桦、白桦和哪些叫不上名字的各种乔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河边和树下牧草依旧青青如茵，深长过膝，各种各样的野花，还在秋风中张扬着自己的花冠，丝毫让人感觉不到深秋的气息……
界河岸边的我方一侧，一片金黄。即将收获的玉米，高昂着金灿灿的穗头，迎着微风沙沙地吟唱。成千上万亩葵花，向着太阳竞相张开花蕊。连绵的沙山在夕阳下泛着金光，贴地而生的爬地松，倔犟的枝干被苍翠欲滴的叶儿覆盖着。草滩上绽开着金黄色、粉红色、紫红色花儿的红柳，随处可见。
从外地赶来的放蜂人，也在界河岸边搭上了帐逢，数不清的蜂儿在田野里、山坡上辛勤地采着蜜。
如果不是界河上的铁丝网和两岸对立而建的、高高的瞭望塔提醒着你，谁也不会相信，这里是曾有过20多年充满紧张和杀机的神密国境。
去往刘秀芹家的路上，王主任指着路边一片还没有收割的蔡花地说，这片一百多亩的大田，就是刘秀芹的女儿红柳承包的土地。过去这里是大片大片的麦田，一直种到现在的32号界碑跟前。
刘秀芹的小儿子麦生，就是1967年，在这片地里和苏联骑兵“抗膀子”时出生的。
麦田里出生的孩子，所以就叫麦生了。不用问，麦生的姐姐红柳肯定是刘秀芹在红柳丛里，或是红柳开花的季节里生的。
“那小子厉害呀，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是一声长啼，把一百多号老毛子骑兵全部吓退了。”王主任兴奋地说：“听说那天，刘秀芹生麦生时，就站在现在的32号界碑跟前，一群挥舞着马刀的苏联骑兵，见刘阿姨裤档上滴着鲜血，还迎着他们高高举起的马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全部都焉了。
等麦生一声长哭，为首的苏联大尉，一挥马刀撤了。
从此，这片55.5平方公里争议区，直到中哈两国正式划界，彻底归属我国，两国间再没闹过大的武装冲突。”
争议区是什么？作为曾经在边防线上,戍守过十多年国境的军人，我对此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和体验，哪是一片片从几平方公里到几十平方公里的不等的被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土地。那土地上，有的高扬着民族尊严的旗帜，有的烙印着民族耻辱印迹。
争议区的概念，其实十分简单，按国际惯例，就是一片被闲置起来，等待解决归属权的土地。就是无论是谁主张这片归自己所有，都不能进入这片土地，都不得在这片土地上从事任何活动，都不能在这里升国旗、奏国歌。
然而，在前中苏边境，这个概念更为简单化，谁强大谁就会在争议区占上风，谁就可以在争议区横冲直撞。
自从1962年中苏边境“伊塔事件”之的后，苏联人就不再承认阿拉克别克是争议区，公开宣称这里是他们的国土，认为他们随时都有理由将这地面上的中国兵团人清除掉、消灭掉。
同样，中国人也有理由捍卫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也就是从哪天起，他们中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为了这片土地，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作为“人体盾牌”，摆在祖国最前沿的国境线上，同前苏联军队进行了20多年不屈不挠的抗争。
1967年7月18日11时20分，兵团农十师哈巴河农场（185团前身）的司号员李桐春，又一次奉命站团部门口的土台子上，吹响了手中那把跟随了他快二十年的军号。
急促的紧急集合的号声，让这个团场所有的男人，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拎起田边地头的钢枪，向各自己的战斗岗位冲去。尽管他们此时已不再是兵，但是他们还是按着兵的习惯，听着军号的召唤。
团长老黄站在山坡上，看了看这支20分钟内就集合起来的队伍，向他们下达了作战命令：“同志们，根据上级通报，今天上午10时，界河对面的驻军约有一个连的骑兵，在炮兵的掩护下，向阿拉克别克争议区我方一侧运动，目前已到达界河附近地区。据侦察人员观察，现在他们全部隐蔽在河边的树丛之中，具体企图目前尚未完全暴露，但是根据上级判断，他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很有可能是要拆除我方在边境线上架设的铁丝网，进入争议地区，进行侵略破坏活动。因此，上级要求我们在12时前占领界河对岸的有利地形，抵进观察，并配合边防部队随时准备消灭敌人。现在我命令值班连和团炮兵排迅速进入阵地。”
