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晚上9点半准时起飞，6个小时前，我们刚刚完成了杭州湾大桥的直播。靠窗坐的我猛然意识到什么，迅速扭头望向弦窗外，星光点点的城市已经在脚下了，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但其实是找不到的，我们的飞机是从杭州萧山机场出发，如果是从宁波飞，我能不能找到呢？其实我想找的是夜色中的杭州湾跨海大桥。
4月23号到了杭州，第二天直接去了慈溪，这里是大桥的南岸，第三天下午跟浙江台的直接大部队一起搬到了长河镇，因为这里离大桥更近。然而三天过去了，这个世界第一长的跨海大桥在我的脑海里还只是一堆文字材料上的数据和介绍，“天威号”、“梁上架梁”、“蜈蚣车”、“六个世界第一”……所有这些跟大桥有关的词汇对我来说全是一团雾水。跟着大部队转移了三次，从杭州到宁波的一个县级市，再到镇上，离大桥越来越近，我希望这些陌生的词汇也能尽早地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刚到长河镇的下午，听说浙江台的同行要去看大桥，我和宇君姐也跟着挤上了车，一上车宇君姐就给我打预防针说，上次她来踩点时看到的大桥跟她之前想象得完全不一样，海水是翻滚的、黄色的。果真，我看到的并不是碧海蓝天上架起一道七彩虹桥，除了栏杆的颜色是彩色的，跟江河上的一座大桥没多大区别，而此时的海中平台上还在施工，电焊声、敲击声不绝于耳，我们的演播室也还是一个铁架子，工人们正在搭建第一块遮阳板。老实说，跟大桥的这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留下太多特别的印象，当然更谈不上兴奋。
我要出现场的直播点是大桥指挥中心内的监控室，从这里上大桥大概需要十几分钟的车程，直线距离大约两公里。其实从北京出发之前，就听说可能会在监控室出镜，我的想象中，大概就像《红绿灯》节目里那种一面墙全是交管信号画面的屋子吧，这地方有意思吗？我心里没底儿，在已经基本成形的直播文案里，浙江台的几位出镜记者已经占据了大桥周围海陆空所有出镜点，说心里话，当时我自己都觉得监控室可能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直播点吧。然而，所有的这些疑虑在我踏入监控室的第一步之后烟消云散了，连我自己都想不到，亲眼目睹大桥时无动于衷的我，却在这间三十平米的屋子里激动得叫起来。第一次踩点回来，我变得自信，因为我相信在这间监控室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大桥，直播预告片里说这次直播将设30个摄像机位，而在监控室里，我能调度160多个机位，这些画面跟我之前设想的模模糊糊的交管信号完全不同，画质和色彩还原都超乎想像得清晰和鲜艳。
从这一天开始，监控室成了我和宇君姐每天都必去的一个地方，每次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我俩一人揪住一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聊，人家要起身工作了，我们也起身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接着问，一大堆的问题，越聊越惊喜，晚上我们再把分别了解到的情况互相一通报，火花噌噌地往外冒，兴奋得我俩在房间里直打转儿。当天晚上，我们就拿出了这个直播点的直播方案，三次进入、三个层面、三次递进，即监控室的监控功能、对于大桥自身安全的维护、怎么体现大桥的服务性（人性化的紧急救援）。也许是因为可说的东西太多，当天晚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思路理清形成了文字，宇君姐改过后，我和她相视而笑，“赶紧洗洗睡，明天去买出镜的衣服喽。”
第二天早上爬起来我突然想起什么，赶紧上网百度了一下，看看已有的新闻报道里有没有对监控室的介绍，看看人家都是怎么说的，结果让我有点意外接着又窃喜，因为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几乎为零，所有的报道要么在说大桥建设过程中的那些难点，要么是介绍大桥上的一些特殊设施，唯一跟大桥监控室有关的就是“大桥上安装了130多个摄像头”，不过这个信息还是有误的，根据我们的核实应该是160多个。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于监控室的报道对于观众来说，一定会有新内容的，就拿这160多个摄像头来说，它们到底跟常见的交管信号有什么不同，它能清晰到什么程度，这些只有电视媒体最能展现，因为没有一篇报道说过，它能清楚得调到海中平台上停着的任何一辆车的车牌号，而我们看到了，当工作人员演示这一幕时，看着大屏幕上一辆车的车牌一点点被推进，一清二楚地被看清时，我们像孩子一样地欢呼起来，如果把这一幕放进直播里，观众会跟我们一样觉得不可思议。在这间三十平米的屋子里，我们看到了大桥的每一个角落，从A型塔的塔尖看到了钻石双塔的塔尖；看到了船只不敢靠近的南航道、北航道；看到了从航道望过去的海面和海面上的航道灯；看到了高高耸立的斜拉索，如果把摄像头缓缓地往上摇，这个视角就像是你站在大桥的中央，慢慢抬起头欣赏雄伟的大桥；我们还从两百米的高空借着摄像头的“慧眼”看到了远处大桥北岸的嘉兴海盐……
