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思想者之间的争论和政客之间的争论
思想者之间的争论像体育比赛，政客之间的争论像打仗。
对体育比赛来说，胜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提高运动水平和把更多的民众吸引到体育活动当中来！比赛仅仅是一种手段，所以，我们可以容忍“海外兵团”，可以鼓励郎平担任美国女排教练，并把击败中国女排做为目标，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视为我们的骄傲！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比赛的非目的性，无论如何，都是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都是为了促进运动水平的提高。
思想者之间的争论，也应该是这样的，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击败对手，而是要相互砥砺，发现真理，并通过争论使自己的思想影响大众，也通过争论，来发现自己在事实和逻辑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思想者之间，可能在思想观点上针尖对麦芒，尖锐对立，但并不妨碍他们在个人关系上建立友谊，成为朋友，正像在体育比赛中的两个对手，在场下又可以成为私交甚笃的好朋友一样；也正因为如此，争论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把给对方充分表现的机会，作为自己发挥最高水平的前提，而不能想象用争论之外的其他手段打压对方，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就是这个意思。
政客就不一样了，由于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争夺权力，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更像是打仗，胜负就是目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争论就无所不用其极，逻辑与事实反而变得最不重要了，抹黑、抹红的手段都要用，只要能搞臭对手就行。在政坛上的两个对手之间，一般不太可能有什么私交。
在中国，最令人费解的是，思想者之间的争论和政客之间的争论并没有什么明显界限，这也许是中国的事情不容易办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其二、平常心为什么是理性的？
现在大家都说要有平常心，平常心为什么是理性的？
在我看来，平常心的合理性，就在于人的欲望和能力之间的不一致性。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能力却是有限的，这其中的差距就会给人带来痛苦，而且越执著就越痛苦。如何才能减轻乃至消除痛苦？就是要接受这个差距，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把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当成实际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平常心。
我在湖南的岳麓书院看到这样几句话，觉得非常受启发：“是非审之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判断是非一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如果一个人连是非都不分，那他也就无法在社会中立足了，因为别人无法和他打交道；而“毁誉”、“得失”都不是自己所能够控制的，你为此而烦恼，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最好的态度当然就“听之于人”、“安之于数”了。
中国古代“禅宗”所体现的智慧，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禅的核心就是要不执著，在“禅宗”看来，一有执著心，即生烦恼。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禅”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日本武士在战场上往往可以视死如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然到了战场，就要去掉对生命的执著心（在战场上，怕死的人并不比勇敢的人更有机会生存下来），能够从容面对死亡。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格言，如“尽人力而听天命”等，都体现了平常心的智慧。显然，在做事的时候，无论怎样努力去“尽人力”，“人力”总归也是有限的，因此，既然尽到了人力，目的是不是能达到，也就不必烦恼了，因为那是属于“天命”管辖的范畴。
其三、电视上的那个人是我吗？
这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制，待播出后自己再看，你会感到电视上的那个人，并不是你。无论形象，无论语言，你都会觉得这个人和你自己对自己的想象相去甚远，很奇怪。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概是因为，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不容易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当然，编辑事后的剪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我都不敢再看自己的电视节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