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认为中国形象标志不应该是龙，因为“龙”在英文里叫“Dragon”，往往被视为邪恶的象征。听到这个消息，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姜飞：第一反应？就是根据其逻辑复制了一个新的说法：中国的名称要改一改，不应该叫中国，因为如果按照中文的含义把“中国”翻译给外国朋友，中央之国？人家会说我们搞中心主义，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了边缘荒蛮之地的非文明人。至于把“中国”废了后叫什么，得问问友邦的感觉。
学着鲁迅先生，我惊诧了。
不同于鲁迅先生政治的惊诧。我惊诧于文化。
友邦惊诧于当年请愿的学生扰乱了社会秩序，当时的国民政府惊诧于友邦的惊诧，国将不国了，鲁迅惊诧于国民政府的惊诧！
如今的友邦质疑东方之龙与西方之龙含义和形象的背离，中国的学界精英惊诧于友邦的“质疑”，龙将不龙了，我惊诧于这种文化自戕的“自觉自愿”！
不愿多说但还是要说的，就是殖民主义方式的变迁：曾经的殖民是坚船利炮下的被迫退缩；如今的殖民则是文化置换下的自觉自愿。
2， 民众并不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讨论国家形象是龙还是鹰很重要。
姜飞：对国家形象究竟是龙还是鹰的讨论，是浮在表面的东西，就像海洋上的冰山的一角，谁也无法忽视那潜在海平面以下的更大的冰山的主体。
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的选择，凝聚了这个国家存续的历史和国民的情感，是千百年文以化之的结果，是文化和文明沉淀之后的东西。好比白酒点燃之后的蓝光，绝不同于粮食燃烧的红光，但谁也无法否定从粮食到酒糟到发酵到最终白酒形成的过程。所以，当你现在来质疑白酒燃烧发出的蓝光的时候，你能忽略这整个过程？
龙和鹰本身只是先民图腾的选择，但选择本身和选择的历史却不仅不容忽视，还需要深度尊重。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对文化的理解最终凝结成的符号，比如伊斯兰的绿色新月，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会说新月型的图腾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会否认十字架在西方文化中沉淀下来的价值体系，但就有我们的官员会说“讨论你精神上是什么的传人并没有太多意义”，“龙是好人还是坏人，一点都不重要”。别人弃之如敝履的东西，我们也并不一定非要视之为寇雠；别人视为阶下之囚，我们却可能待如座上宾。全球化的目标如果是要磨掉我们所有的棱角，规格统一地笔立，那可无需诺查丹玛斯，任谁都能预见世界文明的末日。打开封闭的胸襟，推开尘封的国门，迎来送往中，是以彼之昭昭，击我之昏昏，以彼之长，补我之短，大家携手，共同成长。非是要砸烂一个你，揉碎一个我，最后再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四不像。况且，百多年来，一直是彼在砸我们，以砸碎为目标；如果我们也在初级的启蒙中，昏昏然以略有血色之躯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脚，连我们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惟一能唤起国人同根同种的东西也一起砸碎，真不知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3， 吴友富教授的言论引起了网络上一片骂声。在普通民众和专家之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
姜飞：我不知道你所谓差异是指哪个层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差异是永恒的。我要说的是，民众感性的情绪表达，无可厚非，所谓匹夫之怒，以头跄地；但专家的理性研究却可能上达政策，需要警醒理论的历史责任。
大家的情绪都有过激之处，没有必要的，就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吴教授的言论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学术上只有百家争鸣，才有百花齐放，我们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研究和表达自由气氛。
细数中国历史上被废弃的文化符号，可谓不绝如缕。拣最大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烂逾千年的孔子像，今天不又开始重新塑造了吗？