在值班连进入阵地的同进，老团长又看了看那些脖子上挂着干粮带，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手榴弹的女人们，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妇女同志们，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女兵出身的军人。现在你们的男人都到前面去了，咱们的家就交给你们了。现在我命令你们带上你们的孩子和三天的口粮，还有你们手中的武器，全部撤到三号地区的沙窝子里去，你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带好我们的孩子，无论前面发生什么事，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来。”
团长说完，在一个孩子头上拍了一巴掌，说了句：“臭小子，快点长，长大了去把你爹换下来。”
然后，团长骑上他的那匹跟随他多年的老黑马，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几年，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妇女，都被编成营连，边境上一有情况，只要上级说按几号方案行动，大家就知道要带几天的干粮，带多少手榴弹，向哪里跑了。”刘秀芹说：“那天我们好像执行的是四号预案，因为往南沙窝子撤就是前边可能要真打了。我们坐拖拉机到南沙窝子时，已是下午二点多了，刚放下背的东西，放出警戒哨。团里通信班的小胡就骑着马赶来传达新命令，说老毛子的骑兵过来了，这次他们只带马刀，没带武器。他们一过来就把我们的铁丝网，扯开了几十米宽的口子，还在我们的地里乱砍的庄稼。上级现在不让打，说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所有武装人员一律避免与他们的正面冲突，只让实施武装监控，防止他们向争议区纵深发展。为了不让他们肆意破坏我们的劳动果实，证明我们拥有争议区的领土主权，上级让我们派出一定数量的妇女，携带生产工具去和他们说理，阻止他们前进。当时，我是后方妇女连的指导员，团长就让我给他挑30名孩子大点的女同志，跟小胡一起去了。大伙一听全都争着要到前面去，我就选了30多人上了拖拉机，大伙一看我也要去，就都劝我说，你挺个大肚子去干啥。我那时怀孕七个多月了，可我是干部，是党员，又是当过兵的人，我不去怎么行呀？我抓起两个手榴弹往怀里一揣，就上了车。说姐妹们你们都别劝了，也别争了，我去那是一个顶俩。没想到我这一带头，拖拉机上一下子就上来了十多个孕妇，赶也赶不下去，结果一车去了六十多人，比团长规定的多了一倍。”
下午四时半，刘秀芹带着六十多位每人怀揣两颗手榴弹的女人，扛着砍土镘，提着镰刀就进了争议区……
正在我方的土地上乱砍乱伐的苏军士兵，突然间看到一大群中国女人，挥舞着手中的镰刀，一步步地向他们走来。顿时所有的苏联军人都惊呆了。就在他们和他们和手中闪着寒光的马刀短暂的定格之后，很快就明白了群中国女人的用意。于是，他们迅速收拢了队伍，退向界河岸边，呈战斗队形一字摆开。
阿拉克别克河边，出现了有史以来，让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汗颜的、不平等的、中苏两国军民间对峙。
一边是骑着西伯利亚高头大马，手持马刀的苏联军人，一边是怀里揣着手榴弹，手里拎着镰刀的中国女人。
女人们迎着苏联士兵高高举起的马刀，毫无惧色地向前走着……
对峙中的双方，从冷静无言对抗、示威，发展到了说理、指责、对骂，就是双方谁都也不肯首先后退一步。
下午六时左右，苏军调整队形，准备用马队冲散人群。阿拉克别克河边又出现了更为惊人的一幕，我方妇女们也迅速调整了队形，以刘秀芹为首孕妇们，手拉手连成了一排，站到了方阵的最前列，高唱着中国国歌迎了上去……
埋伏在她们身后阵地上的团长急了，她们的男人们急了。团长命令全部子弹上膛，所有的枪口都要瞄准冲上来的马队……
苏军的马队刚刚冲出几十米，他们的指挥员就发现什么，突然下令收住马缰……
也许是男人的面子，也许是良心的发现，面对这样的一群“不要命的中国女人”，他们只好放弃武力攻击，远远地站在对面观望着……
对峙还在继续，但是，她们已改变了策略，不再叫骂，不再说理，也不再去和马背上的苏军士兵扛膀子了。她们就站在那里，站在她们认为是自己的土地上放声歌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第一次响彻在了遥远的阿拉克别克上空。
一遍、两遍、三遍，她们还在唱，一直在唱……
也许是受她们的感染，还是一个民族固有的领土意识，苏军士兵也开始唱他们的国歌了，一遍、两遍、三遍……
1968年7月18日，中苏两国阿拉克别克边境地区的武装对峙，就这样演变成了两国间的一次国歌对唱……
