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设计采纳了“祥云”图案，发布的新闻中解释说，“祥云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时间跨度，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体现着“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寓意。

    其实，祥云与中国文化的可排在首位的代表性符号——龙，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云是龙的取材对象，龙则常以云的形状呈现。

作为一种自然天象，云的盘卷翻腾变化不居的形状，以及和雨水的密切关系，是不可能不引起古人注意的。唐代的韩愈在《杂说》里讲：云“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云在天地间弥漫飘荡，遮太阳，蔽月亮，使晴天变成阴天，又能感应雷电，变化作雨，润泽土地，使山谷清流不断：这可真是又神灵又奇怪的啊！”云雨的聚散浓淡多寡匀偏，直接影响着生产和生活，古人对云的敬畏和崇拜是很自然的。因此，古人在以“多元容合”的方式创造龙这个“雨水之神”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将云排除在外的。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泥质加砂陶尊上，可见到最早的云龙。小山遗址属新石器时代赵宝沟文化，距今近7000年。江苏吴县草鞋山和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距今4500年左右）墓出土的陶鼎盖上，都刻饰有龙形卷云纹。同期及之后出现在陶器、玉器、青铜器、建筑物等材质上的云雷纹、星云纹，看上去也都有几分“龙”形。——据此，说祥云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时间跨度”是不确切的，应改为“具有数千年的时间跨度”才符合实际。

史籍中也不乏对云和龙关系的描述。《周易·乾》言“云从龙”。云为什么要“从龙”呢？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说：“龙是水畜，云是水气，故龙吟则景云出”（《十三经注疏》上）。这也就是说，在一些古人心目中，就像诗人吟诗那样，云是龙“吟”出来的。而《淮南子·天文训》则讲“龙举而景云属”，《春秋元命苞》则讲“龙举而云兴”。其间的道理，《淮南子·地形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云。……赤龙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云。……白龙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为白云。……玄龙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云。”换成现在的话就是：黄龙潜入地下便产生黄色的泉水，黄色的泉水上涌，穿过地表尘埃，便变成了黄色的云团。以此类推，便有了青云、赤云、白云、玄（黑）云。

我们知道，云的形成主要是由水汽凝结造成的。而水汽则是来自江河湖海，及土壤和动、植物所含水分的蒸发，即“汽化”。水汽升空，进入大气层，或成云致雨，或凝聚为霜露，即“凝化”，然后又返落地面，渗入土壤或流入江河湖海。以后再蒸发“汽化”，再“凝化”下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是现代科学对云的解释了。古人的说法，与科学的解释当然有距离，但也含有一定的科学的成分，是古人对观察到的自然界“汽化”、“凝化”现象所做的朴素的理解。

这样的理解因引入了龙而具有了神奇的、文化的意味。《论衡·龙虚篇》言：“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三国时代的管辰在《管辂别传》亦言：“龙者，阳精，以潜乎阴，幽灵上通，和气感神。二物相扶，故能兴云。”显然，在古人看来，没有龙，云无以举而兴；没有云，龙无以神其灵：云与龙，龙与云，二者竟是不可分离的。   

在对龙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有一种“龙源于云”说。这种说法认为：“最初的龙形不过是抽象旋卷状的云纹。而后来逐渐趋于具体化、生物化，并且展开而接近于现实生物界中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的形象。”“龙就是云神的生命格。”（何新：《龙凤新说》，《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版）这样的说法有将云作为龙的惟一原型的倾向。而在我看来，尽管云与龙关系密切，但云只是龙的原型之一，即取材对象之一，而不是“惟一”。龙是“多元容合”的产物，龙的“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对象包括着云，也包括着云之外的雷电、龙卷风、泥石流、海潮、星宿等自然天象，还包括着蛇、鳄、鱼、鲵、猪、马、牛、鹿、熊等众多动物。

龙的“多元容合”与古人的“模糊思维”有关，这样的思维具有直觉把握、整体关联、神秘的非逻辑和群体意象等特点。它既是对整个世界的“模糊”，也是对各种自然物之间关系、人和自然物之间关系、容合对象与容合结果之间关系的“模糊”。于是，在古人心目中，云、雷电、虹霓、龙卷风、泥石流、海潮、星宿等自然天象，和蛇、鳄、鱼、鲵、猪、马、牛、鹿、熊等动物都既可以是龙的原型和模特，也可以是龙的显相或变相。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史籍所载和人们口传中的所谓“见龙”了——作为神物的龙，自然界中不存在，当然“见”不到，能“见”到的，都不过龙的这样那样的模特儿而已。