当然，从打烂孔子像开始，中国文化光着脚丫子跑了一段时间，找了一些鞋穿上，也有合脚不合脚的问题，更何况现在鞋子也多了，选择多了，有些穿惯布鞋的人遽然套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歪歪扭扭也很正常。之所以他们被关注，是因为他们被推到了文化的T形台上，具有引领鞋子潮流的“潜力”而已。从潜力到真的流行，不也得经历漫长的过程吗？
但从这件事中需看到，教授——中国形象——西方文化，这几个关键词被同时放到一起，并以对传统的极端批判形式而出现，使得延续或传承在学界的有关中国百年殖民历史以及当今中国国际形象的思考将以此为突破口进入大众视野。
文化的生产方式也将突破学术的圈子，领受来自社会的检验和质疑，进行一番社会实践，并最终刺激理论重新思考和提升自己。
4，西方对龙误解，可以通过更好的交流来改变西方人字典中Dragon的内涵，而不是粗暴的放弃我们的文化符号
姜飞：对文化符号的解释，本身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将自己的故事传播给别人，非要人家不仅听，还要记，还要背，并用我的方式复述，恐怕在当今小学教育中都很难推行了，更何况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
更改文化字典的努力就是这样。出于理想，落也枉然。
那大家就都好好讲好自己的故事不就行了？可就是有人用心不专，也没办法，龙生九种，不可强求，沧海壮阔，何为此一杯咏叹不已？
现在能讲故事的人也多了，让讲、能讲的故事也多了，讲故事的人提供着信息，提供着知识，他们操纵着同样的文字在听众的大脑中编程，他由此拥有了权力也服从于权力。
西方人到我们这里来讲故事，你能逼他讲仁义道德？他不想听，更不想讲，他想讲自由平等博爱。但西方人感觉自己讲似乎效果不太好，看看近代以来的传教士的效果或可窥一斑。好，你自己讲，用你自己的语言，合儒、补儒、化儒，成功了。成功到昏昏然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脚！
5， 您个人喜欢龙这个形象吗？或者说您认同龙是中国形象的代表吗？
姜飞：我个人喜欢与否事实上并不是很重要。但我尊重历史，尊重那积淀了何止千万人和何止千年时间形成的文化情感。新的历史也将在这样的逻辑上得以延展和变迁。非此即彼的思路已经让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饱受煎熬，我不仅希望现在也希望未来我们能更理性地看待历史和现实。
6， 在东西文化对比、交融上，为什么我们不太关心制度文化而关心龙？
姜飞：这和第2个问题类似但也不同。应该说我们都关心，只是不同的时点上思考的侧重点不同。
在殖民主义的作用下，从反抗到默认到赞同的通道已经打开，反映在一些对西方文化和历史有粗浅了解和认识的人身上，就是认识他人和看待自我的坐标已经错位。拉康所谓“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的确，文化自我的无意识本身必然是他者话语的市场。我感到痛心，不单单为一个文化符号的命运，还为这样一个曾经历过百般屈辱，如今刚刚直起腰身的民族不断泛起的自戕行为而痛心。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啊，号称精英，站在国际学术前沿，不断领受着中西文化风气之先，脚踩着这片千年的土地，以泱泱文化大国之躯作着小女人万福之态，
7， 为龙正名本身就是中国在文化上的不自信。
姜飞： 或许有一点，但也非全部。
都是解构主义惹的祸。在解剖师面前就没有人，所有的东西都是器官的组合。试想佛家所言“当思美女，腹藏屎囊”，总这么去想，哪里还有什么审美化生存？面对历史问题，重要的不是解构本身，而是解构之后怎么样。单纯的解构和屠夫没什么两样。可能龙是当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裔唯一能引起同跟同种记忆的符号了，就从这个点出发，你把他废除了，能有什么来替代呢？废龙如废伊斯兰教的新月标志，或基督教的十字架，可以吗？可以探讨，恕我孤陋寡闻，似乎后两者的行为还没听到。不仅仅是不自信，似乎是自戕了，所谓挥刀自宫，自废武功。
8， 除了中国，还有别的国家在这类问题上引起过争议吗？结果如何。
姜飞：恕我鄙陋。有学者对欧盟内部不同语言文化的“互译”问题作过研究，认为是欧盟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主要不是翻译运作或语言互译中的技术性问题(translating)，而是翻译行为中涉及的文化、政治问题(Translation)，尤其是如何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维护本民族的身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问题。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一体化、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将逐渐消亡，世界将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没有权威，没有中心，各种话语可以平等对话。这种看法理想化成份过多，学界的探讨可以，但借助话语权将其随便处置，却有可能引起思维混乱。但媒介化生存的现实也不得不让更多的学者意识到一个问题，以前因为政治原因三缄其口，如今，为了学术的真理更需要谨言慎行。
