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上)
张宏良
国庆期间，灵魂如同沐浴佛光圣辉般两次得到升华：先后观看了国家大剧院首场演出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杜鹃山》。席间是用心在观赏，而不是用眼睛在看，因为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从头至尾，泪水滚滚，感慨万千。一是感谢胡锦涛新政让一度被作为文革罪状而遭到镇压的红色经典又回到了舞台，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感谢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京剧院的精彩演出，或许是残酷的阶级压迫让演员找到了真实的感觉，两场演出的艺术感染力都超过了文革时期的原版演出。二是感慨1921年开始的人民革命居然输得如此悲惨，柯湘和红色娘子军所展示的中国妇女反抗压迫、崇尚真理、追求自由的伟大献身精神和英姿飒爽的光辉形象，竟然短暂的如同夏夜流星般地悠忽即失，重新落入了被压迫被蹂躏被损害的悲惨境地，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境地。
奴隶社会，妇女只是所属奴隶主个人的玩物，至少不会遭受其他奴隶主的蹂躏；封建社会，中国小农经济的半独立性和宗教礼教的道德约束，使富人官僚只有像黄世仁、高衙内那样依靠原始的强暴才能蹂躏妇女；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通过金钱的内在控制把广大妇女逼上了职业和非职业卖淫道路（常年按次数零售是职业卖淫，终生一次性批发给富人是非职业卖淫），但是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妇女从职业和非职业卖淫中解放出来；至于社会主义社会，那是妇女真正解放的时代，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妇女的第一次完全解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同工同酬并且妇女生来就具有工作权利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彻底摆脱了权力和金钱双重束缚的时代，那是一个保护妇女的《婚姻法》和《宪法》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时代，妇女和男人一样不仅拥有诸如罢工自由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同时还拥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如四大自由等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历史上把妇女强制变成男性玩物的两大社会锁链——金钱和权力，前者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砸碎了，后者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男性统治突然进入了一个悲剧时代：凭借金钱玩弄妇女的富豪被革命铲除了；凭借权力玩弄妇女的官僚又被诸如文革等政治运动压迫得整体阳痿，他们对已经翻身做主的中国妇女唯一能做到的性侵犯，就是关起门来躲在阴暗角落里进行手淫。借用佛罗伊德的“性本”学说，性欲燃起的仇恨是最原始最疯狂的仇恨，中国的官僚集团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包括在精英集团基础上再次衍生出来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之所以对毛泽东先后领导的政治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充满仇恨，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于这种阳痿的仇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仅导致了中国反革命右派集团男性力量的阳痿，甚至导致了他们对人类所有美好事物的感官阳痿，30年来他们不断地控诉说，他们其中许多人只要听到《红色娘子军》等至纯至美的经典音乐，立刻就会如同羊角风发作般地口吐白沫，倒地抽缩。可见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和恐惧达到了何等极端程度。
或许正是这种极端的历史仇恨，导致了极端的历史报复，在世界各国妇女普遍解放的文明大潮中，曾经被全世界公认为男女最平等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解放最彻底的中国妇女，却被打落到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地狱底层，6亿多中国妇女在整体上被强制变成了精英的玩物，不仅包括一般白领在内的劳动妇女，甚至包括政府机关、大学教师等上层知识妇女，在客观上也变成了她们“上司”的任意玩物，如果敢于拒绝就要牺牲前途牺牲子女牺牲家庭，直至下岗回家、断绝活路，最终只有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所有陌生男人玩弄。中国妇女的悲惨就在于，一旦不幸遇到一个流氓上司，所有中国妇女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接受上司的玩弄；要么站在寒冷街头被所有男人玩弄。无论怎样选择，结果都同样是被玩弄的命运。 媒体曾经报道，一个因拒绝厂长性要求而下岗的妇女，最终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成为那个厂长的嫖娼对象，每次那个厂长发泄完毕后，总是会扔下一句“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个妇女的悲惨命运，最生动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改革的本质特征：让每一个权贵都有权决定下属的命运，把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置于上司的掌握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残暴制度，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所有工资福利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任何官员都没有剥夺或增加下属一分钱的权力，更不可能让工人下岗；相反，宪法规定的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倒是形成了民众对官员的强力制约。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四大自由，但是罢工自由和组建工会的自由，也使任何老板或上级不敢胡作非为。而在后来的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赋予了官僚集团每一个成员决定他人成败贵贱的权力；市场化的改革，又赋予了资本集团每一个老板决定他人生死荣辱的权力；并且权力和金钱的力量不受任何限制，任何试图限制权力和金钱的努力，都被精英集团贬斥为反对改革。结果就是中国男人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家奴，中国妇女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性奴，超过一千万中国妇女被迫成为职业妓女，以满足精英集团无边欲望的市场选择，所有需要养家活口的职业妇女都被迫变成了准妓女或妓女后备军。中国进入了人权发展史上最野蛮的时期。欧洲中世纪最野蛮的“初夜权”，也不过是仅能占有女奴一个夜晚，可是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却使中国职业妇女不死不休地要满足上司永久的玩弄，摆脱魔掌的唯一希望就是自杀或被抛弃（辞职本身也是一种自杀和被抛弃）。可以说，与男人相比较，中国妇女在承受改革的所有悲剧之外的最大不幸，就是重新成为了男人的玩物，并且不仅仅是哪个人或哪几个男人的玩物，而是所有能够成为她顶头上司的男人的玩物，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妇女从未有过的悲惨地位。