苏军撤走的时候，月亮已经照在阿拉克别克河上了。
刘秀芹在苏军撤过河后，就倒在了脚下的麦田里。这时，人们才发现她的脚下已是一片血红……
几分后，刘秀芹在这片分即将要收割的麦田里，生下了一个男婴。
当男人们欢呼着冲下了阵地时候，恰巧那男婴刚刚发出了第一声长长的啼哭。
人们用自己的军衣包起了这个男婴。男婴就在男人和女人们的手中传递着。刘秀芹请老团长给孩子起个名字。团长就说：“界河边的麦田里生的小子，就叫麦生吧。”
不足月的麦生，来到人之后，却长得出奇的健壮，在界河边上喝着羊奶，就长成了一条精装结实的汉子。
三、听两个女人讲过去的事情
刘秀芹，是1952年从山东临沂入伍的女兵。
次年，她和驻库车部队的一位教导员结了婚。
教导员比她大13岁，是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起初，她也是闹死闹活不愿意，但等她真的和教导员郭新桐见了两面之后，她就答应了这门老夫少妻的婚姻。
1954年，刘秀芹随部队集体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后，丈夫郭新桐继续留在部队上工作。
1964年丈夫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农十师。当时，“伊塔事件”刚刚平息不久，边境局势还相当紧张，中苏两国间长达二十多年的边境武装对峙也刚刚开始。
刘秀芹抱着女儿红柳跟随丈夫到达北屯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疆边境线上的这片遥远的土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边疆的屯垦戍边事业，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忠实的开发者、建设者和保卫者。
面对蜿蜒的界河
背靠亲爱的祖国
我们种地就是站岗
我们放牧就是巡逻
……
我们见到刘秀芹的时候，她正在教红柳的孙女唱185团团歌。
她说：“这首歌她唱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了，但是越唱越有感情，越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能拥有一生兵的经历。大半辈子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是其他任何地方的妇女都不可能拥有的荣誉。当然我们也为这荣誉付出了一生”……
刘秀芹的话，是她们那代进疆的共和国女兵的真实的心声。
说起55.5平方公里的阿拉克别克争议区，刘秀芹就像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张活地图，对它的每一座山头，每一条小溪，甚至是每一片田地都能引经据典，能给道出哪一年哪片地里种的什么庄稼来。
这不，眼下她就用晒在院子里的玉米粒子，给我们堆出一个阿拉克别克争议区的简易沙盘，随着她的手指一划，从阿尔泰山大沙山方向流下来阿拉克别克河，就从185团旁边蜿蜒东南面去了：“这条河就是中国和前苏联，也就是现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界河。原来这里还有一条叫喀拉苏的小河，实际上也就是一条小小的自然沟。”
刘秀芹说着又在现在团部附近的地方，轻轻划出了一条小河沟：“在中国的地图上，阿拉克别克河是界河，可是在前苏联的地图上，喀拉苏自然沟是界河。于是，这两条河的中间就形成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按照国际惯例，国界以河流的中间为界，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国界以阿拉克别克河的主流为界，而苏联和后来的哈萨克斯坦，却要以喀拉苏河主流为界，相互都向对方提出争议地区的领土要求。”
“就这样，为了这片55.5平方公里的地盘，你争我夺了几百年，也没解决问题。”说着，刘秀芹用手一胡拉，平掉了她堆起来的沙盘，继续说道：“到我们来的时候，就热闹了。从1964年到1983年苏联散伙之前，就没安生过。”
“20多年呀，整整一茬人的时间，我们白天背着枪下地劳动，晚上睡觉也要把枪放在床头，对岸一有异常动静，掂起枪就要往外跑。”