9， 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的国家特性面临挑战》，将美国定性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神，除此之外都不是美国人。那中国可以定性为什么呢？除此之外都不是中国人。
姜飞：我不是中国的亨廷顿，也不愿用其简单化的思路来审视如此复杂伟大的文明。正像人出生无法退回娘肚子里去，这个世界没有纯粹的文化，更无法创造一个所谓纯粹的文化供部分人享用，一如纳粹。
10， 有人认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整理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新文化和如何让新文化走出去。
姜飞：从当前整体来看似乎是这样的，也在这样做着。但我想多说一句的是，“走出去”并非头羊，并要规避这样的误区。
11， 中国在面对西方时，从曾经的“文明践踏”、“文明休克”接下来该如何走？走向哪里？
姜飞：中国从低谷往上爬呀，爬，从19世纪中叶，中国就从一个文化自负人士被动地成了一个文化的考生。这个考生从“抄袭”别人开始，到20世纪中时也没有能够毕业，并非全部因为抄袭，但众所周知抄袭是不可能给及格毋庸高分的。现在不抄了，虚心地退到自己的课桌上，带着强烈的文化自卑感苦练内功去了。
当你抄袭的时候，你会被勒索；当你不抄袭的时候，你会被讽喻。总之这个世界没有人会让你舒服地过活。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如今中国似乎要“发迹”了，处于一个很容易地被他者认定，同时也很容易地被我者接受的“发迹”的阶段和过程中了。但细思考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发迹”过程啊。风风雨雨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被迫开放，到再次封闭走向主动开放的过程。期间所贯穿的，却是西方工业文明从初级到繁荣到霸权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历史大挪移作用下的文明的大变迁过程。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封建文明所提供给世界的精华几乎都被后起的西方工业文明国家所吸收并融会贯通，秉承和平、平等的中国在自己很强盛并本可以在世界上殖民的时候并没有输出（强迫输出）自己的生存方式，即使是郑和的庞大的船队到了东非海岸，带来带去的也只是产品。中国文明中这种自然可贵的精神为当今发达的西方文明输送了无尽的文明源泉，反过来，当西方文明长成之后，却是在和平的名义下侵略，在平等的口号下掠夺。将一个曾经滋养自己的“老前辈”，现在试图从东方本土话语方式迈进到西方文化话语方式的“老后生”设置在各种箍、咒之下，所谓食其肉，还要寝其皮，焚其骨，还要扬其灰。这和曾经朴直无碍、自然圆润、修身养性、达兼天下的中国文明从气质上谬以千里。这也怪不得在一波又一波的外来文化冲击，激进主义的旁边不断有着摇头叹气乃至扼腕痛惜的被冠以“保守主义”与之对垒了。
想来西方文明带给中国的文明休克也百多年了，梁任公发聩之言曰“少年中国”在西方文明的熏染下也百多年了，期间历经战事、政迁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博弈之中的浮沉。有趁火打劫，摧枯拉朽者；有武力入侵，取而代之者；这些都将老大帝国之落后，自我或西方文化视为当今发展的不二法门作为口实和行为的大前提。简单一句话，形式上是来拯救你的，实际工作则野心重重。最终结果是将一个所谓积贫积弱的中国逼到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国破家亡的境地。西方文明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充斥的是什么？还是马克思说得好，资本从来到世上的那一刻起，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在不断地证明，西方文明的发展并非如其口号中所宣称的符合人性的道路，它是将自我之外的其他文明视为非人的一种丛林规则，是外王之道。