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
黄纪苏
一个社会要想往更理想的方向走，需要有人经常出来说公道话。要保证说的是公道话，需要说话人有公心，把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利益暂时放一放。普天之下，最有可能说公道话的，要算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了。
我读过一点中国革命史，中共几位领袖面对生死时的表现值得玩味。李大钊在待死的日子里写下《狱中自述》数千言，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张皇失态的意思。陈独秀1932年被国民党捕获，由上海解往南京，以当时的情形，此行料必凶多吉少。而几个小时的沪宁车上，他居然鼾声大作，悠游了黑甜乡。瞿秋白牺牲前写了很卢梭气的《多余的话》，这跟标准的董存瑞、邱少云就义模式有些出入，曾让人怀疑到他的坚贞。其实要拿“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尺子去量，秋白的难度系数也许还要大于董、邱，更何况他也临命放歌，仰天而眠，结束得极富美感。再看流氓无产者出身的顾顺章，就另是一番光景了。按说这么个平日往来三教九流、又会变魔术又能搞暗杀的人物，什么没见过，什么放不下？但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没一会儿功夫，他又大变了回活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特务，领着弟兄们杀奔中共中央机关。还有向中发，共产国际可能是嫌中共的书生们老也成不了事，于是让这位须发飘然的老工人来做总书记。总书记身在虎口却舍不得女色，结果暴露了目标。被捕后又舍不得老命，于是把同志们的命凑齐了去赎自己的命。
从诸如此类的事例中，我得到一点感想：理想主义也许更是知识分子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我很清楚，舍生取义的文盲，满腹诗书的草包比比皆是。我是这样想的：知识分子成天抱本书，读的不是别人就是别家，不是别时就是别处，总之净是与己无关的东西；他们通过阅读和写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种角色，体验四面八方各样人生——我的一个朋友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杨白劳的闺女，但有一阵子她就觉得自己是喜儿；经过对“虚拟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复预习、温习、复习还有总复习，“别人”的利益有可能转变为“自己”的立场，别人的喜怒哀乐有可能内化成自己的价值尺度；脑袋与屁股的分裂其实代表了人类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识分子”的题中之义；这种看似“虚假”的身份认同和角色扮演，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文化”特色；“伪君子”有时不妨看作真小人向真君子的过渡。读书人比不读书人有更多一些机会溜出自己的身体存在和社会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样的人混在一起，混时间长了，便混为了一谈，成为“精神贵族”。孔子夸他徒弟住在陋巷而不改其乐，我想这位徒弟不会真把自己等同于棚户区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链接。当文天祥“风檐展书读”、默念《正气歌》中那些掷地有声的名字时，他的精神荡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贵的行列，至于这副皮囊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被收走，就不怎么在话下了。而那些平日没有“展书”习惯、缺少自我超越训练的人，他们的人生意义之锚死死钩住眼前的红烧猪蹄、酥胸玉腿不放，别说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钱都未必干。