读到过一篇《我见过龙》的文章。作者称他小时候和伙伴们在家乡小河里游泳时，看到了一条“活生生的真龙”：“这条龙是青色的，身体悬浮于一片云彩之上……阳光照耀下可以看到它的鳞片在闪闪发光。……本来比较平静的河面，突然间涌起了波涛，随之浪头越来越大。此刻我们看到从河里猛然升起一条白色的‘布’。哇！它竟然吸起了河里的水……突然空中发来一道很刺眼的光，等我们睁开双眼，龙已经不见了。”根据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判断，作者所目击到的龙，不过是云团、龙卷风和闪电之综合罢了。

至于将“祥云”的寓意概括为“渊源共生，和谐共融”八个字，我认为是对的，这八个字，和龙的“容合”的基本精神相一致。但不够全面，“祥云”还有应当有“福生”，即“造福众生”的寓意。中国人有将美好的祈愿和美丽的想像寄托予“祥云”的传统，所谓 “云行雨施”、“云布雨润”、“云集景从”、“云舒霞卷”、“风云际会” ，等等。当然了，“福生”，也是龙的基本精神之一。

通过以上释析，再来看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火炬，如果哪位朋友说：“那一团团‘祥云’，不正是一条条翻卷、升腾、抱团、飘逸的‘祥龙’吗？”我会说：“对，有道理，祥云从龙嘛！”

重拳出击，遏止叛乱，维稳保和

——若尔盖大草原行止随笔

□刘斌夫

3月，藏区达赖分裂主义分子叛乱期间，笔者按原计划多次到若尔盖大草原考察区域经济。在若尔盖县城，见过武警部队和最新式的装甲车巡逻。在红原县城，见一院内有数十辆军警战车待命。若、红两县相安无事。首府马尔康在鹧鸪山沟的“美谷”里，依然宁静，阳光璀璨，“山雨欲来”之势已不复存在。但若—红—马一路上外松内紧，戒备森严，多次盘查进出车辆，张网以待。

从电视、网上看到的阿坝县骚乱，令许多人憎恨达赖之流。

所谓破坏奥运，仅仅是一种假象和幌子。达赖搞啥“藏独”，难道要把藏区倒退回反动的农奴社会？！中国现实是社会主义旗号下，封建社会与权力资本主义社会的杂糅形态，尽管比起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很落后，反封建的任务还很重，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但无能如何，总比黑暗无比、凶险邪恶的农奴制，要强百倍！达赖的丑恶行径，是反社会，反人类的。

在九寨沟，原住藏民们纷纷反对叛乱。这里老百姓因旅游开发赚了许多钱，开口可说英语，子女送到英国留学。

在阿坝州各县，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政府似乎过于迁就藏区，每年给了大量的扶贫资金。众多寺院许多喇嘛，领着国家发放的津贴，过着锦衣玉食、悠哉游哉的生活。为什么少数人还受煽动而叛乱呢？

早在2002年，笔者作为首度提出“地球之肾”若尔盖大草原“国际湿地生态保护、构造草原农牧生态产业链”战略的专家之一，当时就呼吁过：草原农牧民生存状态的改变和如何“产业扶贫”共同致富。可是，政府方面只要钱、给钱，没有从源头上解决藏区发展不平衡、贫富不均等诸多问题。

在长江黄河上游悄然流过的若尔盖大草原，牦牛、羊太多，多出可承载量的数倍，草原不堪重负。牛羊冬季存栏量过大，至今未真正从根本上形成宰杀、加工、外销、变现等亟待解决的产业链。贫苦无奈的牧民为了扩张草场，就挖沟排水，结果，很脆弱的沼泽一瞬间就变成了沙漠。直接影响到地球生态平衡。这须要中央、省、州、县各级政府引起高度重视。若尔盖有世界上最好的牧场、最好的牛羊，牛羊却未大规模宰杀、卖不出去。草场超载，引发生态恶化、“养牛越多则养牛人越穷”的一系列危机。（参见笔者长文《寻找湿地，为迷失的家园造肾》四川日报2002年7月5日，及《华西都市报》2002年7月15日头版头条对笔者的专访）