仅仅从中国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历史变迁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棍都疯狂地咒骂文革和歌颂改革，中国所有贪恋财色的腐败官员无一不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文革的疯狂反对者，30年来无一例外，所有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押赴刑场的腐败贪官，无一不是到死都仍然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连一个反思改革的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解的奇特现象。按说，贪官奸商等腐败分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邪恶势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现行制度的破坏力量，他们能够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拥护现行制度，这完全打破了以往社会发展的政治逻辑，甚至不仅是贪官污吏等腐败分子，包括流氓恶霸黑社会，买办汉奸敌对势力，台独藏独僵独达赖喇嘛，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右翼势力，当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势力，无一不是称颂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说，当今世界，赞扬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的坏人一定都是赞扬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站在人性善恶的角度看，文革和改革同时创造了一种历史奇迹：文革的奇迹在于，所有的红卫兵造反派，包括那些文革一开始就被关进监狱的人，那些十年文革蹲了八年监狱的人，至今无怨无悔地崇拜毛泽东；同样，改革的奇迹在于，所有无恶不作的腐败官员流氓恶棍，包括胡长青、郑晓萸等在改革中被枪毙的腐败官员，也全都至死不改地崇拜Dxp。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能否打开和谐社会大门的一把历史钥匙！
在观看《红色娘子军》和《杜鹃山》的过程中，脑海中一直梦魇般纠缠着一个问题：革命和复辟，是社会历史发展交响乐相互交替的两个基本乐章，整个世界概莫能外，为什么世界各国历史上革命后的复辟往往只是制度性复辟，很少发生复辟后对老百姓进行大规模血腥清算，唯独中国革命后的复辟充满残暴血腥，报复起来没有任何文明底线？为什么中外国家老百姓对革命的态度那么不同？西方欧美国家的老百姓那么容易革命，那么喜欢革命，把革命看作是“盛大的节日”，并且革起命来无所顾忌；中国老百姓则十分畏惧革命，宁可上吊自杀也不敢挑起革命，即便跟随别人革命也一定是所有活路全都断绝以后，并且革起命来，也是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好像“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虽然中国历史上就有杀光革命者的传统，从来都是不杀尽最后一人不罢休，当年清政府屠杀太平天国的南京大屠杀，就是全部杀光，其残暴灭绝程度远远超过后来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至少日本人没有把南京的中国军人全部杀光，改革开放后全国推崇的曾国番，就是因为屠杀革命者如同剃光头那样一个不留，获得了曾剃头的称号，后来的国民党蒋介石，也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地全部杀光，但是除了国民党还乡团之外，一般都是仅限于屠杀革命者，很少有针对老百姓的历史清算。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却形成了对老百姓的全面清算：终身工作、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价格补贴等统统作为改革对象被取消；住房、耕地等最后的安身之所被地方政府支持的开发商强行占有；针对下岗工人和进城农民等失业者摆摊谋生而建立的各种名目的执法大队，控制了全国所有城镇的每一个角落；抗战初期曾经有句话，叫做“整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后来却是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摆不下一个百姓摊位。如此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用西山会议改革精英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当初被共产党夺走的再夺回来”，其实他们剥夺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当初跟随共产党翻身解放的老百姓。比较一下影响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四次大革命就会发现，无论早期英国大革命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大革命后的波庞王朝复辟，还是20世纪末苏联东欧巨变对十月革命的复辟，都没有发生对全国老百姓的清算，俄罗斯复辟后国家财政一度依靠借债度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剥夺老百姓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福利住房，不仅没有剥夺原有福利，在经济好转以后还在大幅增加和完善社会福利，唯独中国发生了对全体老百姓的剥夺，并且是政治经济的全面剥夺。这说明对老百姓的剥夺并不是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结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唯独中国发生了对老百姓的全面剥夺和清算？对照一下中外革命就会发现，是由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赙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那是一种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当1960年赙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兴奋地说道：“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此时的赙仪，已经达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种能够浸透整个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从容，绝不是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四场革命中四个皇帝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质，欧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革命采取了灵魂救赎的方法，不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甚至人伦尽失的军统头子等，都能让他们迷途知返、人性回归，和赙仪一样地成为了觉悟新人，在自觉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学本质，决定了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净化，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不是通过肉体消灭的方法，把罪恶连同恶人一起铲除，而是通过灵魂救赎的方法，在铲除罪恶的同时把恶人也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实现老百姓的身体解放和作恶者的灵魂解放，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寻的铲除罪恶的最彻底的终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今天站在世界一体化立场上回看中国革命开辟的这条灵魂救赎道路，就会由衷地感觉到毛泽东的确是超越人类一切宗教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最伟大导师，为当代全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谐道路。