生长在非洲博茨瓦纳的秃鹫每次只生两个蛋，孵出的雏鸟会有一个被比自己强大的另外一个胞兄或胞妹吃掉，如果保护不周，也会被其他的叔叔、伯伯、姨姑吃掉。即使是对这样文化的自身，也因为手段的鄙陋而侵蚀了内容，西方之成为当今的西方，正是在贪婪和狡诈地殖民他者的历程中形成今天这个样子，从手段上已经驾轻就熟（不管是领土殖民，还是文化殖民），但从内容上则已经穷途末路。伸出去挥舞的手在试图吸引人们对手指指的方向的注意的同时，眼睛所盯着的目标却暴露了自己的内心。发展发达神话下遮蔽的是一群被猪油牛脂糊住的心。文明发展从人性规则向兽性规则的变迁，类似三字经第一句一个字“善”或“恶”之差，已经从起点毫厘之失，到如今已经谬以千里。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类似器物的锋利，是终以他者的灭亡和服从于己为目标的，其发展的最高境界所谓“吹毛利刃”，将人用所有先进的设备武装起来，将人所设定的目标都逐一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人为物累，终为物役的过程。道之神妙，神往的是水善利万物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当工具之道与人性之道不能并行，人性之道让位于工具之道之时，就是这种“吹毛利刃”变成强弩之末之日。
三百年殖民世界的历史已经使西方脑满肠肥，欲罢不能；百多年被强奸的历史让中国辗转反侧，痛而思变。或曰退回乡土，倚险自守，然桃源已逝，无险可据；或曰铲平乡根，抟泥重塑，但掘祖焚史，匹夫不为。时间已经让我们看清那些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历史处境；那些被一头推到水里，不得不游的现实困境；牵线木偶，有声失语的内心窘境。时间也让我们理解了他们当时的心境、处境，也让我们感谢他们，正是他们那种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让岸上的人驻足，留意那来自远洋的波涛在内河掀起的浪潮。自我－他者，正面－反面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曾历经千年而不亡，面对只有百多年历史的新兴力量的冲击最终蚌泪成珠的画卷。千年的文化积淀培植了富有人性的中国文明的沃基，在这个沃基上，则有着孔、老以来光耀历史或光照当代的珍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东方有土，名为息壤，鲧窃之以堙洪水。中国文明的息壤在被肆意践踏中，熊十力之内圣学抽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釜底之薪，王国维之相互激荡、相互发明则重燃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信心。文明的发展除了外王之道外，还有内圣之学；中西文明需要互相发明中发展。这些都对稍微安定下来，打定注意发展的国人所内化。所谓以史为鉴、以他人为鉴、以己为鉴。中国在面对西方时从文明休克到文明践踏之后，该如何走？走向哪里？这不仅是当今中国关注的问题，也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试图从中国的关注中返观诸己的问题。此时，“文化自觉”的提出不仅是上述文明思想历程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这种文化的自觉已经在国家管理者和知识阶层那里化为行动的时候，曾经粉碎性骨折的躯体开始逐渐站立起来，中国文化靠其强大的内力与奇谲的适应性再一次站立起来。但文化的自觉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即中国自我的问题，如何走的问题。至于走向何方，如何在新一轮的文明、文化的历史博弈中不仅奠定中国思想的位置，也要为世界工业文明的未来提供中国的启发，不仅仅是为中国借鉴西方的历程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也是将所有的人都视为人，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个平衡、平等；和平、和谐发展的世界的一种需要。于此，几乎整个学界都在思考着。
12， 走出文化自卑是第一步， “文化自觉”与之同时，下一步就是平等的文化对话和协商。
姜飞：这是一个理想状态的描述，期间的思维的跳跃导致很多过程的跳跃。但具体的行为上，有些动作却是无法省略的。比如走出文化的自卑就是一个上上下下都要考虑的问题，而文化的自觉目前只在一小部分人那里。文化的对话和协商却是一个需要追逐的目标，真正平等的对话和协商是需要创造语境和能力的。目前，后殖民的语境文明还没有超越和突破，整个地球都在这个语境之下，所谓万马齐喑