刘秀芹的战友王桂兰老人说：“我们那茬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来了就发了枪，从此就背着枪种地、放羊，常常是前面的人在种地，后面有潜伏哨埋伏着。那时候谁的家里不都得炒几面袋子炒面，缝几条大大小小的干粮带。一紧张了，不管是大人小孩，一人身上挂上一条拔腿就得往外跑。当时，只要是团里的紧急集合号一响，我们的任务就是抱着孩子往后撤，躲到大沙山背后去，男人们就扛着枪冲到边境线上。晚上在沙山露宿一夜，白天还照样下地干活。再后来，‘老修’天天制造紧张空气，探照灯把这边照得一根针掉地下都能看见，飞机常常飞到房顶上来，吓得孩子们直哭啊。”
刘秀芹接着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边境形势更加紧张。晚上经常紧急战备。男人背上枪都走了，我们妇女和孩子就坐爬犁车，一家发4枚手榴弹往东撤。躲到天亮，看没什么情况了，就再回来。没过几天，又接着再重复、再跑。”
王桂兰告诉我们说：“我的老头子张照汉，自从来到这里就背着枪干活。一背背了40年，直到1990年退休为止，他当了15年值班连的连长。值班连是干什么的？就是什么时候都可能拉上去真打的连队，现在全团就这么一个武装连了。人人全副武装，当时没有武器库，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放在张的家里，紧张的时候，我家一间小屋里，五口人都有枪，一进门墙上挂的都是枪。我们就这么民不像民，兵不是兵，是兵不拿饷不换岗，是民却要扛枪的过了一辈子”……
为了这片土地，他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群“农民”。
几十年来，他们每天肩上背着枪，腰缠子弹袋，手里拿着镐和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种的是“政治田”，在荒滩荒坡上，即使庄稼结不出几颗籽儿也要种下去；他们放的是“领土牧”，冬天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中，牛羊一批批冻死在雪地里，还要继续养、继续放……他们的孩子最早认识的玩具是枪、是炮、是手榴弹，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我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坚信，只要他们的庄稼还在这儿长，他们的牛羊还在这儿跑，他们这些人还在这儿生活，边境线就不会移动，他们耕耘、放牧的土地就依然属于中国。
还是为了这片土地，这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每年都要和有着叛逆性格的阿拉克别克河较量着。
刘秀芹说：“边境那边地势高，我们这边地势低，每年夏季一发洪水，界河就会自然地向我方一侧改道，而界河一旦改道就有可以向我方移动，这一移就可能导致边境线向我们这边推，一推就是一大片的国土没了。只要保住界河不改道，我们就守住了这里的土地，这里的土地是我们的家，是金贵的国土，金贵的领土。”
刘秀芹说：“1988年4月那次是特大洪水，洪水冲出了阿拉克别克河的河道，沿着对方主张的国界线，就是喀拉苏自然沟冲下来了，眼看就要把那55．5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切’给人家了。这还了的，多少人牺牲换来的土地，怎么能让一场洪水送了人情。”
“那天早晨，我是从大喇叭里听到团长下命令的。全团立即投入抗击洪水保卫国土的战斗！全团立即投入抗击洪水保卫国土的战斗！他一连喊了几十遍，全团所有的人就都上了前线。我也扛了一把铁锹跟着挤满的队伍到了龙口。直到第五天，才被团里的领导动员回来。”刘秀芹说。
今天，当我站在风平浪静的阿拉克别克界河岸边时，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条风景如画小河，当年曾以如此惊人的声势和叛逆之性，差点离我们而去，当然，最终还是中国兵团人的真情和国土意识，让它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那是1988年4月24日凌晨，阿拉克别克河，以改往日的温情，象条难已驯服的野蟒，以每秒120立方米的流量（此前２０年中最大流量为４８立方米／秒）呼啸而来。瞬间冲垮了一侧的散德克龙口。洪水沿着散德克干渠长驱南下，几分钟内就冲垮了二道防护堤，扑倒了九连的大部分房屋、畜棚。接着，越过九连继续南下，横扫九连以南十多个单位，九连、七连、五连、边防连、医院等单位与团部的交通全部中断，185团被分割成了汪洋中的几个孤岛。
团长黄佐文接到报告后，决定迅速启用战备广播，几分钟后全团所有的广播中就响起了他急促的命令声：“散德克龙口决口，散德克龙口决口，现在洪水冲进九连以南地区，我命令全团立即投入抗洪战斗！全团立即投入抗洪战斗！”