第二天晚上，北京的亲人们来了！我们挤在张文华老师那狭窄局促的单人间里，我和宇君姐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跟大家说，张君姐、张老师、康锐他们都没有去过监控室，在我和宇君姐的一番“激情演说”后，一向深沉、严谨的康锐露出了这些天难得一见的轻松笑容，“如果所有直播点的记者都能像你们这样提供这么多的看点就好了。”张君姐在直播前专门为我这个新手做辅导时也提到了这个晚上，她说，“我们到的第一晚，听完你们的介绍我们几个一下子就放心了，你知道吗？你们当时有多兴奋，你们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讲，有那么强的倾诉欲，就像是自己捡到一个宝贝，火急火燎地要展示给我们看，你记住，直播那天，我就要你拿出那天晚上的状态，你就成功了。”她的这番话我一直在心里重复，直到直播开始的那一刻，主持人章伟秋在耳机里呼叫“何盈，你现在是在监控室里吗？”……
直播花絮：直播前的三公里徒步越野
从我们住的长河宾馆到大桥只有一条路，路两旁都是田野，住了几天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地方没什么人，除了宾馆再找不到第二个五层楼以上的建筑物了，我们每天从宾馆到大桥只需要二十分钟不到的车程，直播当天九点半从宾馆出发，打出富裕，预计十点到指挥中心的监控室做准备。一出门我们就发现，我们之前的所有预案都疏忽了一点，我们低估了当地老百姓看大桥的热情，这份比当天的气温还要高出好几倍的热情把原本畅通无阻的路堵得死死的。这一天，在这条路上我们见识了在马路上能跑所有种类的交通工具，大轿车、小轿车、大面包车、小面包车、脚蹬的三轮车、安了发动车突突跑的三轮车、摩托车、罩了个铁壳的摩托车、人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当然还有排成长龙在路上“腿儿着”的乡亲们，大伙穿着节日的盛装，女人们大都精心梳装打扮了一番，穿着高跟鞋和长长短短的裙子，在烈日下兴冲冲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进……已经有一些脑子活络的小商小贩在路边搭起了临时饮料摊。一辆电力三轮车因为搭载的人太多，从正面看过去，车上的人像是“长”出了车外，成了一个扇形，颇像杂技团的某个表演项目。宇君姐忍不住端起相机频频按下快门，可当车子像条虫子一样蠕动了半个小时还没走完一半路程时，我们再也笑不出来了，宁波台的司机陆师傅已经急得直骂街，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要不你们打个“摩的”去吧，车子实在走不动。”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可打，他的意思是让我们跟骑着摩托车的乡亲们说说好话，载我们一程，主意不错，但是很快我们发现根本实施不了，因为每辆摩托车上至少已经坐了仨人，没有一辆是空着的。这时候我们发现每个人的手机也全都失灵了，因为人聚集得太多，同时用手机的人太多，通讯受阻，只有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钟声响起前后的那几分钟才会出现这种通讯阻塞的情况，居然在这里发生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下午直播结束后。都说有事找交警，可这状况让交警也只能干瞪眼。距离大桥还有三四公里的地方，车已经一动不动了。沿途每隔三五步就站着一个身穿迷彩服的民兵，宇君姐下车去找民兵求援，回来时身后跟着三个晒得黝黑满脸是汗的迷彩小伙，一脸正气和仗义，用坚定的语气跟我们说，“你们还是走着过去吧，前面的车子已经堵死了，过不去了。”穿迷彩的都这么说了，我们还等啥呀，立刻下车，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能不能带我们过去，其中胖一点的像是个管点事儿的立马发话，“走，跟我们走。”一个帮忙拎着曹越的摄像机、一个夺过我肩上的大包，胖迷彩在最前面用两只手左拨拉一下右抵挡一下，为我们开道。就这样，我们用急行军的速度向大桥指挥部挺进。时间就是播出。越接近大桥聚集的人群也越来越多，路两边的田地里停满了车，有些在路边悠闲地抽着烟的村民用不解的眼神看着我们这几个步履匆匆的家伙。替我扛包的小伙悄悄问我，你们的文艺演出什么时候开始呀，曹越在一旁解释说，我们不是搞文艺演出的，我们是做电视新闻直播。不过我猜想小伙子估计是把所有电视上播的都叫文艺演出吧。我说：“一点半开始，不过那时候你们可能还在路上维持秩序呢吧。”小伙有点遗憾地笑了笑，“有重播吗？”这回轮着我遗憾了，看得出他不想错过这场难得一见的“文艺演出”，我说“没有重播，不过你可以让家里人看嘛，告诉他们，那个穿紫色衣服的女孩，刚才就是我把她送到大桥监控室的。”
到达大桥指挥部时已经11点多了，时间紧急，我们还是跟三个迷彩小伙合了张影，谢谢他们。他们转身离开，迷彩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