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标题：暮色苍茫，芸芸众生，在夕阳余晖里，回自己温馨的家。
一个境遇坎坷的人，仍然用着一片温情来看待世界——任微音先生用他的画笔展示了，他是一个内心有温泉的人，一个内心有美的人；相比在那个严酷的时代，内心阴暗，攀咬世人的人，他在历史上，更站得住脚。
以上的话，从本文标题里面的画面，有感而发。
下面，回到几十年前：
前文讲到，本撰稿人，在四十一年前的1967年，得以邂逅红颜，错失泰山，乃是与一个名叫“三道沟”的火车站有关。
这个段落，将以三道沟为背景来展开。
乡音连起同乡客，身陷绝处又逢生。
此番往事，要从那蘑菇滩凄苦的寒冬说起。
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最高国策的名义之下，必须接纳，管理的，浑身都充满了“阶级敌人”意味的，一群奇特身份的人；第一是要站稳立场，第二是不能死人，敌人都死了，斗谁？
上海编队被安置在曾经的库房里，比不得曾经居住过的“饮马场”里面，还配备有烧热的土炕，这里历来就是冰冷的库房。在空荡荡的库房里，被半人高的土坯围起来的狭窄空间的内部，就是供一个家庭居住的：“家”——只有都躺下了，才看不到邻居。
把人如此紧迫地收拢集中，因为仓促之间，能作如此布置也不容易了；还有一个原因是，眼看着供暖无望，彼此的身体，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多少也是一点热量。
那时，浮肿在全国蔓延开来。
所有的人都一无例外地先从脚背部开始浮肿——那是一个全国性的“见肿色变”的时代，哪怕在大城市里条件可以的人，也会常常按一按自己的脚背。因为，缺乏食品和营养的人，浮肿会很快扩散到全身，浮肿的后果就是死亡；许多正在行走的人，会突然倾倒在地，一旦倾倒，就再也起不来了——如此死去的人数，是一个尚未正式统计的庞大的数字。
很快，佩带手枪指导员的脚，也开始了浮肿。
一小片红薯，一小块难以下咽的粗窝头，在离蘑菇滩很远的村落边，被乡民卖到了天价；一个被卖掉的，上海淮海路，常熟路转角上的家；被缠在任夫人腰上的家，被一点一点地消耗，用来换取生命。
总算还好，还有一个诺大的家产，被三钱不当二钱的卖掉，换了一家人的命。
反正这些饥饿的人跑不远，跑不了，这些维持生命的交易也就被默许了。
一个又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夜，被挤在一团的一家人熬过了；大库房里的人，开始变得稀落，熬不过饥寒的，永留在了蘑菇滩边的乱石下——能在腰上携带一个曾经富裕的家产的人并不多。
对自身难保的管理者来说，不能死人的戒律，也顾不得了。
春去夏来，生存似乎应该容易一点，可是，佩带手枪指导员的脚，肿得更厉害了。
但国策依然，指导员带着的浮肿的脚，还必须按着国策制定的轨迹走动。
情形日见艰难。
在出售天价食品的村落边，在激动的讲价的过程里，任夫人对着小贩冒出了一句，她的家乡四川的土话：“要人的命罗！”
一是乡谈，二来也是由衷之言：困在这荒凉绝地，坐吃山空，缠在腰上的富裕之家换来钱，快要消磨殆尽；面对陆陆续续倒下来永留异乡黄土的，同一编队的人，谁不焦虑！于是在惶急之间喊了这一声，却喊出了命中的救星。
边上有个女人一把抓住任夫人的手，用同样纯粹的四川话问道：“怎么，你大姐是四川人！？”
那是一个凝固的时代，得罪了单位的上司，得罪了街道的主管，得罪了乡村的长官，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任何人都终生隶属于某一个基层组织，根本不存在流动的可能；在那个时代，在万里天涯，只有两个异常的机缘加在一起，才使两个沦落人，讲出一口一样的乡谈，一句乡音结一生朋友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常见。
这个一把抓住任夫人的手的女人，乃是上苍所遣。
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铁路员工的家属，她的丈夫在“三道沟”火车站板道岔为生，这么一个小人物，却是一个在中国第一大城里，名声显赫的，大画家的救世主。
不过在当时，铁路员工的家属处在了，绝对是相对高贵的一侧：他们的身份，远远高于这一家上海人：他们是最高贵的，由贫下中农出身的，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而对方则是最低贱，正在被管制的，有着阶级敌人意味的“坏”人。
命运让两个身份悬殊的人，穿过身份，以心相交。
扳道工的妻子告诉她的丈夫，她的新朋友的一切。
这两个以铁路为生的小人物，为这一家人的命运震惊；
虽然国策依然，然而身处偏远的贫瘠小民，离政治远，距良心近；
这两个小人物，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作了一个可能会担负巨大责任，甚至是罪责的决定，他们的决定是：
如果这一家人愿意，悄悄地帮他们买好火车票；在夜色里，在熟人的默许之下——多数只要一个眼神就行，把他们悄悄塞进东去的列车。
他们做到了。
世上虽有原本心理阴暗的人，在倡导攀咬的时代，有些人的心中的，原本人性之恶更是被钩引起来，瞪眼张口，四顾谁可咬，能把富贵邀；