随即，九连以南14个单位600余人，携带8台推土机，直奔离团部12公里外的散德克龙口，构筑第三道防洪大堤。
阿尔泰地委李东辉书记、哈德斯专员得知185团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后，立即给地区防洪办下了命令：185团抗洪需要什么，我们就无偿支持什么。农十师也给靠近185团的单位下达了支援前线185团抗洪命令。
仅仅几个小时，决口的散德克龙口就汇集了除185团抗洪人员之外的，数千支援大军，就连干休所的老干部、学校的学生和师秦剧团的队伍也赶到了现场，投入到抗洪战斗。
在场的人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心里谁都明白，堵不住决口，就意味着他们将要失去自己的家园，中国也将就此失去那片55.5平方分里的土地。
一连五个昼夜，上来的人没有一个往回走，人人都准备用自己的躯体堵在决口上。团长黄佐文向兵团首长立下了军令状，说：“就是把我185团的五千口人全垒在决口上，也不能丢掉一寸国土。”
到4月29日，阿拉克别克界河，靠近我方一侧已形成40多米宽的河面，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情况十分危机，185团随时都可能被洪水吞没，55.5平方公里的国土，随时都可能成为人家的土地。
为此，兵团的司令、政委来了，农十师的领导来了，阿尔泰地委、行署的官员来了，当地驻军、武警部队的首长来了。一个高规格的抗洪指挥部做出了在对岸爆破分洪的方案。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哟，对岸上是什么地方，对岸是另一个国家的土地，在别人的领土上埋设成吨、成顿的炸药，实施爆破，再把洪水分流进人家的土地，这可能吗？
４月30日，新疆自治区外办、阿勒泰地区外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办、新疆军区边防会谈站、会晤站，边防武警会晤站，十多条外交渠道同时打开，和对方对等的外交官员们，共同协商一个话题：“为了抗击洪水，为了保卫家园，请允许我们借用你们的国土爆破分洪。”
当天下午，所有谈判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们得到了苏联地方政府和边防驻军的谅解。他们同意我“在人道主义的前提下”越界爆破分洪。随即，我方通过空中索道将２吨炸药和1280个地雷运到了对岸进行分洪爆破。
当时，为了向对岸运送人员物资，指挥部决定在40米宽的河面上，架一条空中索道。敢死队员赵焕春和张林江首先跳上了自制的内胎橡皮筏，顺水向对岸漂去。但是，就在小皮伐子快近岸边时，张林江被“晃”进了洪水之中，岸上一片惊呼。张林江几经挣扎终于抓住了岸边的树根，爬上了河岸，随后又将赵焕春从皮筏中拉了上来，一起完成了架设空中索道的任务。
与此同时，几千人的抗洪大军，连续奋战５个昼夜，挖出了一条500米长，十几米宽的导流分洪渠，让洪水从导流渠泻入界河，大大减轻了防洪大坝的压力。
5月8日凌晨1时30分，经过16个昼夜奋战，防洪大坝合龙。
阿拉克别克争议区55.5平方公里的领土，最终因河道的恢复，安然地躺在了祖国的怀抱中。
啊，国土！
四、界碑前刘秀芹说我的泪水是甜的
1994年的这个春天，对于185团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刘秀芹那一代的老人，还系着红领巾的孩子，都是一个喜庆的季节。
因为他们苦守了一生的土地，在中哈两国外交家们唇枪舌剑的几轮谈判中，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
4月26日，中哈两国元首共同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两国国界的协定》。尽管《协定》对中哈边界69号界点到终点（阿拉克别克争议区就在此段）的边界线走向，还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但是人们还是从两国间签订的协议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希望和未来。
刘秀芹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的一夜没睡。一大早他就起床，忙了起来。她从壁柜里找出了几刀黄裱纸和几把香，又准备了几蝶小菜。当一切都准备好了时，天还没亮，她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天亮。