虽然中国革命的爆发不是毛泽东决定的，但是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因素决定的，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为寻求人类彻底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探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革命和运动，无一不是灵魂救赎的运动，革命成功后把旧政府人员全部包下来，把知识分子全部养起来，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对旧的剥削集团实行和平改造，对当时企图重新欺压百姓的党内官僚集团实行文化革命，主要通过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法，消除他们身上由数千年剥削社会形成的异化本质，促使他们自觉地回归人性，回归人民。有一件小事最能说明是毛泽东赋予了中国革命灵魂救赎的性质，50年代初西藏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仓皇出逃，被解放军铁桶般包围起来，毛泽东直接命令前线指挥员悄悄让开一条道路放达赖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还是那句话，“毛主席，红太阳”。可以说，放走武装叛乱的达赖这个举动在任何国家都是绝不可能的，当初美国亚特兰大叛乱已经平息后，为了给叛乱者留下地狱般的历史恐惧感，在全城居民已经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仍然被联邦政府军队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数千名哀求的老人妇女尽数葬身火海，无一生还。对无辜平民尚且实行灭绝手段，对叛乱头子会如何惨杀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达赖能够活下来，并且还在前几天获得了美国总统布什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实在是因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是毛泽东，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领导，恐怕达赖至少已经轮回两遍了。虽然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人类社会摆脱杀戮走向大同的根本出路，是人类最终回归真善美的必由之路，是通向人性阳光普照世界的辉煌大道，但是作为这场革命主体的中国人民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道理很简单，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佛领导的革命，不会对反动派造成历史恐惧感，没有历史恐惧感约束的反动派一旦复辟，报复起来便没有任何底线。历史上的反动派就其阶级本性来讲，在实行阶级报复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底线约束的，他们唯一顾及的就是革命阶级的镇压和专政，革命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在客观上形成了反动派阶级报复的底线。欧洲所有革命后复辟的反动派，之所以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全面清算，就是由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性质决定的。欧洲革命是人领导的革命，实行的是以百倍的红色恐怖来回答反革命白色恐怖，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毫无例外地对反动派进行肉体消灭式的坚决镇压，英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克仑威尔，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彼尔，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尽管他们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不尽相同，但是在实行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正是欧洲残酷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造成了反动派巨大的历史恐惧感，在他们颤抖的灵魂深处设置了一条不敢跨越的报复底线，一旦触到这条底线，就意味着他们的后代他们的亲属也将遭受同样甚至更加惨烈的下场，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不断缩小着反动派的报复底线，最后达到暴力均衡，通过暴力威慑力量在国内建立起非暴力的斗争秩序：民主和法制。可见，严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是消除血腥阶级报复的唯一有效手段，暴力镇压和暴力威慑是建立和平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当初列宁被刺后苏联共产党以加倍的红色恐怖回击敌人，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领袖被刺事件；纽伦堡审判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纳粹领袖包括已死去的希特勒，结果是德国彻底悔改了；东京审判放过了战争主犯天皇，结果是至今日本仍然对周边国家跃跃欲试；美国唯独对日本扔了二个原子弹，炸死日本数十万平民，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未消散，日本就欢天喜地做起了美国的二奶，至今也没有日本人控诉美国核轰炸；韩国政府直到现在还在追查没收二战前韩奸及其亲属的财产，其决绝做法完全超过了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没收财产的韩国人不仅没有将其指控为历史浩劫，反倒由衷地表示赞同；美国的犹太人遭到抢劫后哪怕是悬赏百年也要追拿罪犯，所以美国的劫匪很少敢动犹太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家实行的是暴力剥夺，89年共产党被推翻也没有对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老百姓进行暴力清算······，总之，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不断验证着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著名论断：“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用暴力消灭暴力。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力量，就是用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酷的暴力镇压和阶级专政，迫使反动派逐渐放弃了血腥的暴力压迫和阶级报复，开辟了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分歧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