笔者又于2007年向四川省委提交提案《调整四川旅游发展战略，倾力打造九大旅游走廊》的全新命题和积极动议，目前对官方已有触动，各地市州反映热烈。若能形成省府重大决策，必将为“构筑西部经济高地”（四川省长蒋巨峰语）创设前提条件。

若尔盖草原又发现多例大骨节病，病因不确，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原来农牧民种青稞、油菜，亩产才一、二百斤，收入极低。而今应当大面积种植中草药——“退耕还药”，同牛羊宰割加工外销、旅游开发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富民惠民工程。

藏区工作诚然很苦，然而，藏区干部多年来不真正抓经济发展，不研究文化传承规律，不切实解决民生的深层问题，只是身手向上要钱，向下挥手发钱，守摊维稳，以为“哄住娃儿不哭”就万事大吉，酒后睡大觉，周末节假就赶到在成都悄悄买下的私房里颐养天年，未能防微杜渐，结局可能甚至肯定就是“养猫成虎、虎大伤人”，防不胜防。这种半消极执政，不能不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失职与失策！

钱，肯点要要，要发，而且连年递增，但更要搞产业扶贫，吧富民惠民工作真正彻底落到实处，这在藏区，乃当务之急！

中国政府应该就此次藏区叛乱事件，深刻反思。“民主改革、改土分流”之前，政教合一，相对稳定；“民改”之后，政教分离，淡失监控，一些宗教势力逐渐形成独立王国甚至黑势力团伙。在神权往往大于政权的藏区，早该对寺院进行定编定员，造册清理，强化监管。西藏从来就是早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与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著名军旅女诗人杨星火歌词、藏族知名女歌手徳乾旺姆首唱）。“龙来氐羌黄河头”。中华民族“从一元多体到多元一体”。华夏先民最早都聚居与青藏高原，因气候变化等故，于8000至10000年前发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浩大迁徙，许多民系分支，兵分两路，历时千年，行程万里，往复曲折，时进时停，沿途流布，终于分别抵达长江黄河中下游定居，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发达的农耕文明。而其中一支，以演化为今天的藏族为主体，继续留守在中华民族的快乐老家，过着天堂般的游牧生活。后来，黑暗愚昧吃人的农奴制度悄然兴起，使广大藏民沦为“娃子”，堕入深渊，下了地狱。“民主改革”，虽不能说有多成功，至少整体上在藏区是伟大的社会进步。

任何一种群体性事件，都有诸多内外因素作用集合而发。

“远亲不如近邻”的中国、印度两大文明古国，自古就有深刻的文化交融，本来可以调和一切矛盾的。然而，另一些国家别有用心的某些反华势力，对中国和印度的飞速发展，十分惊惧和不满，很不希望这两大古国发达起来……

与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箭之仇的印度，是达赖集团活动的背景国。达赖已近垂老，尚能饭否？此次已属回光返照，搞点动静，作垂死挣扎。达赖的手下，也急于利用达赖这张最后的“王牌”，趁机搞点钱花。因为图谋政治不轨者，必有以“动静”来赚钱之企望。不动，则无别有用心者的赞助。而且，中国民间学者几年前就开始注意印度这支劲敌。从地缘政治关系看，中印边界相邻，矛盾潜滋暗长。印度近年发展势头之猛，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印度正逐渐成为中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中国政府当引起高度警惕。卧榻之侧，岂容猛兽酣睡？达赖集团支使、煽动的叛乱事件，并非“偶然”空穴来风，也许是印度某种势力——鹰派向中国间接发出的刀枪外交信号。

此次藏区叛乱，与任何学生民主运动、公民反暴政、平民被城管逼反、弱势群体反野蛮拆迁、民工索讨工钱等群体事件，有着根本上的截然不同性质。叛乱不是民主。分裂是在犯罪。和平崛起的中国，须要相对稳定、民主、和谐、反贪腐、反不公平、反垄断、反封建，同时，要反叛乱，反分裂。灾难深重的中国大陆再也经受不起动荡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