天亮之后，她就要叫上孙子陪她去“13连”（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个团场都是十二个连队的编制，13连是兵团人对老兵们的墓地的统一称呼），她要把中哈两国签订边界《协议》的喜讯，告诉她的老伴——郭新桐。
自从那天之后，刘秀芹就一直再等，再等中哈两国边界问题最终协议的签订。
她说，她要把这最后的喜讯告诉老伴，再去西安和儿子一家团聚。这期间，儿媳两次来接她，她都没去。她说，她要等着房子后边立上界碑了再走。
刘秀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97年9月24日晚七时，刘秀芹和往常一样，准时打开电视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但是当她听到播音员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界问题补充协议》，今天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签订”时，她兴奋地跳了起来，当晚她就招来了一起进疆的老战友，在自家的庭院里搞了一个庆祝晚会。
刘秀芹为此搭上了两只羊和一架的葡萄。我无法考证这是不是中国惟一的庆祝中哈两国国界问题《补充协议》签订的家庭宴会，但是185团的人们记得，第二天全团沿边境一线的几个连队，在阿拉克别克河边的草地上，共同举行了庆祝《协议》签订联欢会。
我回到兰州之后，在外交部的网站上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界问题补充协议》文本，现将两个文本中有关阿拉克别克争议区划界问题的条文摘录对比如下：
1997年9月24日，中哈两国在阿拉木图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界问题补充协议》，是对1994年4月26日中哈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的补充。此协议具体明确了已达成一致的中哈国界第69号界点至终点之间的边界线走向的详细规定。原《协议》第二条，所述第69号界点起沿无名山脊线(原苏联地图为灭里几阿纳依内山岭)向西偏西南行，至第七十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山脊上6570高地(原苏联地图为6637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61611高地(原苏联地图为6107高地)上，北偏西北约3.6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5790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东南约9.8公里。从第70号界点起，国界线沿无名山(原苏联地图为腾格里塔乌山)山脊线大体向西行，至第71号界点。71号界点是中哈国界线的终点，在汗腾格里峰6995高地(原苏联地图为6995.2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6161高地(原苏联地图为6107高地)西偏西北约8公里，中哈国界线上6105高地(原苏联地图为6146米高地)西南约11.02公里。
此外，这个《补充协议》还规定此协议与1994年4月26日中哈两签订的《中哈两国国办协定》互为一个整体。自此，中国边境西段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线不再是临时国界线。经双方平等协商后勘测确定，并用红线在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和原苏联地图上标出，中哈两国国界从此成为了永久性正式国界。根据这个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国界协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从根本上放弃了前苏联关于喀拉苏自然沟为中苏两国界河的主张，共同认定阿拉克别克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界河，河流主航道为两国共同边界。
这样，从阿拉克别克河散德克龙口以下以东，喀拉苏自然沟汇入额尔齐斯河以西，面积为55.5平方公里的土地，再也不是争议地区，而是被《国际法》认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领土。
