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也就是3月27日，我参加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关于“京剧进校园”话题的讨论。由于节目安排的原因，我参与的部分，主要是“如何看待样板戏”的问题（其实我认为“样板戏”这个名词是不恰当的，准确地说，应该叫“现代京剧”，这里姑且从众从俗）。
在讨论中，我做了如下发言：
如果京剧真的有必要进课堂，那我是主张样板戏也一定要进的，不仅要进，而且应该占据主要地位，理由就在于，样板戏是中国京剧艺术的颠峰之作，是当年集中了一大批堪称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搞出来的。由于当时能够参加样板戏的创作和演出被看作是无尚的荣耀，因此参与创作和演出的人员无不表现出最大的热情，倾注了无数的心血，这就使得这些样板戏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远非那些传统剧目所能够望其项背。
当然，说样板戏是京剧艺术的颠峰，并不是说它就不可被超越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后完全有可能出现比样板戏更高的颠峰，但既然现在还没有出现，样板戏就仍然代表了中国京剧艺术的最高成就。
和传统京剧相比，样板戏的对京剧艺术的创新和提升是多方面的，其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以京剧的“灵魂”唱腔而论，在样板戏出现之前，虽然也有不少京剧大师，对唱腔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也形成了许多“流派”，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跳出“一曲多用”的窠臼，其表现力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样板戏的唱腔，则根据特定人物在特定剧情中的内心活动需要，除在传统唱腔的旋法唱法上有了更新更多的发展外，又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板腔，使其表现力更为丰富，而且通过板腔间多种形式连接构成的套式组合，使人物情感波澜和心理活动的揭示显得层次更为丰富、跌宕，对比幅度更大，以“专曲专用”的革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曲多用”，大同小异的旧格局。
从音乐上看，虽然很早就有人尝试在京剧中使用中西混合乐队，但由于中西音乐的律制节奏要求不一，音响音色的平衡问题无法解决等原因，这些努力均告失败。而样板戏对此做了一系列艰苦并堪称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验：在乐队训练中强调音准向西洋乐器靠拢，节奏则服从京剧板式律动；同时还根据传统京剧京胡、京二胡、月琴及板鼓锣钹的音响，科学地确定了43211（即第一小提琴4把，第二小提琴3把，中提琴2把，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各1把）为基础的西洋乐器的编制。为减弱京剧锣鼓的噪响并使鼓师们能看到指挥，专门采用了有机玻璃罩加以拦隔，并在锣的锻制中采用了铜银交熔的新工艺——所有这些大胆的改革创新，使中西混合乐队为京剧伴奏成为可能，而且使乐队不管是为剧中的气氛意境铺垫渲染，还是人物唱腔的帮腔衬托，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舞美的角度看，样板戏在创作过程中，从现代生活的实际出发，在表演、舞台调度、舞台布景和灯光道具方面，也都大量吸收了话剧和电影等姊妹艺术的手法，这些也都使京剧艺术焕发出了新的青春活力！
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样板戏仍然会历久弥新，重放异彩，继续受到海内外观众的欢迎了。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艺术精品是不会随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消亡的。
从根本上讲，京剧也好，其他地方戏也好，要想适应现代生活，为当代人所喜闻乐见，就必须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进行现代化改造。样板戏对京剧改革的探索是大胆的，也是相当成功的，但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探索后来却夭折了，京剧走到今天这样像大熊猫似的需要保护的境地，这绝不偶然的。
在讨论中有一些很有趣的花絮，在此我也做一些简单的记述：
有反方嘉宾认为，“样板戏”宣扬的不是“普世价值”，因此应该予以否定。我对此表示反对，我认为：“‘样板戏’中所贯穿的价值，主要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也是普世价值，而且是最根本的普世价值，因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好，都只能通过反抗来获得，而决不可能通过逆来顺受来获得。”
有反方嘉宾认为，“‘样板戏’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和极端化的思维”。我对此做了这样的回应：“对‘暴力’和‘极端’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否定。以样板戏中最著名的《红灯记》为例，这出戏里因为有刀劈鸠山的场面而显得很‘暴力’，因为有‘仇恨入心要发芽’的唱词而显得很‘极端’。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剧中主角李玉和早年参加的‘二七大罢工’，正是一场典型的非暴力和平维权运动，结果北洋军阀却用大屠杀来回应，‘浑身是血’，从尸骨堆里爬出来的李玉和，会做何感想呢？刀劈鸠山当然是暴力，但日寇在南京城刀劈、枪刺、活埋数十万中国人，又算什么呢？中国人除了以暴力对暴力，把日寇赶出中国去，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小铁梅的唱词听起来的确是有些咬牙切齿，但在她的爹爹、奶奶都日寇残杀的情况下，你让她去唱‘让世界充满爱’，这不太强人所难了吗？”
关于这个话题，有观众席上的票友上来指出，教育部推荐曲目中的传统京剧曲目，其实可能更暴力，更极端。比如《这一封书信来得巧》中就有“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上前个个俱有赏，退后难免吃一刀”的唱词，而《猛听得》中则有“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的唱词。对于这位票友的质疑，反方嘉宾未置一辞。
在讨论中，也有一些“火药味”比较浓的冲突。比如反方嘉宾W先生反对任何戏曲进课堂，认为只有童话才是唯一适合孩子们学习的，他的理由是“中国文化是一种无耻的文化”。
我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我指出：“如果中国文化是一种无耻的文化，那您就应该自杀。因为您也是这种文化的产物，您不能这么无耻地活着。意识到了无耻而又无耻地活着，那您就是双倍的无耻，甚至是无耻的平方……”
W先生勃然大怒，从椅子上跳起来并直冲我走来，用手指着我说：“我活着就是为了不让你们继续毒害人民……”
主持人胡一虎见状急忙站在我们两人之间，对我说：“我来保护你！”我笑道：“不用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未必是我的对手。”W先生此刻也停止趋前，退回座位，“暴力事件”终未发生。
其实我和W先生是初次见面，对他并无成见，此番发言也无意贬低他的人格，只是对他的发言做一点逻辑上归谬而已。对由此给W先生带来的不快，我表示歉意。
反方嘉宾L教授反对“样板戏”进课堂，理由是“‘样板戏’一没有爱，二没有美”。我对此表示不能同意，我指出：“‘样板戏’中是有爱的。以《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为例，他冒着生命危险打入匪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大爱’，这种‘大爱’就是对人民的爱，对夹皮沟那些受土匪蹂躏的老百姓的爱，不能说‘样板戏’中没有爱情、亲情就没有爱了。至于‘样板戏’的美，我在一开始的发言中就已经说过了，就不重复了”。
有反方嘉宾认为：“只有那些以前看过‘样板戏’的人才会喜欢‘样板戏’”。我对此也表示不能同意。我说：“根据龙应台先生的文章，《红灯记》在台北演出时就很受欢迎，有观众甚至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另外，《杜鹃山》的女主角杨春霞也曾回忆说，他们当年在国外演出，非常受欢迎，观众甚至会不自觉地‘入戏’。比如当她念道‘给财主干过活的，请把手举起来’时，许多台下的观众也举起了手。所有这些，都说明‘样板戏’的艺术感染力具有普遍性。没有看过的人，也一样会喜欢。”
我的一些发言也给我招来了一些嘘声。比如当我说到“和杨子荣的‘穿林海，跨雪原’那一段唱腔相比，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时，台下就响起了一些嘘声和不以为然的笑声。也许大家已经不假思索地认为，帕氏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世界第一，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吧？
我的发言，大抵如是，节目可能在本周末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