所以，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处于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之中，同样处于一个摆脱和超越后殖民语境的问题，只是不同的是，他们在曾经施加给别人的殖民过程中殖民了自我的人性，他们现在需要在帮助别人摆脱殖民情结的同时自己走出曾经殖民别人的误区，实现文化自觉。所以，此时来看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真的很伟大。西方曾经文艺复兴，文化的自觉的作用不亚于当年的文艺复兴。世界文化的普遍的自觉将使得文化的下一步发展走向建康良性人性的发展轨道，使人成为人，像人一样地活着，大家都是人。
13， 我们先应在我们自己的意识里建立平等的观念。百年来“我不如西方”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全民潜意识”了，其中中国知识分子未能真正理解西方要负很大的责任。
姜飞：萨义德（Edward Said）说过：“不要以事物的现在状态去观察它，而要观察它之所以成为现在状态的方式”。法农（Fran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里谈到“内心殖民”现象：身处殖民文化中的“我”早已由殖民主义者事先确定了，从小灌输给我，使我不仅认同于这个外来的我，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唯一身份，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本来的文化属性。“我所使用的东西已经由……白人这个他者所提供，他们用无数个细节，轶事，故事造就了我”。“因此，不是我为自己创造意义，而是意义事先就已经存在，在那里等着我”。
讲个故事吧，是法侬讲的故事。
法侬《黑皮肤、白面具》中描写了黑白混血女人的故事法侬写道，“一个胆小的谦卑的黑人情愿接受他的主人的一切呵责——即使只是因为主人是比他‘更白’一点的混血儿。但是，当这个‘更白’一点的主人接到黑人奴隶的求爱时，却使她感到莫大的侮辱，她认为他是个白痴、白丁、无赖并且需要给他点教训；她要教会他更加礼貌和不要厚颜无耻。她要让他明白：‘白皮人’可不是为他们这些下贱的族群人准备的。整个‘混血儿’群体而共同感到了莫明的愤怒。他们向公共事务部的官员写信，要求殖民官员注意这些‘黑人’的行为，并要他们因为他们造成的对‘混血儿’的精神上的严重损伤给以补偿”！
14，有人认为，当前两大问题是：文化遗产没经妥善整理和发展，因之文化认同无法建立；主流社会视中国文化为次文化或边际文化。
姜飞：应该说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之间有关系，但并非必然。文化遗产是物的东西，文化认同是精神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物质存在并不一定完全决定精神现实。还有就是主流文化的界定，谁是主流？谁是支流？什么标准？谁定的？有关主流文化的说法已经很多了，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和保留观点。当西方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解构了西方的经典之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试图找到新的解释和方向，东方再一次成为西方发现自我和成就自我的文明的底片。歌德、伏尔泰时期将中国美化也是为了刺激自身的发展，但我们的一些做法却是自戕和投怀送抱，丧失了自我。另外，西方对中国形象符号的选择是“选择”的结果。是有意为之的。
15，《经济学人》有一期的封面就是中国龙和山姆大叔一起吞噬全世界的石油资源。一些民众认为熊猫不能代表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而在分析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时则用一只手持橄榄枝的熊猫来代表中国，因为他们很难把和平与龙联系在一起。
姜飞：就像香港的回归，中国用return，而西方媒体要用revert。熊猫是一个温顺、可爱，并已经在其进化的路上无法完全自理的物种。最主要的，它已经濒于灭绝。现代科技赋予该物种新的生命。这些都蕴含着古老陈旧濒于衰竭的中华文明，只有接受西方文明的馈赠和输血，才能重新活过来，给了你生命，当然你要温顺。总体上来讲，熊猫是他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龙是中华民族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一个是被拯救的，一个是富有强大的包容、创新和生机的，孰优孰劣，似不必多说。
（本文已大部分发表在12月11日新世纪周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