见贤思齐、法古今完人是一个慢性的改良过程，其间磨磨蹭蹭、偷工减料都属正常。一夜间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事例听说过，但没见过——想想真见了也够吓人的。通过读好人好事，我们给自己定个稍高的标准，仿佛毛驴嘴前悬根老玉米，就算不能至，也心向往之。在恶欲熏天的世界里能在存一点善念，有一点善行，总比早出晚归坑蒙拐骗强。熟读屈原的人，关键时刻未必真敢投河——无论是救人还是殉国，但他只要不乘乱在河边偷东西，那么从《楚辞章句》、《楚辞别注》到郭译《离骚》就算没白出。熟读《岳阳楼记》的人，未必真能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单位所有人都有了地方住他才填写《职工住房申请表》，但只要他稍知谦让，就不算枉读诗书。只要走的是道德上坡路，坡度不必太大，向长度慢慢求高度可矣。顺便说一下，“读书”不仅有狭义，也有广义。广义的读书包括看戏看电影、听音乐听评书、背儿歌玩游戏——尤其是电脑游戏。也就是说，街上烤白薯的保不齐也是“读书人”，如果他一边烤一边哼着《霍元甲》主题歌摇头晃脑。当然，如果工商执法人员巡逻过密，让他未成曲调就狼奔豕突钻小胡同，时候长了，就真可能把他还原成一个寸步不离自我的动物或本能人。本能人跟世界的关系只有“利益博弈”或“阶级斗争”。利益博弈或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要建设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没有它肯定不行，但光靠它也肯定不够。我从前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未来大同世界既是老板面对此起彼伏的反抗拿出算盘权衡利弊，噼里啪啦扒拉出来的，也是诗人悲天悯人，于半醒半梦间做诗做出来的。
说到这里，一个垃圾堆似的问题便兀立眼前：眼下的读书人为什么给人越读越坏而不是越读越好的印象呢？这印象当然过于笼统，不乏夸大的成份，但不少知识分子就仿佛二恶英或绿脓杆菌的形象代言人，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那天在网上读到一贴：学界某名流在别人招待他的宴席上将众女宾当酱香羊蝎子拿着左吸右啃，就“真”性情这一点说，堪比过去街上公驴见母驴时的反应——我当时人小，直纳闷怎么会有五条腿的驴呢。读书可以把人读得格外好些，同样也可以把人读得格外坏些，关键还是看读的什么书。想想过去二三十年的书，应该说劝两条腿人改当五条腿驴的书，占了社会人生类书籍（广义）的不小比例。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三十年前的“红宝书”时代就没问题，红宝书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虽然比许三多的“不抛弃不放弃”还要励志，但因为标准定得过高，普通人难以达标，达不了标就特别爱看标兵的笑话，就特别容易对五条腿的驴发生亲近感。那时靠手抄流传的地下文学如毕汝谐的《九级浪》，就是面对这种民间需求唱出的五条腿驴颂——毕君至今以名驴自得。后来——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里，学五条腿驴成了广泛持久的读书运动，这运动跟其他社会过程协作联动，对一两代人实施了深刻的社会化，结果把不少大学教授洗得不知像什么，反正不像教书的。我有个朋友，岁数不小了，就因为读王朔王小波上了瘾，生怕别人说他不机灵，跟着电视里上的葛优梁天勤学苦练，终于把一个本来挺忠厚的书生；练得跟小胡同里的“二儿”“三儿”似的。知识分子不但通过读书被传染，还通过写书成为传染源。当过文化高官的某位著名作家，我偶尔翻阅他年近古稀时的作品，也是一脸过了油的坏相，好像在少年管教所集中培训了个把月刚放出来。由这样的读书人直接掌握或间接影响的绝大部分媒体，向社会大气层尽情排放五条腿价值观。笼罩在这样大气中的世界，无论听着、闻着还是看着，都越来越像野生动物园。其实，这场读书运动本身也是历史的一定之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萨特在中国流行一时，那一代中国读书人对“二十世纪的良心”的诸多警世恒言、劝世良言视若无睹，只是读到“他人是你的地狱”眉下才刀光一闪，洞彻了世界的本质。无独有偶，那时的马列主义史学家也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重新读出“历史由恶推动”的道理。所以，读什么，读出什么，本身也是时代变迁的产物。“红宝书”的末页，其实就是《上海宝贝》的首页。还是举毕某的例子吧，他的回忆录述及与哲学家贺麟的交游，时间为中国革命气数已尽的文革末期：
我拿出伯恩斯坦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论断及列宁的评语“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与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并列；贺老伯与我面面相对，会心微笑。
今天的社会已经百分之百“唯物”主义了，而那些极具示范意义的五条腿读书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围物”——围着基、股、房、车、乳、臀诸物五蹄生风，忙得恨不立地成佛——千腿千眼佛。以这样的身体构造和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指望他们说公道话了。社会要想往好里走，需要开展新的读书运动，造就新的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