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按]这是在博海中无意发现的文章。思想性和文字美兼具。作者是“刘老师和你谈教育”。作者主张，对中国文化的整合，要本着重建的原则进行，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意识，而不是沿袭，也不是复兴。云云。有棱角的思维，愿荐诸于友。部分截取，有兴趣看全文者可寻下链接：http://blog.people.com.cn/blog/trackback.do?wlog_id=1154828724517279 在此谢谢刘老师。
民族文化的整合与诗歌精神的重建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长河中，有一条主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诗性文化。从《诗经》而降，离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中国古典诗歌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由于诗歌的辐射与渗透，诗美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对吕进先生的这句话，我们再进一步拓展，那就是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诗意”这个诗歌学中的词语经常被用于其它文化形式中就很能说明问题，绘画、书法、雕刻等我们讲究有诗意，即使是在科学领域中和日常生活中也离不开“诗意”这个词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因为牛顿的研究而不再吟咏彩虹，中国诗人却可以把诗歌与科学结合起来，写出“科学诗”来。中国古代诗歌《石灰吟》就可以称为科学与诗意有机结合的典范：“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歌不仅把生产石灰的整个过程——采矿（第一句）、煅烧（第二句）、获得产品（第四句）——描述得如此生动，它更是借这一生产过程写出了一种诗意的为人处世的原则——要留清白在人间。
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不比西方，但是中国文化的灵活性却可以弥补这个不足，丁肇中先生可以把量子物理与中国绘画结合起来，绘出赋有诗意的科学图画来。难道诗歌就不可以重新整合一下我们的民族文化，使中国诗歌重新繁荣起来，让这个原本充满诗意的国度诗意盎然吗？！
对中国文化的整合，我们要本着重建的原则进行，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意识，而不是沿袭，也不是复兴。新儒学的“究中西之际，重建道统；通古今之变，复兴儒宗！”的口号，是把对儒学的整合当作新文化，任何文化的整合，如果不是指向现代社会的需求，它就只能是旧文化。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须有现代化的意识来支撑，而不是用什么古代的圣人之言来界定。我们就是要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化的理念。从诗歌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创建出中国的诗歌精神。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逆之则亡，顺之则昌。”中国文化也应该与世界文化合拍，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这也是世界文化融合的要求。现代世界的文化更趋于人性化、自由化、民主化，更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立体性、创新性。对生存的关注，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对“自由的、自然的、自觉的、自强的、自尊的、自我状态的生命体”的呼唤是那样的强烈。那些保守的、颓废的、消极的文化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已经不可能与这个世界的先进性发展趋势相抗衡，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忧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的地球在颤抖了一下之后继续前进，我们应该做的是让我们的地球少一点这样的不良反映。那么中国诗歌精神的建设也应该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且我们的民族文化中的有关因素也是存在的。中国文化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空白的，只是我们还没有从“对现代社会有意义”的角度，挖掘出来加以整合、利用、发展。
我们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整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关注民生、大济天下的志向，做学问讲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挥之不去的灵魂之痒。屈原的诗歌中的每一个字表达的都可以说是对人民的热爱和关心，那《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高歌唱响在历史的深处；《哀郢》中的“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所表达的对人民遭遇的关注之情让人潸然泪下。兴起于中唐时期贞元、元和年间的新乐府运动是一场诗歌革新运动，以白居易、元稹为主要倡导者。新乐府运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就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运衰微，各种矛盾加剧，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关心国运民生的有志之士殷切希望国家能再度繁荣，让人民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因此他们放弃了盛唐的理想主义，而走向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它远承了《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近取杜甫、元结、顾况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观点，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关注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寄唐生》）。元代的张养浩不仅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咏叹，更是用实际行动做出了一件件爱国爱民的好事情。《元史●列传第六十二》记载：“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他接受任命，立刻“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并且“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恸，出私钱以济之。”到关中任职四个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
以至于“得疾不起”而死在任上。可以说，“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做人处世之本，是古典诗歌的主旋律，没有它，就没有了中国诗歌的脊梁。
可是，在今天，我们的诗歌却抛弃了这些根本的东西，搞起了舍本求末的艺术大折腾，直到折腾到只有艺术为止。艺术只是手段，表达思想和情感才是目的，就象坐车不是为了坐车，而是为了到达目的地一样。由统治阶级居高临下的“以民为本”到公民平等意识的“以人为本”，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进步，是现代意识中的最人文的体现，然而，我们的诗歌却还没有看到这个发力点，仍然在自我迷失中凄凄怨怨地行影自怜，或者自我陶醉。我们不妨再看一下中国古代的许许多多的诗歌流派，有那一个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但是，它们什么时候失去了艺术呢？！杜甫“吟安一个字，捻断数径须。”他对艺术的追求是多么的执著，他的诗歌的灵魂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具欢颜。”西方的诗学理论我们可以借鉴，可以让我们对表达艺术有更高程度的重视，但是把西方的诗学理论当作唯一的标准和金科玉律，就会做出有违中国文化意识的怪事来。
二，区分美丑，指向崇高。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吗？问这个问题，一定会被后现代主义者笑掉大牙，因为他们都已经后现代了啊。可是，事实是，中国虽然走进了现代社会，它的城乡差距、社会分配、公民权利、官员腐败、法律制度等等表明它离现代社会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在我们的政府规划中，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建成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现代化对于中国还只是一个时态，而不是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态还是将来时，更何况后现代呢。物质决定意识，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这是哲学常识，社会常识，然而，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诗人们却不懂这个，跟着英美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后现代的东西，而且还硬要我们接受，并且指着我们说，愚蠢。
英美等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毫无节制地现代化，为了高速发展而不考虑后果，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社会道德沦丧、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危机频繁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付出高于发展几十倍、上百倍的代价，这标志着它们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他们的文化艺术自然要反映这些，也有一些人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疑问而采取逃避的态度，于是后现代意识诞生了。福柯（Michel Foucault）要“超越”，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要“解构”，拉康（Lacan）要“淹没”，利奥塔德和博德里拉要“终结”，这些逆反和批判的理论真的完全适用于我们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连现代社会也不是，即使我们后现代了，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是利奥塔德和博德里拉之流所说的样子吗？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不是在沿着别人牺牲的道路走下去吗？我们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一句话，后现代意识不适合我们，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文化的引导，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现代时的意识。可是，我们的思想领域一片混乱，复古思想横流，颓废观念乱行，人们无所适从地生活着，超级女生成了信仰，比尔-盖茨成了追究。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崇高的人群，无论物质多么丰富，没有了精神支撑是怎么也不能进入现代化的。