但是，
世上更多纯厚的平凡人，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本来面目。
虽然有决定性的帮助，逃亡的过程，依然惊心动魄；因为机遇只有一次，而且是抛弃重装备的轻装夜行，赌一赌只能赢的命运之博。
在昏暗里，父亲和弟弟先溜出辖地；半个小时以后，大妹和母亲抱着小妹再上路。事先约定，在平时小贩活动的市场的后面的沟边会合，等会合之后一起走。
路不熟，不可能熟。
初时，为避开管理的人，总感到似有若无的月光是那么的明亮，当估计已经走远之时，又感觉天地昏黑，大妹仍然背着小妹，和负重行装的母亲一路颠颠簸簸，终于到了那约定会合的地方。
完全出乎意外的是，那里只有空荡荡的茫茫荒野。
不敢叫，只敢看，只能等，寂静旷野只有风声搅拌自己的心跳声……
万般无奈时，也曾轻声呼唤，呼唤声消失在夜风里……
那是一生之中，最焦虑惶急的时刻，母亲果断，不能再等了，走……
走了很久很久，夜很深了，前方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母女们越跑越快。其实，无所谓辨认路途，那只是命，沿着命运所指的方向，舍命狂奔。
又一个难忘的晨曦，在将明的地平线上，有个女人的身影，那身影让母女俩狂奔如飞，听那四川口音所讲的一句，终生难忘的六个字，那六个字带来的宽慰，会叫五脏六腑都飞出身躯而去……
“快走，他们到了。”
原来：
提前半个小时出门的任微音和小儿子，出门不久就迷了路，也许是跌跌撞撞的小儿子让父亲分了神，他们意外地走到了一条深沟的边上。
沟虽然不太宽，但肯定是超出了跳越的极限，凭着月色判定方向不错；但是后退再绕路已经没有可能。
这个伟大的画家，再一次显示出他性格里的光芒，他把小儿子包裹起来，使出全力把儿子甩到深沟的对面，自己滚下深沟，再拼尽全力爬到儿子身边。
因为这样的波折，一家人在半路错失。
几十年后，任先生的小儿子含泪回顾，仍然心颤。
有这样的父亲，令人羡慕。
犹如一部典型的惊险电影，电影的主人公在最后一分钟脱离危险，皆大欢喜；不过这一家人的遭遇是真实的，另外，这一家人还有长长的坎坷路在等待他们。
这一家人，在天色大亮之前，看着“三道沟”火车站，缓缓驶离了他们的西北噩梦。
下一个难题是：
擅自离队脱逃，怎么面对？
相对能留得性命的机遇，如何面对上海的警察，已经不重要，实话实说就行了：连看守者的生存，已经成了问题，这一家人除了活着，没有别的要求了。
而面对这穷困潦倒，形同乞丐的一家人，原来户籍所在地的警察，无奈地接受了。
原来处置任微音的动力，本来就来自艺术部门；现在作为画家的任微音，已经被彻底摧垮了，只剩下给这一家人留一条活路的问题了。
派出所的警察，替这一家人，找了间小屋。
街道居委会，安排任微音一个工作。
这本来并不是他们份内事。
他们也可以把这一家人——那是既没有工作关系，又没有户口的一家人——当做流窜犯赶走。
原来，身处大城的警察和干部，和身处偏远的贫瘠小民，是一样的。
世上虽有原本心理阴暗，在倡导攀咬的时代，被钩起人性之恶的坏蛋，但更多纯厚的平凡人，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本来面目。
无论是贫瘠的大西北，或者是相对富裕的大上海，乃至所有的地方的人，都源自同一个 文化的根，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文化之根的深厚与坚韧；感谢上苍。
岁月匆匆，从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到如今的举办奥运的二零零八年，上海这座城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淮海路常熟路豪华的转角公寓大楼仍然别来无恙，只是相形而今的高矗玻璃大楼而见拙了；在那座大楼的靠常熟路街角的进口处，现在已经显得陈旧，门口有一个报摊。
在那个门廊的过道前，如今摆报摊的地方，从1961年的初秋开始，多了一个修雨伞，修鞋的小摊位，摊位上有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修理工。
就在一年以前，他还是从这条门廊的过道里，每天进进出出，被学生和仰慕者簇拥，被看门人礼貌招呼的大画家。
命运严酷，把他逼回原地，天天、时时，面对曾经的闪光……你且跟随我，回到几十年前的那条门廊里，请随我看那一条，贴着略为有点泛旧的，咖啡色大理石墙面的过道，低头观察过道的路边，看那个戴着泛白的袖套，膝盖上披着油腻腻的工作裙的修鞋匠人，你看不到他的容貌。
他埋头工作，头上戴着，压着脸的，有长长帽沿的帽子——你若是再随我，走进这修理工的内心……他内心深处的那种痛楚，会让你震颤。
他在那里，整整修了十七年的伞与鞋。
这是当年，左选右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拍摄角度所拍摄的，保留下来的照片；但是他们的身边，还是堆满了衣服，被褥，食物，乃至酱油瓶之类的杂物。
这一家人的，平均住房面积，每个人只有1.4个平方公尺。
他虽是街边弄口底微的修鞋人，但他又是亲见自己昔日的躯壳漂去，在一个纯净的华美的艺苑里，重获新生的大师。