《协议》签订后，中哈两国测绘人员又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测量，中哈边境全线正式划界。
明天，我国政府将要在阿拉克别克河岸，185团刘秀芹女儿红柳承包的土地上，举行隆重的国界界碑的埋设仪式。
是夜，刘秀芹又是一夜没睡，她叫女儿起来给她梳妆打扮。她说，她要精精神神地去参加这个盼望已久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庄严仪式。”
1999年8月10日，一个让兵团185团人永远难以忘怀的节日。
多少年了，这个中国最西北端的边境农场，从来没有这样喜庆过。通往边境的路口上，一座高大的彩门上横幅高挂，彩旗飘扬，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大人孩子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
天刚亮，全团沿边的十多个连队，6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喜庆的鞭炮就噼哩叭啦不绝于耳，响个不停。老人们都说，我们在这里大半辈子了，连过年都没见这样热闹过。
一大早，太阳刚刚爬上阿勒泰山。全团所有的广播就在一个统一的时间里，统一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团部和各个连的操场上，一起升了起来。
刚过八点，离埋设界碑仪式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人们就挥动着手中的小国旗，从四面八方，兴高采烈地向界河边的会场涌去。
今天，刘秀芹特地穿了一身看上去十分象列宁装的西服。
这是去年她让儿媳拿着她当年的军衣，在西安专门订做的。她喜欢这种款式，更喜欢穿这种衣服时的那个岁月，因为那是她年青的季节。出门的时候，女儿红柳又从院子里的花坛里，摘了一朵火一样红的大丽花，给母亲别在胸前。她这才拿上国旗出了门。
刘秀芹把今天这个日子看得特别重要，因为昨天团政治处的张股长，专门来通知她，让她作为50年代进疆的女兵代表，第一批上场给庄严的界碑培土。
根据国际惯例，本着相互尊重的对等的原则，中哈双方的界碑埋在各自国境线边上相同的位置上。而且在埋设国界永久性界碑时，双方要一同行动。
北京时间上午10时，中哈双方的界碑，同时被各自的八名礼兵正步抬到界河两岸对称的位置上。
我国制作的大理石界碑非常地大方美观。界碑是双面彩色篆刻，上部是庄严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大字，最下方是界碑的编号。
庄严的国歌声结束之后，刘秀芹等32位老兵代表，在数千人的掌声中，深情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哈边境第32号界碑培上了第一锹土。紧接着边防部队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少年儿童代表一一走上前来为界碑培土……
界碑。稳稳地竖立在了阿拉克别克河畔。
刘秀芹再次走向界碑，取下胸前那朵火红的大丽花，慢慢地放在了界碑的基座上，向界碑深深地鞠了一躬。等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在场的人们都看到她的眼里溢出了晶莹的泪花……
她说，这泪是甜的，是甜的……
在这甜甜的泪雨中，刘秀芹也见证了界河对岸哈国的埋设界碑的仪式。
相比之下，尽管对方的仪式不是那么隆重热烈，但也朴素大方。
隔河相望的哈国边境小镇阿连谢夫卡，一大早也来了许多的边民。当两边的界碑在掌声中竖立起来之后，两国的边民在一片“哈拉稍”（俄语：你好！）的喊声中，涌向河岸，隔着一条窄窄的阿拉克别克河，互致着真诚的祝贺。
年青的姑娘小伙们则冲进河里，相互拥抱起来，就连两国的边防军人，也以自己的礼节，纷纷向对方致以标致的军礼。
是呀，对于双方的边民和军人来说，划定国界，埋设永久性界碑，也是一件喜事。它表明了中哈两国关系已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从此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
下午，团里的庆祝大会之后，刘秀芹和一大群老兵，又相约来到了界河边上，他们在32号界碑前，照了合影之后，又开始照起了个人照，直到太阳下山，还不断有人向这里走来……
五、阿拉克别克河边的边境小夜曲
阿拉克别克河滩上的白桦开始落叶了。那片片金黄、火红的叶子，在风中飘舞着，嬉戏着。玩够了，闹累了，才缓缓地飘落下来，又和着界河里的歌声向无方飘去……
在离开农十师时，我又陪刘秀芹去了一趟界河，向“13连”的官兵告别。