看官，在此，本人再次展示，在本文的预告文章里，曾经展示的，任微音先生信手拈来，而后赠给我的老友，旅居澳门的画家王惠群的妙作。
那时，惠群和仁元为谋生，办一个印花生产组，生产组办在被占的资本家房子里，那里有个废弃的后院；惠群在照片背后注明了那处房子的地址。
在这幅画里，破败废弃的后院幻化成为了，一个多么幽远宁静，而又趣味盎然的世界。相比法国印象派全盛时期的名作，这幅“复兴路45号后院”，又哪里有半点逊色！而且，多了几分中国文人的飘逸。（仁元，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桃李满天下的徐仁元。）
个公认的，不可思议的奇迹是，任微音最优秀的作品，主要产生于，他身兼套鞋雨伞修理工的时代；细想这位大师，实在是一个奇迹的创造者。
（当然，这里面包括了，任微音的优秀作品在劫难中散失的因素。）
我以前听说，任微音先生的很多的作品，是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在拜访任小慈的家的时候，我终于亲眼目睹了。这些画作既是珍品，又堪称奇迹。
因为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这些作品本身的材质的低廉，这二者之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在包装纸上作画的画家，肯定独步古今。
这和任微音先生的另一个奇迹有关，他和家人赖以生存的那一份工作——鞋伞修理，来自街道办事处。
街道办事处为这五口之家的，唯一的赚钱人，提供场地（在那个时代的上海市中心，不存在未经许可的摊贩。），提供设备与工具；每一天，发给这个修理工一元钱的工资。每个来修理鞋伞的顾客所支付的修理费，则上交街道。
其实，到底收到了多少修理费，无人来核计，也无法核计；但是任微音先生，把这看作是他人品的一部分，他的奇迹是：十七年如一日，修理所得，涓滴奉公。
所以，五口之家就指着这每天一块钱，每月30元的收入，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任微音想要绘画的器材，只好打废品的主意。
曾经目睹任微音先生作画的画家王惠群，赞叹任先生用笔的轻妙。
不知道是哪一个街道的公用项目实施之后，街道生产组的角落里，有几桶用剩的廉价白漆，白漆涂在纸板上，干了以后泛成淡淡的灰色；于是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从色彩到明暗程度，都呈中性的底基。
在场观看王惠群，对任微音先生的“惜墨如金”，有着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独特的理解——买油画颜料对任微音来说，是一笔很昂贵的支出——买不起颜料的画家，只能省着用，历史造就了任微音温暖轻盈，独步青史的神来之笔。
修理生涯的第五年，1966年，“大浩劫”来临。
浩劫并不会因为任微音的悲惨遭遇而放过他；正相反，红卫兵因为挖出了一个，隐藏在基层的阶级敌人而庆贺。
与当时受冲击的画家相比，任微音已经提前受过严酷的锤炼。
他是经常的陪斗客。
不过这是一只死老虎，总也不能冠之以：“反动修鞋权威”的称号来批斗，这样的称号已经被美术界和警察提前撤销了。世事奇妙，他是陪着当年整他的人接受批斗的，并且，相比当年整他的人，任微音的日子倒要好过些。
不问世事的任微音，会知道重要的外国政要（当时叫外宾）即将访问上海，尽管他不知道来访的具体是谁；不问世事的任微音，还会知道每一个节日即将来到。
如果他接到命令，暂停摆摊，自动去居委会的，禁闭人的小暗间里报到，就意味着不是有外宾来，就是节日到了。
可是，他依然“神游艺苑”。
一个人在事业上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在当时的时空里，他是一个没有前途，终身注定了修理工命的，最卑微小人物；一度，不被拉出去陪斗，已经是生存的奢望。
这样一个人，居然不放下画笔，奇迹。
倒过来，没有前途的卑微者，却有着最高的自由，在艺术王国里为所欲为。
他的作品，尽得法国印象派点彩笔法的精髓与华美，却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流畅的线条的飘逸；他的作品，既有西洋油画的热情与浓烈，又有中国文人离世的淡然，这是一个用油画颜料展示中国人心灵美的人。
他用不着取悦任何人，然而这自然的融合，取悦了所有人。
奇迹，大奇迹。
如前所述：
一个“神游艺苑”的艺术家，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走到疏勒河边，并非偶然。
一个“神游艺苑”的艺术家，同时总也是世俗里的个人，名利与浮华，又有谁能彻底割舍？
可是，那一段独特的历史时期，对任微音来说，犹如一口高温高压的消毒锅，一口灭绝名利荣华的锅。
所以，最大的奇迹是：
错 失 的 泰 山 第 四 段 完
本文共分五段 全文未完待续……
2008年9月10日 思华定稿于 沪西皋碧朵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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