在这片墓地里，几百座老兵的坟茔像他们生前列队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界河岸边的无名高地上。
刘秀芹告诉我，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尽管他们生前的身世不同，但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天起，他们就都成了最崇高的爱国主义者。
从他们的墓碑和刘秀芹的介绍中，我得知了他们中有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于革命的老红军、老八路和解放军战士，也有1949年随陶峙岳将军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官兵，还有跟解放初期参军进疆的女兵，以及兵团成立后支边进疆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知青，“肓流”来疆的农民，从部队复员转业军人，也有英年早逝的第二代、第三代军垦人的后裔。
跟他们生前的出身、年龄、文化和家乡都存在着差异一样，他们的死也不尽相同。有在剿匪战场上和在守卫国土、抗击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有因积劳成疾，突然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有病魔缠身，久治不愈而离开人世的。有在修水库、建厂房、筑大坝时因公殉职的。也有被饿狼野兽咬死的，也有遭遇车祸或寒流而遇难的。
当然，也有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害致死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而寻了短见的。尽管他们生前跟现在还活着的人在一起共事的岁月里，曾经相互帮助过、嬉笑过，也曾为了个人或是小集体的利益有过争吵，有过分歧，甚至是粗过脖子、
红过脸。
但是，他们之间却有一个全中国，乃至是全世界百姓，都不曾拥有的称呼——战友。就是这个称呼，维系了一支全世界最庞大队伍——兵团。
每当危难关头，尤其是在维护国家主权、抗御外侮的斗争中，他们就会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今天，当他们生前倾尽毕生身血，屯垦戍守的土地，已不再是争议地区时，活着的战友就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一喜讯报告给了他们。
刘秀芹说：“立界碑之后，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人们就像是清明节扫墓一样，凡是家里有人葬在这里的都来上坟。这里没有亲人的，那他们的战友、老乡就来了。要是那几天你到这里来，每座坟前都能看到新烧的纸灰，新焚的香柱”。
离开这片墓地的时候，我在想，他们生前虽然都普普通通，有的甚至活得可怜兮兮，但是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一行扎实的人生足迹，他们都是当代中国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远离了故土，远离了亲人，生活在荒凉偏僻的国境线上，死后又安葬在界河边上，成为共和国一座座永不移动的界碑。
我站在阿拉克别克河岸的这座无名高地上，向这里的生者和死者，一个特殊部落里的最现实的爱国主义者，敬礼！
返回兰州之后，我还经常想起月光下那条叫阿拉克别克界河。
再后来，我为那片遥远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那条遥远的小河和那条小河上的月光，写了一首叫《边境小夜曲》歌。
我请风儿把这歌声送达刘秀芹和界河两岸的所有人家。
风儿收起了飞翔的翅膀
小河儿还在静静地流淌
白桦林里走着淡淡的月光
界河对岸的姑娘情歌轻唱
战火曾经烧过这片疆场
硝烟已作祥云飘在天上
河中锈迹斑驳的铁丝网上
一对白鸽拥吻在边境的界桩
边境的月色弥漫着吉祥
草滩上四散野花的芬芳
弹琴的小伙和着对岸的歌唱
明天他要迎娶异国的新娘
战火曾经烧过这片疆场
硝烟已作祥云浮在天上
坍塌的战壕里长出了高高的白杨
昔日的弹坑旁开满了紫色的丁香
边境的月色弥漫着吉祥
草滩上四散野花的芬芳
两岸的村庄灯火辉映着友谊的目光
和平的歌声空中挽手飞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